明朝老百姓在每年3次,共967次蝗災中探索出的方法,至今仍然沿用

明朝老百姓在每年3次,共967次蝗災中探索出的方法,至今仍然沿用

公元1641年,也是明崇禎十四年的夏天,當人們在田間看著莊稼,渴望在秋季能有一個好收成時,不幸的事發生了。隨著一陣“嗡嗡”聲的到來與離開,田間所有的綠色都化為塵埃。這就是在明代老百姓經常遇到的蝗災,隨後這陣蝗災席捲兩京、山東、浙江、河南,所到之地,皆成荒野。

蝗災的席捲讓人們顆粒無收,蝗蟲吃了人能吃的一切食物,之後便又引發的饑荒。當時史書上這樣記載這段苦難

“十四年六月,兩京、山東、河南、浙江大旱蝗。”而最終的結果是“野無青草,十室九空”。

明朝老百姓在每年3次,共967次蝗災中探索出的方法,至今仍然沿用

有的學者說“中華民族的發展史就是一部災難史。”這句話說得並不是沒有道理。

據統計,在《明史》當中,“蝗”字有129處,根據《明代蝗災與治蝗研究》統計,明代發生蝗災共967次,而整個明朝經歷了276年(1368年——1644年),前後16位皇帝,

平均算下來每年就要發生三次蝗災,而每位皇帝在位時要經歷大大小小60次這樣的災難。

但是在這些災難背後,最大的受害者還是人民,老話說“聽天由命”,可是此時的天早就被蝗蟲遮蓋了,人民只能期盼著朝廷的賑濟,如果正值庸官當政,對人民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最後只能流落街頭,餓死者不勝其數。

明朝老百姓在每年3次,共967次蝗災中探索出的方法,至今仍然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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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災自古以來就是影響農業生產的大害,在很多古人的眼中,蝗災給人們帶來的危害要遠大於水災和旱災,明朝徐光啟就說:“兇飢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地有高卑,雨澤有偏陂,水旱為災,尚有幸免,

惟旱極而蝗,數千裡間,草木皆盡,或牛馬毛,幡幟皆盡,其害尤慘過於水災。”

但並不是說僅僅因為蝗災本身對百姓造成的災難很大,而是說在發生蝗災之前還會有場旱災,這就是古人所說的

“久旱必蝗”。

因為蝗蟲產卵的土壤最佳含水量是10%~20%,而且土壤結實且植被稀鬆更有利於蝗蟲繁殖,而旱災之後乾旱使土壤結塊,萬里不見綠色。

明朝老百姓在每年3次,共967次蝗災中探索出的方法,至今仍然沿用

蝗蟲將卵產在土塊中,每平方米的土地上能產4000~5000個卵塊,每個卵塊中一般會有50——80顆卵,也就是說每平方米的土地中能藏下20萬~40萬顆卵。

乾旱少雨,植被稀疏對蝗蟲生存提供了好條件,可卻給數以萬計算,靠天吃飯的老百姓帶來了飢餓和痛楚。

而且明朝的蝗災影響範圍極廣,向北可延伸到東北地區,南部也能達到浙江、湖南等地。受災的老百姓哀嚎遍野,馬路邊田野上餓莩載道。

氣候固然是引發蝗災的一種不可變因素,但有些因素卻事在人為。人多了口糧也就多了,口糧多了地就得開墾了。明朝時期長江流域人口密度達到了75。7人/每平方公里,而唐朝時僅僅23。4人/每平方公里,黃河作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也是一直被開墾和挖掘著,資源過度利用、水土資源大量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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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風氣候所造成的夏季多雨,因為流域沒有植被涵養水源,導致河流決堤,引起洪災;而雨水少時河流乾涸,又造成旱災,旱災又造成蝗災,這讓本就不富裕的老百姓變得越來越艱難。

當然,政治對災害產生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因為只有國家這臺大機器才能更全面和有效地進行資源的合理排程。但是在明朝,封建體制已經慢慢走向下坡路,早已沒了漢唐的輝煌,政治的腐朽和宦官專權導致了官員的遲鈍和昏庸,據記載,大太監劉瑾家僅黃金就藏有24萬錠。正應了杜甫的詩: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加上北方少數民族不斷對明朝國境進行騷擾,明朝根本無法放開手腳去賑濟災民,當農民沒有辦法卻要生存下來時,唯一的辦法就是起義,所以明朝末年的農民起義規模巨大,且大部分都是災年。其中闖王李自成便是因為陝西災荒,忍無可忍,以“抗糧均田”為口號,揭竿而起,最終崇禎帝煤山自縊,明朝滅亡。

明朝老百姓在每年3次,共967次蝗災中探索出的方法,至今仍然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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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是從苦難中走出來的民族,在面對困難時,從來沒被打倒過,反而使我們更加堅強。就像尼采說的那樣:“但凡不能摧毀我的,都將使我更加的強大。”

在與蝗蟲進行鬥爭時,明朝人民彰顯了強大的智慧,從生產中汲取經驗。其中不得不提到的一個人就是科學家徐光啟。徐光啟精通農學,編撰的《農政全書》和《除蝗疏》中記載了大量抵抗蝗蟲的方法。

如今我們在治理蝗災中使用的一些方法便是汲取古代勞動人民的經驗。比如說透過挖溝渠來消滅蝗蟲,一般是在田地裡用布或者木板,當蝗蟲掉到溝裡時,趕緊上去掩埋或撲殺。這在徐光啟的《農政全書》中就有記載:“蝻子跳躍行動,便須開溝捕打,其法視蝻到處,預掘長溝,深廣各二尺,溝中相距丈許即作一坑,以便掩埋。”

明朝老百姓在每年3次,共967次蝗災中探索出的方法,至今仍然沿用

還有天敵防治法,《除蝗記》中這樣記載:“(蝗)未解飛,鴨能食之,鴨群數百入稻畦中,蝗頃刻盡,亦江南捕蝗一法也。”

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鴨子軍”

,這一點在現如今仍然沿用。但是就像專家說的那樣,用鴨子來抵禦蝗蟲只能應用於區域性的蝗災,同時在對已經成聚飛狀的蝗蟲群效果甚微。但這種方法既也有利於提升農民收入,對於古代許多老百姓來說可謂是一舉兩得。

而且徐光啟第一次系統地提出要從根源上治理蝗蟲,徹底消滅蝗蟲滋生的舒適環境,他在《除蝗疏》中寫道:

“故涸澤者,蝗之原本也,欲除蝗,圖之此其地矣。”

其中的“涸澤”就是因為乾旱少雨而乾涸的湖泊。

同時,明朝百姓還了解到了蝗蟲的趨光性。在晚上的時候張網進行捕捉。一些地方官還給出了重賞,一斤蝗蟲甚至能換到一斤米、一斤麵粉。

明朝老百姓在每年3次,共967次蝗災中探索出的方法,至今仍然沿用

儘管古代勞動人民在與蝗災的搏鬥中想出了各種辦法,可無奈生產力水平的落後、人事的愈發糜爛,

在大規模蝗災面前還是無可奈何,辛勤耕作的土地驟然變得草木皆盡,百姓的心也驟然像土地一樣荒涼。

所謂苦難,其實是記憶,我們都不想經歷災荒,但是當無法阻止時就應該從中得到經驗與勇氣,我們重溫苦難,是為了不讓苦難再次發生。

明朝老百姓在每年3次,共967次蝗災中探索出的方法,至今仍然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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