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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悲劇到底能不能算作悲劇
竇娥最終的確是死了，哪怕有竇天章最後替竇娥伸了冤，沉冤得雪，但一個無辜的生命的逝去，依然令人唏噓嘆息。魯迅先生所說的“悲劇是將美好的東西撕碎了給人看”從某種程度上講照常適用。
但總體上，我們依然透過重重簾幕，分明看到一個個詭異到讓人無法理性認知的東西，膈應得慌。
這是一種非人可為的內在邏輯的突然出位造成的。這種非理性而總蒙上了神性陰翳的劇情，總會不自覺地在中國的文學乃至所有的文藝作品中成為一種不可逆的趨勢，這總是讓人難以完全接受或者理解的。畢竟，生活在塵世間的我們，從來都不曾真正最終得到神人的眷顧，哪怕就是太行王屋二山，愚公要真的挖下去，也恐怕只能一步一個腳印。
可是，中國的文藝就是這般奇絕，它總能在無路可走的時候，為我們硬生生趟出一條路來。竇娥已經對“天地不仁萬物為芻狗”的指斥到了那樣一種地步，天真的作者依然能夠編排出三樁誓願讓竇娥得以暫寬慰了靈魂，而後又步步緊逼自己的高官爸爸硬生生從眾多的案卷中挑選出自己的案子，進行復審，最後終於發現端倪，壞人得到懲處，好人得以安慰，這是怎樣的一種因果輪迴般的良善呵！
於是孟姜女哭長城，讓一個殘暴成性的君主淪為下等；於是焦仲卿劉蘭芝即使已經雙雙殉情，也可以枝葉交通，鳥兒雙宿；梁山伯祝英臺已經死了，還可以羽化成蝶，翩翩天際；陳世美對糟糠之妻不管不顧，甚至當秦香蓮找上門來，他竟派出手下刺殺妻兒，最終迎接他的自然是包拯的鍘刀；杜麗娘都已經魂歸九天，依然可以在情郎來時，幡然甦醒；因為對父母不孝，甚至屢屢對父母惡語相向，拳腳相加，於是就連神仙也看不下去，最後直接賜給他雷電，讓他挫骨揚灰；……這些奇怪而又平常的內容，總時不時流光溢彩在中國文藝中，成為中國古典傳統文化的美學追求。
魯迅先生曾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中國人的心理，是很喜歡團圓的，所以比至於如此，大概人生現實缺陷， ，現在躺在小說裡敘述了人生的缺陷，便要是讀者感著不快。所以，凡是歷史上不團圓的，在小說裡往往給他團圓。
我們不能不說，中國人是善良的，他們總懇切希望好人能夠最終得到福報，而壞人也必將得到應有的懲罰，這種因果正是中國人最美好的精神嚮往，甚至成為中國人夢想的天國。但現實生活總是殘酷的，無法盡如人意，儘管人們常說“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不是不報時候未到”，但正如竇娥所說“為善的受貧窮更命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所有的悲涼和無奈正順理成章地按照自然和生活的規律發生發展著，誰也無法改變。
這本身就是一種悲劇。
於是，所有的人總寄希望於文藝，他們知道文藝宣揚的這些內容可以某種程度上約束一些人的作為，於是大量的“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開端結果就自然多了起來，並逐漸演變成了中國文藝的重大特點。這是作品對於讀者的順從，是文藝對於他的受眾的無奈靠攏。
現代人則不然，他們並不一定看不得悲劇，他們也自然積極吸收了悲劇作為崇高象徵的忠實意義，但繁忙而苦楚的現實困境讓他們常常已經精神疲憊，這時候，如果所謂的文藝再次作“惡”，反而會讓他們敬而遠之，於是乾脆，我們的現代文藝也開始變得柔順起來，他們寧願最終打上團圓的標籤，也不願意成為無人問津的臭鹹魚。
更何況，大團圓，或者說好人好報，這也是正能量的三觀的最大體現。大家又何樂而不為呢？
可是，我卻依然不得不說，哪怕是西方的莎士比亞悲劇，他也該是有了一個積極向善的光明尾巴，只不過那種肅穆的人文主義關懷常常已經代替了中國無路可走式的神話補白，這就是中西方文化的分野。也該成為我們塑造大團圓結局的鑑證。
反觀《竇娥冤》，儘管最終似乎大團圓結局已經註定，但一個漂亮溫順善良而又具有不屈精神的高貴的靈魂——竇娥，確乎是死去了。她死在了自己所曾經多麼信賴的塵世上，死在了根本無人拯救的冷悽悽的世界裡，她的悲劇不是個人性情的自作自受，而是周圍環境和社會強加給她的不幸。這所有的一切，在她，都還未出手就已經只能丟盔棄甲了。她所執拗的武器恐怕只有自己的剛烈和善良，除此之外，她一無所有。
於是，她自然而然地被冤枉，被屈死，被遺棄，只在塵芥堆裡，似乎還能依稀聽得見她悲憤的嘶鳴，成為照亮一個時代的絕響。
竇娥，成為所有良善之人對於冤屈的最直接的參照物，就只因為她太過普通，也只因為她本來就是“沒來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憲”，這是一個最底層人對於世界的樸素的看法。
於是，“我簡直比竇娥還冤”自然就成為了所有不滿被別人冤枉的最佳代名詞。
——2019。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