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言九林
編輯丨吳酉仁
說一說漢文帝劉恆。
劉恆是漢高帝劉邦的第四個兒子，庶出。他在歷史上留下的最著名標籤，是“以三十稅一與清靜無為，開啟了文景之治”。
其實，
就物質層面而言，文景時代的百姓所過的，也只是一種勉強餬口的生活。
賈誼在給漢文帝的奏疏裡說過：“漢之為漢幾四十歲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也。故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矣。歲惡不入，請賣爵鬻子，既或聞耳矣。”——漢朝建國快四十年了，國庫是空的，民間也沒有積蓄。遇上風不調雨不順的年景，百姓便要餓肚子，便要賣兒賣女。賈誼不至於特意寫奏疏去詆譭劉恆的治績。這段敘述顯示，當時的底層百姓仍過著一種低程度的生活，抗風險能力很弱。
漢文帝時代真正的大變化，或者說“文景之治”含金量最高的部分，其實是社會從轉向了“以舉報為恥”。這一變化，記錄在《漢書·刑法志》裡。內中說：
“及孝文即位，……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
“告訐”的意思，是舉報他人的問題，揭發他人的隱私
。所謂“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指的便是劉恆君臣論事論人皆從寬厚處著眼，以關注他人的優點為主，以舉報他人的過失為恥。為了將“以舉報為恥”這種好風氣推廣至底層社會，劉恆還做了一件事情：
“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
“罪疑者予民”的意思是：對百姓的指控若存在疑點，該疑點在判決中產生的利益須歸被指控者，大致相當於今人常說的“無罪推定”。
“罪疑者予民”乃是一種從制度上消滅舉報者的良策。道理很簡單：舉報者的常規手段，無非是捕風捉影、割裂情境與翻查舊賬。如果司法政策鼓勵舉報，這些手段自然會奏效；如果司法政策堅持“罪疑者予民”，則捕風捉影、割裂情境等手段造成的疑點會讓被舉報者受益。舉報者難以舉報成功，拿不到舉報的收益，“告訐之俗”便會很自然地消退。
漢文帝像
出臺“罪疑者予民”這種司法政策，既是劉恆深思熟慮後的決定，也是當時知識界的一種強烈訴求。
自商鞅變法，編民五家為伍，十家為什，便在底層社會造就了一種彼此監視、彼此舉報的風氣。秦國（朝）的政策是：同一編制中的百姓，若有人犯法，其他人不舉報，便要受到株連；反之，舉報者可以得到獎賞。不獨鄰里之間，同床共枕的夫妻也負有互相舉報的義務。據睡虎地出土秦簡，秦律中有規定：丈夫行盜，其妻知情並共享所盜之物，須同罪論處。反之，丈夫犯罪後，妻子於案發前主動舉報，則其嫁妝可以不被沒收。
這種政策在劉邦與呂后時代，也得到了延續。蕭何以“約法三章”不足以御奸為由，“採摭秦法……作律九章”，其中便應該有鼓勵舉報之類的內容——劉邦與呂后誅殺韓信等功臣時，常常藉助舉報者提供的訊息來給功臣定罪。
這種舉報不止常見於長安廟堂，也在底層社會造成了一種戰戰兢兢的空氣。
所以，當漢文帝“求能治《尚書》者”時，年已九十餘歲的伏生提供的《尚書》版本中，便有“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的主張，希望文帝少殺人，如果一名被告有可能是無辜者，也可能是有罪者，便應該放過他，因為殺害一名被誣告的無辜者給社會造成的傷害，要遠遠大於放過一名有罪者。賈誼給漢文帝提意見，也說“與其殺不辜也，寧失於有罪也……
疑罪從去，仁也
”——被告如果有可能是無辜者，便應放過他，而不是將他當成罪人誅殺。疑罪從無，這才是仁政。
這些意見顯示，在漢文帝實施“罪疑者予民”的新政策之前，漢帝國存在著舉報之風。是新政策讓“告訐之俗易”，給了漢帝國百姓一種更具安全感的生存環境。
陝西咸陽楊家灣出土的西漢兵馬俑
其實，
舉報之風會在漢文帝時代消退，是多項人事改革與制度建設合力造成的結果
。其中最重要者有三項，除了前文提到的新司法政策“罪疑者予民”外，還包括“尊重律法”和“廢除誹謗妖言法”。
前者主要透過任命張釋之做最高司法長官來實現。據《史記》與《漢書》的記載，張釋之的司法理念是“
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
”——律法不止約束天下百姓，也約束天子。所以，即便行人驚了漢文帝的馬，張釋之也僅按律條對其“罰金”，而非按文帝的意志將其誅殺；即便盜賊偷的是劉邦廟裡的器物，張釋之也僅按律條將其“棄市”，而非按文帝的意志將其“族誅”；即便上朝時“不下司馬門”的是太子與梁王，張釋之也會彈劾他們違背律法，讓漢文帝不得不出來道歉，說自己“教兒子不謹”。
張釋之曾告訴漢文帝，律法須取信於民，百姓犯了法按律法判決，天子與貴族犯了法也按律法判決，不在律法之外施加懲罰，百姓才能感受到社會秩序具有安定性，才會有安全感。反之，百姓就會失去安全感，“民安所措其手足？”，他們做事處世，都將變得不知所措。
後者，也就是“廢除誹謗妖言法”，則由漢文帝頒佈詔令來實現。詔令的原文如下：
“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大意是：當下的律法裡有誹謗妖言之罪。該罪名讓朝臣們不敢說真話，讓皇帝沒機會聽到真實的批評意見，也讓朝廷沒法獲得賢良之才的輔佐。應該廢除。當下的律法裡，百姓以言語或巫術詛咒皇帝，批評朝廷出爾反爾不履行已約定應允的政策，也會被官吏定性為大逆和誹謗之罪。這不過是底層百姓的無知愚行，不必管他。從今以後，此類情形不許追究。
誹謗也好，妖言也罷，皆是滋養舉報與告密的溫床。漢文帝下詔“廢除誹謗妖言法”，甚至容許百姓因為政府說話不算話而詛咒皇帝，對民間的舉報之風來說，無疑是一記重擊。
遺憾的是，由漢文帝主導的人事改革與制度建設，在漢文帝去世後便坍塌了。
人事方面，《史記·張釋之傳》裡說，“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在漢文帝時代，張釋之堅持律法面前人人平等，曾彈劾時為太子的漢景帝違法騎馬透過司馬門。文帝死後，他立刻戰戰兢兢起來，開始稱病不再管事。想要辭官又怕惹怒景帝被誅殺，想要去向景帝謝罪也擔憂後果難測。好在，景帝沒有跟張釋之直接算舊賬，只將他變成了一個可有可無的閒人。
漢景帝像
制度方面，新廷尉為漢景帝制定了新律法，開始鼓勵官僚系統內部互相舉報，“有能捕告，畀其所受臧”，舉報者將得到被舉報者的贓物作為獎賞。該政策與文帝時代的“恥言人之過失”完全相反。漢武帝時代，獎勵舉報的政策又從官僚系統內部擴張到了民間。《史記·平準書》裡說：“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所謂“告緡”，便是舉報民眾財產中的非農業收入部分，舉報者可獲得被沒收資產的半數作為獎勵。百姓互相舉報財產的結果，是再無人願意努力勞作，因為增加家庭財富便等於成為被舉報的目標。
為什麼在舉報這個問題上，景帝與武帝會採取與文帝截然不同的政策？
答案或許便藏在《史記·孝文字紀》當中。文帝即位的第一年，頒佈政策廢除了連坐酷刑。“有司”普遍表示不能理解。他們說：一人犯法全家連坐乃是為了恐嚇百姓，“累其心，使重犯法”，讓他們心生懼怕不敢觸犯律法。這是古老的辦法，不應更改。文帝的回答是：“法正則民愨，罪當則民從，……
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為暴者也
”——律法必須正派，論罪必須恰當，百姓才會遵從。用不正派的律法去懲罰百姓，是在驅逐百姓由好人變成暴民，逼他們去作奸犯科。
“告訐”，很顯然乃是一種“不正之法”。（來源：騰訊新聞）
班固：《漢書·食貨志（上）》；《漢書·刑法志》；《漢書·孝文帝紀》；《漢書·孝景帝紀》；《漢書·張釋之傳》。司馬遷：《史記·平準書》；《史記·孝文帝紀》、《史記·張釋之傳》；《史記·賈誼傳》。《睡虎地秦墓竹簡》，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1978年，第97-98頁。辛德勇：《製造漢武帝》，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版，第130-1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