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組成部分，中國古代法律制度在封建國家管理方面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早在奴隸制社會的夏、商、周時期，就出現了以習慣法為主，禮刑並用的奴隸制法律。
奴隸社會時期的法律，體現了王權和族權的統一，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滲透著神權思想。商周時期，成文法的出現，使得夏朝以來的法律制度得到重要的發展。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發生劇變，大量成文法的制定和公佈，限制了舊貴族的特權。尤其是到了戰國時期，封建制度開始確立，各諸侯國相繼頒佈了保護私有制為中心，帶有封建性質的法律。
中國古代法律
中國古代的法律形式複雜多樣，其中主要包括：刑、法、律、令、典、詔、誥、比、例等。在秦國的商鞅變法之前的戰國時期，“法”是各諸侯國常用的法律形式，各國變法都以“法”為名稱。而在商鞅變法之後，以魏國李悝所著的《法經》為基礎，改法為律，制定了《秦律》。
在此之後，“律”成為了中國古代常用的法律形式，例如《漢律》、《隋律》、《唐律》、《大明律》、《大清律》等等。歷代律法，都繼承或借鑑了前代的合理之處，同時立足於各朝代社會發展的現實。例如《大明律》，不僅繼承了明代以前中國古代法律的優良傳統，也進行了歷史總結，進行了修訂。
“法自君出”，是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特點。在封建社會時期，歷代的法律都以君王的個人意志的形式表現出來，皇帝即是最高的立法者，也是各項法律的最高審判者，皇權凌駕於法律之上。法律形式中的“詔”和“誥”，就是這一特點的重要體現。
所謂“詔”，就是詔令，即為皇帝釋出的命令，具有著最高的法律效力，可以任意的公佈、改變、甚至廢除法律。與之類似的還有敕、誥、命、制等多種形式，所有這些都反映了中國古代時期法律法自君出的特點。
以財贖刑
除此之外，贖刑制度出現和發展也是中國古代法律的重要特徵。所謂贖刑，就是罪犯按照規定或經過允許，繳納一定的錢財來抵消原定的刑罰。在《尚書·呂刑》中就曾有過記載：“五刑之疑有赦”。說的就是如果對於五刑中有疑義的案件，都可以進行贖刑。
早在西周時期，就出現了初步的贖刑制度，從死刑，到仗刑、笞刑，都可以贖。到了秦朝時期，法律中規定有“贖黥”、“贖耐”、“贖遷”等，基本上涵蓋了刑罰的大部分，但也有所限制，同時針對不同身份地位的罪犯有著不同的適用範圍。漢朝時期多沿襲秦朝的贖刑制度，允許透過言錢財的贖罪。除此之外，有時還能夠用米粟、絹帛、牛馬等進行贖罪。
到了隋唐時期，贖刑制度經過歷代的發展，逐漸形成了完善的制度。初唐時期，為了維護社會穩定，統治者實行西周時期“明德慎罰”的政策，提倡尚德、敬德，刑罰適中，不亂罰無罪，不亂殺無辜。這就為贖刑制度的發展創造了條件，進一步的實現了法律化、制度化。而到了明朝時期，贖刑制度發展到了新的歷史高度，變得更為詳細。
明朝贖刑制度的發展
在“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治亂世用重典”等思想的指導之下，明朝統治者對於國家法律的制定十分的重視。公元1367年，在登上帝位之前，朱元璋就成立了以左丞相李善長為總裁官的立法機構，進行律法的制定。
到同年十二月，編成《律令》，作為國家法典。到了洪武六年，朱元璋再次命人在《律令》的基礎之上，制定了《大明律》並頒佈天下。在此之後的二十餘年間，《大明律》歷經了多次修改，最終在洪武三十年重新頒佈，而終明之世未再修訂。
從此，中外決獄，一準於此律。然而，在法律的實踐中，世間的案件無窮無盡，因此並不是每一種狀況，律法都有所涵蓋。同時，在一些情況下，無法對罪犯進行準確定罪，案件往往存在疑問。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為了補充律法條例的不足，明朝的統治者發展了歷代以來的“例律並行”和“贖刑制度”。所謂例律並行就是如果在律中沒有明確的規定時，就可以用相似的律條來進行定罪。而在贖刑方面，在洪武中期的時候，朱元璋就曾三次下令，准許“贖及雜犯死罪以下矣”，促進了贖刑制度的發展。
而相較於歷代贖刑制度，明朝的贖刑有著許多不同的方面。首先，是在針對官員贖刑標準的不同。在唐朝時期，官員如果犯法，在能夠實行贖刑的情況下，會根據官員的品階，進行衡定。如果罪小官大，在抵罪之後，保留官職，用錢財贖罪。而當罪重而官品低的時候，官位被“當”之後尚有餘罪，仍可以用錢財繼續贖罪。而明朝官員在贖刑的時候，並不限於官品。
除此之外，對於適用贖刑的情況明朝時期的律法也有明確的規定。一般來說，老幼、廢殘、篤疾、婦人犯徒流等刑者都能夠進行贖刑，這是一個與歷朝贖刑制度又一個不相同的地方。適用的範圍較為廣泛，同時更加的寬宥。這主要表現在贖刑者的身份不再擁有限制，同時能夠改以錢贖刑為以物贖刑甚至以勞役贖刑。
小結
贖刑制度的發展，作為封建國家律法的補充，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穩定社會、發展生產的作用。但同時，由於政府腐敗導致贖刑制度混亂的情況出現，很可能導致贖刑的得益者，主要集中在官員和富貴之家。因為一些貧苦人家，可能根本沒有錢財進行贖刑
在這樣的局面之下，贖刑制度成為了上層人士的特權，進而造成司法的混亂，社會矛盾的進一步加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