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人胡嗣瑗（1869-1946）為民國以來複闢事業要員，所著《直廬日記》記載1931年溥儀在天津事極詳。溥儀在天津時倚胡嗣瑗為心腹，“行在辦事處”諸事都交給胡嗣瑗綜攬。日記原藏遼寧省圖書館，中華全國圖書館縮微複製中心曾影印出版，《歷代日記叢鈔》第188冊亦收錄，今有裘陳江整理本（題為《胡嗣瑗日記》，鳳凰出版社2017年版），較便使用。
《直廬日記》開篇高標宣統年號
《直廬日記》是一部有趣的日記，記載時間很短，僅止於1931年的前九個月時間。認真翻閱完《直廬日記》，我們很容易發現這部日記頻繁出現“扁”字。扁即匾，《說文解字》稱“扁，署也。從戶冊。戶冊者，署門戶之文也”。這種懸掛在門戶和其他地方的匾，儘管今天已經不那麼重要，但在傳統中國的日常生活中卻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衙署、書院、宮觀、寺廟、宗祠、戲臺等公共空間中，以及傳統民居中，我們總能發現匾額的影子。於是，日記記載匾額看起來並不稀奇。但這部日記記載的匾事，卻有些特殊。首先，賜匾的人是已經退位將近20年的溥儀；其次，這些匾事活動並非傳統上無聊的禮儀虛文，幾乎每一塊匾的背後蘊函許多耐人尋味的故事。圍繞這些匾額，各方勢力還存在許多博弈。
自然，《直廬日記》中的匾事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注意。數十年前，文史學家羅繼祖（1913-2002）在通讀《直廬日記》影印件後，即指出這一年“請賜扁者頗多”。為此，羅先生特別列出“賜扁”一條，統計這一年請匾的人士，居然高達19人，包括劉錦藻（1862-1934）、張宗昌（1881-1932）、杜月笙（1888-1951）、劉承幹（1881-1963）等人。在羅先生看來，“賜扁”成為這部日記最有價值的七部分內容之一。（羅繼祖《楓窗三錄》卷五“《直廬日記》”一文）羅先生所列舉的均是請匾成功者，如果加上請匾未成功的，則尚有哈同（1851-1931）遺孀，若再加上溥儀主動賜匾者，則獲匾者還有日本、朝鮮等國人士，數量超過20次。賜匾，在1931年已然成為天津行在的重要活動內容。
裘陳江整理《胡嗣瑗日記》，鳳凰出版社，2017年
1931年，許多人向溥儀求匾，可能僅僅是時間的巧合。對杜月笙而言，這一年，轟動一時的杜氏家祠落成。對哈同遺孀而言，哈同不幸在這年夏天去世了。對更多人而言，這一年是他們整十的生日年份。1931年，以創作打油詩聞名的張宗昌50歲，著名藏書家劉承幹同樣50歲，做過御史並擔任溥儀老師的蕭丙炎（1861-？）70歲，與蕭氏同歲的還有劉承幹的父親劉錦藻。對這些人而言，能夠在本年獲得溥儀的賜匾，無疑是一件十分榮耀的事情。
對溥儀而言，1931年同樣是一個重要的年份。自1924年被趕出紫禁城以來，這位26歲的末代皇帝在天津已經待上了第八個年頭，對這種現狀他早已感到厭倦。何況這一年遜清皇室麻煩不斷，從年初的財務危機，債務糾紛訴訟，到西陵被盜，再到淑妃與溥儀鬧離婚乃至對簿公堂，再到各種書畫交易，群從諸臣勾心鬥角，種種事情把溥儀鬧得焦頭爛額。這年秋冬季節，中國北方還爆發了一件令人矚目的大事。9月18日，日本關東軍悍然襲擊中國軍隊，蓄意製造事端，暴露日本武力侵佔東北的野心。這場事變給溥儀改變自身處境提供了契機，在日本人的誘導與合謀下，事變後不久，溥儀從天津潛往東北，為此後的“偽滿洲國”埋下伏筆。
偽滿洲國建立以後，溥儀廣遭唾罵，其所賜匾也聲光黯淡，影響力僅侷促於偽滿及遺民群體中。對溥儀的賜匾活動而言，1931年可能是最後的一個高峰。
一、1931年的匾事概況與賜匾一般流程
在清代社會生活中，匾額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廟堂之上，皇帝頒賜匾額被視為極其隆重的事情。在民間交往中，匾額成為情誼的象徵。在許多場所，我們都不難發現匾額的身影。或許由於匾額過於常見，人們往往習焉不察，投入並不那麼多的關注。尤其對於皇帝的賜匾，研究者普遍將其視作簡單的恩賞，將其視作模板化的、僵死的具文，因而更無深度研究的興趣。的確，在有清200多年的歷史中，皇帝頒賜了數不清的匾額。那些寓意吉祥和慶賀、代表永久和光榮的匾額，以及一系列儀式化的頒賜流程，令人感到枯燥甚至作嘔。只是令人稍感意外的是，1912年清帝遜位以後，舊皇帝的賜匾活動仍在繼續，而且衍生出比從前更為有趣的故事。圍繞遜清皇室及其群從大臣的匾事活動，在《直廬日記》中有相當多的記載，其中所佔比例最多的依然來自遜清宗室和遺民群體。在討論遜清皇室周圍遺民群體的求匾活動之前，我們有必要看看這一時期匾額的社會需求狀況。
對許多所謂社會賢達而言，匾額是榮耀和交遊廣泛的重要宣示，是重要時刻不可或缺的陳設。在《杜氏家祠落成紀念冊》，明確記載的“匾額”共計303塊匾額，此外尚有盾額鼎額近300塊，再加上一些未印入正文的匾額，則僅僅杜氏家祠落成，杜月笙所收的各類匾額就超過600塊。贈送匾額的既有蔣介石、宋子文等國民政府政要，也有吳佩孚、曹錕、張宗昌這樣軍閥，此外教育界王伯群、王西神，金融界陳光甫等等均曾列名送匾，各國駐滬總領事、上海各路商行、企業等等均贈送匾額。琳琅滿目的匾額折射了杜月笙廣泛的交際。
杜氏家祠蔣介石題匾
杜氏家祠于右任題匾
杜氏家祠吳佩孚題匾
匾額深度參與社會生活，也一併影響了捲入其中的人。請匾、寫匾、贈匾等一系列行為構成的匾事活動，對清遺民而言，更具特殊意味。畢竟，所有的匾事活動不僅是儀式和象徵，也不僅是交際和虛文，在許多時候，匾事活動還是赤裸裸的經濟活動。在清遺民的生計問題上，匾額髮揮了積極作用。題匾成為許多清遺民的重要收入來源。以書法著稱的鄭孝胥（1860-1938）題寫匾額的範圍十分廣泛，從寺廟題匾（如寧波育王寺），到為銀行、商鋪（如小有天酒樓）等等，這些題匾活動給鄭孝胥帶來不菲的收入。僅僅書寫幾百字的《杜氏家祠記》及相關匾額，鄭孝胥就獲得800元的潤筆。
在社會生活中居於突出位置的匾額，由此成為文人關注的焦點。尤其是，皇帝御賜的匾額，作為家族的榮耀，更成為世人關注的中心。清遺民中關注匾額者為數不少。例如，1931年八月廿九日，左宗棠之孫左邰孫與劉承幹閒談，左氏就特別提及1930年左宗棠長沙宅為軍隊佔據，“因軍火失慎，付之一炬，所有御賜對聯及文襄墨跡盡成灰燼”。劉承幹將這段談話記載到《求恕齋日記》之中，表明他和左邰孫一樣，對聯匾投入了相當的關注。
透過上面簡要的論述，我們可以初略感受到1931年前後，社會上仍然存在諸多的匾額需求，匾額的文化氛圍仍然存在，尤其地，對清遺民群體而言，匾額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畢竟，在政權沒有更迭之前，他們是匾額文化當仁不仁的主導者。由於這些緣故，匾事活動中居於最高位置的皇帝賜匾，對清遺民而言，重要性並沒有衰減得太厲害。
溥儀賜匾的整體流程大體與前朝一致，即往往由臣下上奏，因某事懇請皇帝為某人頒賜匾額。在溥儀恩准之後，再由近臣擬定備選匾文，呈請溥儀圈定，然後由於朱益藩（1861-1937）、胡嗣瑗等人代寫，鈐上玉璽，發還請匾人。最後，請匾人在上折謝恩。至此，一次常規的賜匾流程宣告結束。不過，1931年的許多賜匾活動，卻充滿變數。在常規的賜匾活動背後，存在許多的權衡與角力，令這種枯燥的儀式變得耐人尋味。
二、清遺民圈子的求匾
1931年，從正月開始，天津行在已經開始張羅遺民賜匾活動。一些不斷為遜清皇室報效的人士率先獲得賜匾，如劉承幹父親劉錦藻獲賜“溫仁受福”，就與其報效有極大關係。這年正月初三日的劉承幹日記記載：“囑剛甫寫信致章一山，匯去本生父親貢款五千元。”這是正月裡遜清皇室收到最大的一筆報效款，為了嘉獎這一行為。皇室自然要對此做出表彰，而賜匾無疑是較為輕鬆的一種。
另一些為溥儀所看中的軍閥也獲得賜匾的機會，如張宗昌五十歲生日，即獲賜匾“萬福威名”。從後來各種證據看，溥儀意在利用張宗昌為其復辟事業作貢獻。這也可以證明在五月份，張宗昌再次請求賜“皕忍堂”匾時，溥儀很快恩准。
1931年天津行在的賜匾活動中，遺民及各色人等往往遵循常例，上奏求賞，至於溥儀賜匾內容，則莫敢置喙。然而，由於溥儀權威日漸黯淡，他身邊的大臣漸漸開始逾越常請，不僅主動求賞匾，還一併圈定匾文內容。《直廬日記》記載曾任御史並做過溥儀老師的蕭丙炎，大膽自請賞匾：
三月廿五日。午後，傳諭蕭丙炎七十生日，自請賞給“歲寒松柏”扁額，只可照準，即代書頒發可也等因。側見上意如此委曲遷就，待從亡臣工可謂至矣！盡矣！敢不茹恨書之？即備絹照寫，乃退直。
三月廿六日。承諭：蕭丙炎生日自請賞扁，並敢指出字樣，可謂忘分，因念相從較久，不得不格外加恩。臣因面劾其近日治病處方往往任性草率，此後為上請脈用藥，務請垂意斟酌。得旨：此亦深知，決不任其輕率誤事也。
蕭丙炎仗著自己的老資格，不僅主動要求溥儀賞匾為自己慶祝生日，而且制定匾文為“歲寒松柏”。從溥儀《召見日記簿》披露內容看，這一時期，溥儀召見最多者就是蕭丙炎，幾乎天天見。難怪蕭丙炎有這份請匾的底氣。不過，胡嗣瑗卻將此視作溥儀在委曲遷就，故不禁在日記中連連感嘆，然而無可奈何，最終含恨代筆寫下“歲寒松柏”頒賜給蕭丙炎。溥儀儘管指出蕭丙炎忘本，然而在身邊侍從人員日益凋零之際，只好格外開恩。即便胡嗣瑗趁機彈劾蕭丙炎在為溥儀診病時草率開方，溥儀也只能唯唯否否，含糊迴應。
《直廬日記》所載溥儀賜匾一覽
並非所有人視溥儀所賜匾為榮耀，在“赤化”等政治波瀾下（相關論述見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第七章），一些人甚至將其視作潛在危險。升允（1858-1931）去世之後，在上海長沙路報本堂公祭，即有人持不同意見。劉承幹1931年八月二十日日記記載，江蘇武進人莊得之跑來說，“說現在時勢如此，爾家居停太不懂事，通告附有上諭，尤覺觸目”。不僅如此，莊得之還將靈前懸掛的上諭拿走，稱“民國已二十年，尚敢稱宣統年號，設有事端，誰任其咎，故千萬不可懸掛”。而曾任直隸總督的陳夔龍（1857-1948）則因為膽小怕事，推脫“頭疼發熱，不能到會”。原本陳夔龍是公祭升允的領銜者，連他都因害怕而不敢到場。以致於劉承幹在日記中感嘆：“小石官至總督，深受國恩，豈可如此，所以予甚為灰心也。至通告共發百張，但到者不及半數，有送輓聯而人不來者，有來而不送禮者。”看來，為了自身安危計，一些遺民已然把遜清皇室的頒賜視為麻煩，唯恐避之不及。
在一些賜匾活動中，身在天津的章梫（1861-1949）的身影十分突出。劉錦藻、嚴昌堉等人的請匾、領匾、謝賜等均有章梫代勞，章梫在溥儀匾事活動中扮演了“掮客”角色。章梫這樣的“中間人”對於溥儀賜匾活動十分重要，他在溥儀和求匾者之間起到“潤滑”作用。當求匾者過於非分之時，由於中間人的存在，則可以保全皇室顏面。而對於求匾者而言，章梫這樣熟悉皇室內部規矩的人，則為他們提供了議價空間，使他們可以最大限度獲得想要的匾額。
由於遜清皇室權柄權威日益黯淡，越來越多人都開始扮演“中間人”角色，以便從中分一杯羹。一些人因此順利求得匾額，而另外一些莽撞人的加入，則引起溥儀和群從臣工的不悅，最終導致求匾活動失敗。杜月笙和哈同家族的求匾活動就展示了這種狀況。
三、杜月笙與哈同家族的求匾活動
1931年春夏之交，在杜月笙營建的杜氏家祠即將落成之際，杜月笙希望尋求溥儀賜匾，以此光耀門楣。這年四月初八日《直廬日記》記載：
到園，聞鄭孝胥言陳增榮將自充杜月笙代表，本日來園請安，進呈《聖祖御製詩文集》全部、《高宗御製詩文集》四套，意在為杜月笙求宗祠扁也云云。此輩因緣幹求非分，竊不謂然。增榮旋來，孝胥為之先容，得蒙召對，進書賞收。陳寶琛來，知之亦大詫而無如何。
胡嗣瑗從鄭孝胥處聽聞陳增榮將充當杜月笙代表，以幾部御製詩文集作為見面禮，為杜氏家祠求匾。對此，胡嗣瑗認為此舉是非分之請，並不認可。然而由於鄭孝胥的幫助，陳增榮得以面見溥儀，所呈書籍也被溥儀收下。這種違規的舉動，在群從大臣中引起了不小的非議。對於杜月笙求賞行為，年過八旬的陳寶琛（1848-1935）大吃一驚，然而卻也無力反對。
《直廬日記》記載為杜月笙家祠擬匾
胡嗣瑗和陳寶琛站在維護溥儀名分基礎上，並不贊同給上海灘的流氓大亨賜匾。然而，四月十一日，溥儀傳諭：“日前陳增榮代上海杜某進書，意頗誠懇，可賞扁額，擬字候定等因。”對此，胡嗣瑗只能無可奈何，遵照執行。次日，胡嗣瑗請溥儀圈定“耀此聲香”，隨即讓朱益藩寫匾。但在日記中，胡嗣瑗仍憤憤不平地表示：“區區為上愛惜名分，實欲於無可如何中少留地步，而此輩務欲凌替盡淨而後快，誠不測其是何居心！”就《直廬日記》所示，胡嗣瑗對於皇室忠心耿耿，極力維繫皇室的尊嚴。胡嗣瑗極為注重禮法，如五月十二日日記記載：“溫肅、章梫來，與陳寶琛同陪上午膳。兩人各得賞玉佩一事，溫肅言偶失檢，餘面斥之。”
在溥儀的群從之臣中，像胡嗣瑗這樣忠心耿耿者並不多見，大部分人都懷有各種各樣的私人目的。杜月笙請匾之所以成功，主要是鄭孝胥發揮重要作用，胡嗣瑗對此也略有感知。如今翻看《鄭孝胥日記》，不難發現其中的蛛絲馬跡。1931年三月十一日，鄭孝胥在上海赴劉志陸的宴會，同席者有楊度、樊德光、湯漪、杜月笙、張嘯林等人。鄭孝胥在日記中寫道：“杜、張約十三日晚飯，二子皆法界之豪客也。”三月十三日，杜月笙、張嘯林派車邀請鄭孝胥赴宴，數十人作陪。不久之後，鄭孝胥返回天津。至於四月初八日，日記就記載溥儀“召見陳增榮，代上海法界華商杜鏞進呈聖祖、高宗文集。”儘管《鄭孝胥日記》並未提及自己居間求賜匾事，但綜合胡嗣瑗《直廬日記》記載看，鄭孝胥當已接受了杜月笙的請託。此後的四月十七日，鄭孝胥“書《上海杜氏家祠碑記》及匾聯”，隨即獲得潤筆費800元。對於鄭孝胥這種行為，我們也不必厚非，畢竟，翻開《杜氏家祠落成紀念冊》，可見此期為杜氏家祠作記者還有章炳麟、楊度、周駿彥、馮雲初，書家則有鄭孝胥、沙孟海、王西神等人。
楊度撰、鄭孝胥書《杜氏家祠記》
在人情和錢物的作用下，遺民們對皇室的忠誠事業不免大打折扣。就連曾與胡嗣瑗站在同一立場的陳寶琛，在另外一些賜匾活動中也改變了看法。當四月份，章梫主動為劉承幹求匾時，胡嗣瑗認為劉承幹不過是過50歲生日，如果考慮資格年輩等因素，並不適合頒賜匾額，即便出於特殊恩典，也是異數。這一點，劉承幹後來在獲得匾額時也頗感吃驚，在日記中自記雲：“前日由章一山左丞寄到御賜‘規策榘謨’扁。五十賜壽，實屬異數，惶悚無似。”但在當日，陳寶琛則認為可以賞予一匾，而溥儀也照準了。資歷尚淺的劉承幹獲得賜匾，對於恪守賜匾舊規的胡嗣瑗一派來說，無疑是一個打擊。但是杜月笙、劉承幹等人求匾成功，並不表明皇室完全不顧及身份而隨意賜匾。在哈同家族求匾中，皇室就予以鮮明的拒絕。
劉承幹日記記載獲頒“規策榘謨”匾
猶太裔富商哈同（1851-1931）於1931年6月19日去世，十天以後，哈同遺孀妻羅迦陵（1864-1941）就派遣潘語舲到天津行在求恩賞匾，卻遭到溥儀的拒絕。《直廬日記》五月十五日（6月30日）記載：“竊以哈同生前頗為英美上流人所不齒，死後輒欲上幹榮典，已婉辭卻之。得旨：甚是，與朕意相合。”溥儀和胡嗣瑗拒絕的理由十分簡單，即哈同道德人品無法得到英美上流人士的認可，卻妄想在嗣後獲得恩榮之典，顯然是痴心妄想。
然而，遜清皇室果真是因為哈同“不入上流”而拒絕賜匾麼？結合其他材料來看，則情況並非如此。
6月30日，潘語舲面見溥儀，所攜帶的不過是“果品茶葉”。這樣的見面禮顯然過於輕薄。而且他們所請的居間人顯然也不合時宜。哈同遺孀在請匾遭拒後幡然醒悟，準備報效萬元，再度求匾。《直廬日記》七月廿九日記載，“濟煦交到朱益藩手函，謂章梫言哈同家屬擬報效萬元，求恩賞扁額之類，屬陳明速復。……敝意哈同家屬報效如滬上有人為之陳，屆時再請進止較為得體，若此時遽由我輩預言之，不幾近於市儈諧價之所為耶？函經呈覽，承諭：無此辦法。果不幸言中矣。”在哈同遺孀這樣的生意人而言，報效一萬元應當足以買到溥儀恩賞的御匾，但是她沒有料到，遜清皇室雖然財政上捉襟見肘，但小朝廷必要的顏面仍必須維持，像市儈一般做赤裸裸做交易，小朝廷顯然不答應。故而，哈同家族這一次請匾再遭失敗。
儘管這次求匾活動以失敗告終，但哈同家族此次求匾不僅找對了人，而且懂得透過報效去求匾，這表明他們略略懂得皇室賜匾的套路。兩次求匾背後方式的轉變的背後，當有高人指點。而這位高人就是破例獲得溥儀賜匾的劉承幹。嘉業堂主人劉承幹儘管在藏書上吃過一些虧，但在求匾這件事上，卻相當駕輕就熟。據吳格先生《求恕齋日記前言》所述，劉氏父子先後獲溥儀頒賜 “欽若嘉業”（1914）、“抗心希古”（1917）、“金聲玉色”（1921）、“世有令名”（1928）、 “槼策矩謨”（1931）、“敬天法祖”（1936）、“圭璋令望”（1941）等御匾。
《求恕齋日記》八月十八日內容記載了劉承幹為哈同家族出謀劃策的全過程。在求匾失敗之後，哈同管家姬覺彌（1887-1964）曾請劉承幹出謀劃策。姬覺彌十分聰敏，敏銳感受到遜清皇室賜匾是希望求匾者表達忠誠之心，因而認為“最好由滬上遺老具折陳明哈同如何不忘故國，請賜褒恤”。劉承幹認為僅僅表忠心還不夠，畢竟這樣的忠誠宣告不過是空文，於是直白詢問姬覺彌願意報效皇室多少。姬覺彌回信稱最多一萬元，否則就算了。因此，劉承幹才寫信給章梫，請他和行在諸大臣商量。章梫因而找到朱益藩，詢問如何才能求得御匾。在獲悉胡嗣瑗等人的要求後，章梫回信“謂行在諸公眼光頗大，決不重此萬元，惟重君忠義，倘君能具折，亦可辦到云云”。也就是說，章梫希望由劉承幹出面為哈同請匾。但是劉承幹洞悉此種奧秘，又因與哈同交往不深，且對哈同遺孀及姬覺彌的吝嗇深表不滿，毅然不願意再為此事糾葛了。《求恕齋日記》記載雲：“一萬之數，予亦甚不滿意，若行在因予而允之，則予與哈同並無深交，轉覺對於王室抱歉，況哈同遺資驚人，今覺彌為其身後榮名，亦矜惜如此，九牛之大，何惜一毛，今既如此，只好作罷矣。”至此，哈同家族求匾宣告失敗。
杜月笙與哈同家族求匾，一成功，一失敗，究其原因，不過在於能否尋找到合適的居間人。杜月笙找到鄭孝胥，事情順利辦成，哈同家族所託非人，自然遭到拒絕。而從劉承幹為姬覺彌出謀劃策來看，也可見遜清皇室對一般社會人士求匾，主要考慮三方面因素：一，中間人如何？二，是否對皇室表達忠誠與尊重；三，是否願意為皇室做貢獻，例如報效銀兩等等。
四、日本人的求字及遺民與宗室的聯姻
賜匾活動發生如此眾多不合常理的事情，可能使溥儀等人認識到，濫發匾額會帶來一系列問題。不過為了維繫清遺民群體的團結，為了尋求遜清皇室的生存空間，他們不得不繼續此類賜匾活動，甚至他們也將賜匾活動嫻熟運用，將其作為對外國人士的頒賜。在國外人士的求字活動中，溥儀相當活躍。
由於日本與遜清皇室的密切關係，使得溥儀面對日本人，表現得十分熱情。為遜清皇室代售字畫的日本人渡邊晨畝，在1931年正月呈進所畫花鳥幅，溥儀未待他人進奏，即俯允予以“書條”作為獎勵。正月十一日，朱益藩又轉交渡邊晨畝三幅花鳥畫，溥儀當即令陳曾壽擬題跋，由胡嗣瑗代書。正月十六日，胡嗣瑗將這批題跋悉數鈐印玉璽交給渡邊晨畝。這一系列賞賜匾額與御書的過程十分迅速，比國內諸公所請快得多。
實際上，聯匾和字畫，已成為溥儀籠絡日本人的重要手段。二月初十日，日本人大倉喜七郎等十八位在東京與溥傑有交往者均來求字，溥儀均讓胡嗣瑗代書頒賜。當天，胡嗣瑗還為溥儀代寫日本副官林一造的冊頁。至二月十六日，胡嗣瑗代寫完這批絹條，竟累到手痠而不能再作字了。三月初五日，溥儀賞賜日本陸軍大臣南次郎（1874-1955）字，又由胡嗣瑗迅速代寫後即交劉驤業帶往東京。四月六日，溥儀又賞日本中將高山通允字幅。這些頻繁的主動頒賜，與溥儀對待遺民的生澀相比，形成鮮明對照。
溥儀不僅對日本人求字言聽計從，對日本人介紹的朝鮮人的求字行為，也沒有推卻。四月初七日，日本領事館介紹大院君弟子、朝鮮畫家樸好秉，樸氏呈進所畫墨竹中堂一幅，三天以後，樸氏辭歸，即獲賞“履中蹈和”春條。看來，匾額作為聯絡的媒介，不僅能夠聯絡各界人士與遜清皇室，同樣也能為遜清皇室所用，與其他人士聯絡。
基於匾事活動而發生的聯絡，與其他活動並無多大區別。對遜清皇室而言，匾額及其他傳統資源（如賞賜字畫等）均是籠絡各方人士的重要文化資本。透過兜售這些文化資本，遜清皇室得以一再宣示自身存在的正當性。然而，遜清皇室不斷兜售這種文化資本，也意味著外界在與他們發生聯絡時，外界的話語權不斷加大。
清遺民謀求與皇室聯姻，可看作這一時期遜清皇室與遺民群體尋找新聯絡的另一種方式。這其中，以陳曾壽、鄭孝胥兩家與宗室聯姻最為突出。1931年正月廿六日，陳曾壽就曾為其子陳邦直求為溥偁之女議婚，請胡嗣瑗居間，溥偁處則請志琮居間。他們先將陳邦直照片遞呈溥修轉交。二月初七日，溥偁處即對陳邦直表示滿意。三月十二日，遞換庚帖。兩家至此結親。四月廿五日溥偁自縊身亡，陳曾壽即請假赴京弔唁。迅速的聯姻迅速拉近了遺民與宗室的關係，讓他們更為緊密地聯絡在一起。
至於鄭孝胥為其子謀與醇親王家聯姻，其日記記載頗簡略，倒是《直廬日記》頗有冷眼旁觀的寫照。茲摘錄《直廬日記》與此有關兩條材料如下：
二月初九日。九鍾入直，鄭孝胥忽向予言今有一事不得不說，吞吐良久乃雲：皇上將醇邸二格格指婚其長孫鄭禹之子某，並歷述上年如何與鄭垂面諭，如何發交相片，由鄭垂帶滬閱定。新近鄭禹到津，渠如何面請，開進禮節單。昨午由鄭垂面呈，言之歷歷，現定不日放定等語。此事其父子謀之經年，事乃定議，可謂僭妄極矣，餘惟笑應之而已。
二月十七日。聞鄭孝胥之孫與醇邸結親，本日納采，禮節極苟簡。
在胡嗣瑗看來，鄭孝胥家與醇親王府聯姻，是一種僭越，故日記中對此頗表譏諷。然參照鄭孝胥日記1931年正月初三日相關記載，則鄭家與醇邸聯姻，卻是雙方均有意促成的。從前看似不可能的聯姻活動，在1931年已經順理成章。如此一來，陳曾壽、鄭孝胥等人急於與遜清宗室聯姻，既可以視作遺民認同皇室的表現，也不妨視作皇室權威逐步下滑的寫照。
五、賜匾機制的瓦解
政治變遷的速度總是快過文化傳統的轉移速度，這就使得清朝一整套的賜匾機制甚至人群仍然能在民國上演一些列賜匾的劇目。對清遺民而言，維繫舊物制度是追憶前朝，挽留記憶最為直觀的手段。於是，可以再清遺民的日記和詩文集中看到他們對於前朝舊物懷有莫名的熱愛之情。蒐集、擁有前朝舊物之於清遺民而言，已成為一種信念，一種風尚。例如，費地山殿試卷子流落出去後，為陳子蓴獲得，陳將其攜帶到天津，請胡嗣瑗等人觀摩。胡嗣瑗題詩末四句雲：“兩字姓名題尚溼，卅年家國事方殷。完歸故物誰堪並，重似連城我欲雲。”將擁有、命名前朝舊物的熱忱淋漓寫出。匾額作為依然發揮效力的“活的”前朝舊物，自然引起遺民的特別關注，何況還有非遺民也一併在維繫賜匾機制的運作。於是，如今看來略顯奇怪的請匾、賜匾、謝匾等活動，就顯得理所當然。
在此，將匾額看作是遜清皇室和遺民共享的文化符號，是一種有益的視角。關於清遺民的一系列象徵性行為和儀式，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一書中曾有精彩論述：清遺民群體在民國時期，發生種種怪異行為，在後人看來頗有莫名其妙的成分。在清遺民群體而言，一系列象徵性行為和儀式成為檢驗他們“出處”的重要指標。與維持生計有密切關係的政治選擇行為，包括鬻賣書畫、題主。從經濟學視角來看，溥儀賜匾行為似乎與遺民的出處存在很大的相似性，但如果考慮到遺民的生計與政治選擇的複雜關係，最終影響到他們的儀式和行為，就不難發現二者之間的區別。遺民在衣著、曆法和髮辮等行為上的堅持，是一種主動而有意為之的行為，是“進一步表達自我情境”。在奉安、萬壽祝嘏等政治性儀式上，同樣“明顯屬於個人自發性的”（相關論述見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
儘管遺民的這些儀式和行為存在於一種特殊的政治氛圍之中，但這種故國認同的氛圍是遺民群體內部自造的，至多是對外部環境的被動應對。而溥儀的賜匾行為與此相比顯示較多差異：來自遺民內部的求匾活動，自然是清朝君臣傳統的延續，但在這一傳統中，遺民後裔是否接受賜匾卻讓這個傳統發生變化，公祭升允活動中對宣統上諭的爭議，以及陳夔龍最終託詞缺席，反映出賜匾活動不再是一種遺民的主動活動，而深刻染上時勢的色彩。來自群體之外的匾額，對溥儀及整個遜清群從而言，更成為全新的問題。對溥儀和他的大臣而言：遺民群體之外人士來求匾，究竟出於對皇室的擁戴還是僅僅利用皇室的聲名去增添求匾者個人及家族的榮耀？他們需要謹慎權衡其中微妙的差異，從而斟酌是否俯允求匾的請求。杜月笙及哈同遺孀求匾過程中的諸多爭議，反映出遜清皇室在賜匾過程中，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
遜清皇室的匾事活動充滿了算計和角力，圍繞匾事所檢驗的忠誠、心機與舊的皇室制度，在遜清皇室看來十分慎重，但在匾事活動的另一端——社會新貴看來，已然成為一種可有可無的擺設。對哈同家族和杜月笙等人而言，請求舊皇帝賜匾不過是一件錦上添花的事情，在他們的視野中，皇帝不過是眾多為他們壯大聲勢的名流中的一員。儘管溥儀及其大臣試圖透過賜匾喚醒社會新貴們以忠誠和敬重，但他們的願望每每落空。在許多時候，為了遜清小朝廷著想，溥儀及其大臣甚至於不得不委曲求全，頒發那些他們本不願意頒發的匾。如此一來，這些賜匾行為固然隱含了自我標榜和文化認同，但背後始終縈繞著一種悲哀色彩。正如李瑞清把賣字視作“儒生之慘事”一樣，溥儀的許多賜匾也越來越淪為“皇帝的慘事”。
隨著求匾者越來越逾越舊日的規制，原先由皇帝恩賞的賜匾行為，逐步轉移為皇帝不斷退步，以便滿足各色人等的需求。賜匾逐步遠離了它的初衷，即它變得不再是皇權利用恩賞籠絡人心，宣示權威的手段，而成為臣民可以不斷“問鼎”的新舉措。在溥儀及其大臣的讓步過程中，我們分明可以看見遜清皇室的威信不斷下滑，匾額這樣的“國之重器”在不斷失去它應有的分量。由於溥儀的過度使用，由於群從之臣的不斷腐蝕，由於臣民的無節制的索取，賜匾這樣的皇權恩賞機制不斷讓渡它的威信、利益和價值，最終它連早期的儀式樣態也無法維繫。賜匾儀式原本是莊重的，是基於實務而宣示皇室權力和榮耀的，到了1931年的溥儀手中，這套儀式或是機制卻日益偏離這些初衷，逐步成為求匾者和皇室討價還價的籌碼。
當臣屬蕭丙炎擅自請求賜匾而居然獲得應允，當杜月笙這樣的人建設家祠也能求得御匾，當哈同家將求匾視作雞肋時，我們不難發現，濫發匾額已經成為溥儀小朝廷的慣常操作，而這嚴重腐蝕了賜匾機制的儀式核心。可以說，清王朝嫻熟運用近300年的賜匾機制，在溥儀手中加速瓦解。可以推想，即便溥儀並不出走東北，從而導致個人名譽大損，賜匾最終也將因為濫發而崩潰。然而除去濫發匾額，遜清皇室也拿不出太多籌碼去賞賜或籠絡相關人員，故而溥儀頻繁賜匾也有其苦衷。饒是如此，在1932年刊行的《杜氏家祠落成紀念冊》中，顯要位置安放的已然是民國政要的匾額，而宣統御匾早已不見蹤影。偽滿洲國的建立加速了溥儀賜匾的貶值速度，而清遺民所書匾額也逐步被邊緣化了。文化雖然有些慣性，其嬗變雖然較政權的更迭來得更慢，但隨著政權的轉移，依傍權力而生的文化（例如賜匾）仍不可避免隨權勢變化而轉移。溥儀在1931年的頻繁賜匾，不過是清王朝皇室賜匾歷史的迴光返照，這種大幅貶值的舊政權的文化符號，最終讓位於新政權新政要的匾額。匾還是那樣的匾，可賜匾者卻被歷史大潮背後的流年暗中偷換了！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中國近代日記文獻敘錄、整理與研究”（18ZDA259）階段性成果，由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首發。作者單位為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