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殺盡貪官，但是朱元璋一生都在走在殺貪官的路上，甚至在自己病床上的時候，他也不斷批文，屠殺貪官。但是最終的結果是什麼呢？貪官從來都沒有停止，一批又一批。可以說，當王朝新建立的時候，整個王朝的既得利益者都是重新分配的。但是朱元璋所建立的明朝，貪腐程度是有史以來最高的。貪汙並不是透過屠殺而能制止的行為，從來都不會因殺戮而消失，殺戮只會讓貪汙而變得更加嚴密，更加反抗。
果不其然，在朱元璋死後不久，明朝的政府貪腐程度就進入了一場高峰，並且居高不下，一直持續到明朝末年。崇禎時期10萬石救濟糧出京城，就只剩了2萬，到了地方兩千都不到，老百姓不反等待何時。為什麼朱元璋沒有辦法解決當時的貪汙腐敗問題呢？
不論是在歷史的書上，還是在網上直接一個定律，就是當時明朝的體制和皇權專制制度不可能解決貪腐問題。那麼這就奇怪了，為什麼這種體制和皇權專制制度不能夠解決貪腐問題？這話是對的，但是我們要怎麼理解，怎麼解釋呢？不能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總得知道為什麼吧？
其實解釋這種問題也很複雜，只能以簡單的角度去嘗試解答，首先就是專制制度，這種制度最高等級是不受任何監督的，最高等級的領導就是朱元璋。之後的從一品大員往下是一級壓一級，而且關鍵的是在朱元璋時期，甚至在整個明朝存在期間，官員的工資都是很低的。
標準是官員一家三口或一家幾口一個月或者是一年，所以需要的物資量，以此作為官員發放俸祿的標準。但是問題在於，哪一個官員不得攜家帶口十幾號甚至幾十號人，除了父母妻兒，不還有自己的奴僕奴婢嗎？這些人確實給了官府的土地，只要你在任就可以耕種，所得歸自己。
但問題在於，這一點兒東西就是地方的中農等級都比這富裕，哪一個官員願意咽得下這口氣？而且封建專制制度是從上而下的一種管束體制。當官員發現自己的社會地位和自己的社會所得沒有辦法持平的時候。自然就會想辦法增加自己的財富，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除了他的家族之外，還有地方的富農豪門。
封建政府真正能夠控制地方的並不在於封建政府的軍隊，而是在於官僚集團以及地方官僚同地方豪門望族之間的聯合。這種聯合是政治權利與經濟權利的聯合。這很容易滋生錢權交易，滋生腐敗，同時也是封建統治者成本最小的統治模式，也就是適度貪腐，存在灰色空間可以增加官僚的效率。
朱元璋時期至少在官員心中，俸祿太低，自己的那一點道德譴責感是蕩然無存的，覺得自己這麼做有理，而且由於極端的專制，使得沒有人在專制統治之下有自己的安全感。官員唯一能做的就是儘可能增加自己的安全感，其中一個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貪汙。（以及小團體黨派的聯合）因為在他們看來，人都是人，不論是官員，還是自己的下屬，他們都是可以接受錢權好處的潛在物件。
東窗事發多發一點錢給監督機構，無非就是錢夠與不夠的問題，而且很多事情確實問題都是狼狽為奸的。同時被朱元璋殺掉的貪官也就是朝廷內部權利犧牲品而已。皇帝無法知道站在他面前的人究竟哪一個貪汙，哪一個沒，但實際上哪一個人的手都不乾淨。不過自己能在朝廷的政治鬥爭當中保證自己，其他的事情都好辦。
在專政體制之下，所有的政治鬥爭都會簡化，在外人看來，就是抓貪腐而已。表面上都是在抓貪腐，但實際上都是政治鬥爭的外向表現。之所以大眾認為或者大眾知曉這個官員因貪汙腐敗被查，也只不過是他們成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真正的既得利益者依然在朝廷中任職包括繼續鬥爭。
其實真正解決貪汙腐敗問題的只有兩點，第一個是做到立法。只有法律才能夠抑制人性當中的惡。道德，從來都不會抑制人性當中的惡道，而是能夠彰顯人性當中的善的。第二點就是用權力去監督權力。監督權力的權力必須掌握法律，這也是西方三權分立的一種思考，因為當權力不受約束的時候，就會產生絕對的腐敗。
當權力受約束，有另一個權力去監督這個權力的時候。就會大大減少貪汙腐敗的現象。但是這種現象不可能根除，但是從規模以及其在官僚體系當中的廣泛性中，我們可以毫不猶豫的認為權力去監督權力，遠比權力自己監督自己更有效。同時最好是三種以上的權利制衡，只有兩種權力並不能起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