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史記丨宋朝修的排水系統讓江西贛州千年不澇?這種說法誇張了

福壽溝究竟是不是宋代人所修?贛州古城真的千年不澇?答案並不肯定。

問:以前公號說過青島的德國下水道,可否說下贛州的宋朝下水道?謝謝。

文 / 言九林

“宋代修造的福壽溝讓贛州古城千年不澇”

之說,在中文網路世界廣泛流傳,大約已有十年之久。此說的常見敘述是:

“一條宋朝修建的城市下水道,至今已有900多年曆史,仍承擔著贛州近10萬舊城區居民的排汙功能。有專家評價,以現在的自然降水和汙水處理量,即使再增加三四倍流量都可以應付,也不會發生內澇,古人的前瞻性真令人讚歎。 ”

這種敘述,

存在兩個問題

短史記丨宋朝修的排水系統讓江西贛州千年不澇?這種說法誇張了

圖:同治十二年《贛州府志》中所繪“福壽二溝圖”

第一個問題:福壽溝究竟是不是宋代人所修,還缺乏證據。

按流行說法,主持修築福壽溝的,是宋神宗時代的官員劉彝。他是一位水利專家,在贛州(當時稱虔州)做官時設計建造了這條先進的城市排水系統。

但是,

現存宋代史料中,並無劉彝主持修造福壽溝的相關記載

南宋人曾敏行,著有一部筆記史料《獨醒雜誌》,裡面記載了劉彝在贛州做地方官時的一大德政:

“彝守贛州,城東西瀕江,每春夏水潦入城,民嘗病浸,水退則人多疾死,前後太守莫能治。彝至,乃令城門

各造水窗凡十有三間

,水至則閉,水退則啟,啟閉以時,水患遂息。”

大意是:贛州這座城市緊鄰江邊。每年春夏,江水上漲後會透過排水口倒灌進城,城中百姓飽受水淹之苦,水退了之後又會有瘟疫。之前的地方官們全都無可奈何。劉彝來了之後,讓人在城門的排水口處造了十三個“水窗”。這種裝置可以做到江水上漲的時候關閉、江水下落的時候開啟。城內的江水倒灌問題,就此得到了解決。

曾敏行出生時,距劉彝去世尚不足三十年。曾是吉水人,吉水與贛州同屬江西,且相距也不遠。他會關注到劉彝在贛州“造水窗”這樁德政,可以說是很自然的事情。他的這段記載,也很有可信度。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造水窗”,曾敏行並未提及劉彝在贛州還主持修造過“福壽溝”。造福壽溝是一項比造水窗更費金錢和勞力的事情——同治年間僅修繕福壽溝就花了小一年的時間,用掉制錢48萬。若福壽溝確是劉彝所為,曾敏行似乎沒有略過不提的道理。

換言之,贛州自建城之日起,就設有通向章江、貢江的排水口。

宋代人

劉彝改造了贛州城的排水口,不等於主持修造了贛州城內的福壽溝。

這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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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清代同治《贛州府志》中繪製的贛州府城與河流位置示意圖

將福壽溝與劉彝掛靠在一起,首見於明朝人的無依據揣測。

明人編修贛州地方誌時,已搞不清楚福壽溝究竟是何人主持修造。嘉靖年間的《贛州府志》,只是照搬了《獨醒雜誌》,說劉彝在贛州“謀置水窗”,讓城市免受江水上漲倒灌入城之苦。天啟年間的《贛州府志》裡則說:

“福壽二溝,在府城。昔人所穿,以疏城內之水也。

不知創自何代

或雲郡守劉彝所作,近是

。”

意即,福壽溝在明代已經存在,但地方誌的撰修者們既不知道它修造於何年何月,也不知道主持修造它的人是誰。“或雲郡守劉彝所作,近是”一句,意思是“有人說是宋代人劉彝主持修的,大概是吧”。“近是”二字,透露出地方誌的編修者沒有掌握什麼證據,只是靠猜。

總之,要將福壽溝說成北宋的水利工程,說成北宋官員劉彝的傑作,僅憑目前已發掘出來的史料,還遠遠不夠。

第二個問題:“贛州古城千年不澇”之說,是不準確的。

作為一座建在江邊的城市,贛州同時面臨著內澇和外澇的威脅。內澇就是城內的雨水無法及時排出;外澇就是城外的江水湧入城中。

福壽溝的建造,主要是為了解決內澇問題,也就是明代人所說的“以疏城內之水”。

據天啟年間的《贛州府志》,當時的福壽溝寬約二三尺,深約五六尺,用磚砌成,上面再蓋上石板或者石條。明代一尺大概是31-32釐米,亦即明代的福壽溝寬約0。6-1米,深約1。5-1。8釐米。據2015年發表的一份考察報告提供的現場實測資料,殘餘至今的福壽溝“大多數主溝的尺寸都約為0。8M寬,1。3M高,接近排水口時,尺寸往往放大”。這些資料與史料的記載大體吻合,深度不如明代主要是淤積的緣故。

顯然,福壽溝的設計尺寸,明顯要大於今天中國許多城市的排水管溝。這是它排內澇能力比較強的一個主要原因。此外,贛州城選址中間高四周低猶如龜背,且城內還保留了大量的水塘——有人依據同治時代《贛州府志》留下的資料,發現城內尚存鳳凰池、嘶馬池、金魚池等十餘處水塘,也進一步強化了整座城市排內澇的能力。

但這並不意味著自有了福壽溝之後,贛州就沒有了內澇。

相反,在明代天啟年間,內澇是贛州城的家常便飯。天啟《贛州府志》裡說,隨著城內居民越來越多,造的房子也越來越多。有些房子就造到了福壽溝的上面,漸漸地這條下水道就失效了,每年一下大雨,“東北一帶街衢,蕩溢廬舍,且瀦為沼水,以水無所洩故也”——因為雨水排不出去,城市東北一帶的房子就全被淹了,街上積滿了汙水。且因為牽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哪怕官府出面組織疏淤,也不能見效。地方誌的編修者還連說了兩句“可惜哉”,來惋嘆福壽溝的名存實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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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天啟《贛州府志》記載的贛州內澇與福壽溝失效

因疏於管理而淤積堵塞,進而導致排內澇功能失效,是福壽溝在歷史上的主要境遇。

康熙年間,有“總鎮姚公”自上而下強勢介入,贛州遂組織民兵對福壽溝來了一次大整修,將那些被壓在房屋底下的水道給弄通了。但這種暢通是短暫的,一旦來自上層的高壓消失,一切又都回復舊態。同治年間,又是在“吉南贛寧道巡道”的施壓下,贛州地方官才再次督促本地士紳,籌集巨資、耗費了近一年時間,對福壽溝來了一場大疏通。在這次疏通工程之前,贛州城的常態是下雨即內澇,內澇即汙水橫流疫病四起。時人稱:

“春夏之交,雨潦時降,潢汙渟集,疾病易生,民患苦之”,“每大雨,街衢廬舍,溢而為沼,民病叢生。”

據工程參與者所撰《福壽溝圖說》,工程結束後,贛州士紳曾感慨:

暢通的福壽溝、不內澇的贛州城,那是“數百年未復之事”,有很久很久沒有見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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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殘存至今經過修復的福壽溝內部

贛州在古代的內澇情況,大體如此。這裡附帶再說一下外澇,也就是江水倒灌的問題。今人的許多論文與專著,不但將福壽溝的修築歸功於北宋人劉彝(並沒有足夠的證據),說他是贛州千年不澇的功臣(其實並不存在“千年不澇”),也對他在贛州“造水窗”防止江水倒灌入城一事的成效,有著過高的估計。

下面這些記載並非完整統計。但已足以看出,在劉彝“造水窗”之後,江水灌城仍是贛州的一種常態:

(北宋)景祐三年1036:久雨江溢,

壞城郭廬舍

,人多溺死(南宋)紹興二年1132:霖雨,

壞城四百九十丈

(南宋)乾道八年1172:江水暴出(元代)大德十年1306:暴雨,

水灌城

(元代)至大三年1310:暴雨,

水灌城

(元代)延佑元年1314:

水灌城

(元代)至正八年1348:

水灌城

(明代)洪武二十二年1389:雨水壞城(明代)永樂十二年1414:雨水壞城(明代)嘉靖十三年1534:

大水灌城

(明代)萬曆四十四年1616:水高數丈,

灌縣城

,男婦溺死無數(清代)康熙二十六年1687:

大水灌城

(清代)康熙四十三年1704:

大水灌城

,城中可通鉅艦(清代)康熙五十二年1713:

縣城入水

,人畜溺死無數(清代)乾隆十五年1750:江水氾濫,城內西北隅皆成巨浸(清代)嘉慶五年1800:

大水注城

綜上。

無論是從內澇著眼,還是從外澇來看,“贛州城千年不澇”之說都不成立。依附於此說而展開的對福壽溝的溢美,也不妥當。

今天殘存的福壽溝只有約1。8公里(同治年間修復的全溝也只有約12。6公里),對贛州這座市區人口已超百萬的城市而言,其防澇功能,已可以說是微乎其微。

註釋

《贛州古城千年不澇緣於宋代福壽二溝》,羊城晚報2011年7月17日。

曾敏行《獨醒雜誌》卷三。

吳慶洲、吳運江、李炎、劉小剛、餘長洪,《贛州“福壽溝”勘察初步報告》。

黃德溥,《修福壽二溝記》;劉峙,《福壽溝圖說》。

《贛縣誌》,新華出版社,1991年,第84-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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