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遷都是服務於戰略需求的，其舊都滿足不了南征的需求，故在北方趨於穩定以後，進行了都城南遷，成為進攻南朝的前沿指揮所。有人認為北魏遷都是造成分裂的根源，其實遷都是獨立於北魏孝文帝改革的，這個決策並不等同於以漢化為中心的改革，所以北魏遷都被誤解了。
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乘南齊武帝病逝的機會，率軍由首都平成（今天的山西大同）出發，開始南征。而軍隊行至洛陽遇上了連綿不斷的陰雨天氣，北魏的軍隊裡，核心主力就是鮮卑的貴族子弟，這些人表達出不願繼續南進的訴求。孝文帝心裡清楚，一支心懷不滿、疲憊不堪的軍隊是沒有戰鬥力的，所以就同意了將士能的訴求，但也提出了條件，貴族子弟同意遷都洛陽，便可罷徵。
這個條件由前線傳至朝堂，這些貴族子弟的父親基本上都是在朝的大臣，得知兒子前線受到的苦累，也就勉強同意了孝文帝的條件。前線的貴族子弟則更是不願意吃這個苦，都很痛快地答應了這個條件。在大部分貴族眼裡，只要不打仗，遷都是可以接受的，但孝文帝遷都的潛在戰略其實還是為了南征。所以遷都洛陽之後，北魏與南方政權的軍事衝突迅速增加，進入了一個戰爭連綿的時期。
遷都之前的大背景——漢化改革
孝文帝時，北魏政權的制度建設已經進行了數十年，這個制度建設的主題就是漢化，之前的每一個掌權者，都希望將一個半遊牧半開化的國家，發展成為漢人政權的模式，他們認為漢人政權是先進的代表。尤其是孝文帝時期馮太后的改革最具代表性，比如太和八年（公元484年）的官員班祿制改革。
在此之前，北魏的中央官員是沒有俸祿的，所以就演化出官僚階層的不正規收入，比如戰爭劫掠、霸佔土地，這些不正規收入卻一直未受修正，成為一種潛規則。且戰爭逐漸停下，劫掠戰利品的機會越來越少，官僚階層便將魔爪伸向民間，從人民手中榨取收入，這必然對社會經濟的發展造成傷害。
馮太后的班祿制改革就是參照漢人政權的俸祿制，從民間獲得稅收來支付官員薪水。與稅收相輔相成的，則是土地改革，政府將土地分給人民耕種，然後收取土地稅、農業稅。為了發放和劃定土地，還需要進行人口普查、戶籍整理、耕地丈量。為此，馮太后在秘書令、南部給事中李衝的建議下，創立“三長制”，即在縣以下設立三級村民機構，讓他們負責戶籍和稅收管理。
在思想上，北魏的崇佛尚儒既有鮮卑特色，又是漢化的重要表現，拋開佛教不談，北魏皇帝扶持儒家文化，主導了一系列神化皇權、加強禮儀的運動，儒教的發展甚至超越南朝。在政治上，由於魏晉以來的門閥政治影響，很多貴族集團企圖控制政權的話語權。北魏則是透過法律的形式加以控制，比如馮太后時期拓跋氏禁止通婚的法令，所以說馮太后的一系列改革是漢化運動的鼎峰，這也就將北魏內部貴族之間的矛盾加深。
為何這麼說呢？比如班祿制，原先貴族們可以透過戰爭、土地兼併的方式，豪取強奪；改革之後則以固定的“工資”發放，必然造成貴族的財富縮水。這種財權的掌控，體現了封建社會的主題—加強中央集權，所以隨之而來的就是政治上的打壓，權力的分解與收回，這當然是鮮卑貴族不願接受的。
“虜姓”者，魏孝文帝遷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於帝宗屬，或諸國從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為部落大人；並號河南洛陽人。——《氏族論》
馮太后去世以後，孝文帝親政，繼續推進漢化改革，但孝文帝的改革並不成功。因為他觸動了鮮卑人的“意識形態”，比如改漢姓、穿漢服、禁胡語等。我們說少數民族的漢化改革保留民族特色的才會取得成功，比如清朝，他們不會變動老祖宗留下的東西。而孝文帝的這些改革偏激進，且現實意義不大，可以說是為了漢化而漢化。這就更容易激起鮮卑人與中央朝廷的對抗，也正是這些對抗，才最終導致了北魏的分崩離析 。
孝文帝的改革雖然不盡如人意，但遷都洛陽的意義卻很大，歷史課本里將遷都洛陽一併看作漢化改革的一部分，但實際上，遷都之事不是為了漢化，而是服從於戰略需要。
北魏首都在平城時，南北兩大政權之間的地理錯位相當嚴重，南朝的首都設在了長江邊上的建康，北朝的首都卻在遙遠的平城。北魏定都平城與其建國初的政治形勢有關，當時北魏的對手主要是柔然、燕國、夏國等北方國家，與南朝並沒有什麼交集。但北魏統一北方後，戰略目標也就南移，而平城至南方的戰線過長，這個問題就影響到北魏的國家戰略。
北魏從平城南下時，必須首經太原，由太原南下上黨，渡過黃河，進入洛陽地區。這一段距離約一千五百多里，前面說過，孝文帝的南征軍遇到過大雨，而即便是沒有遇到大雨，這麼長距離的行軍，翻越崇山峻嶺，也足以消磨一支軍隊的意志，而且這一千五百多里，連國境都未跨出去。所以北魏歷次與南方的作戰，雖然兵力優勢明顯，卻大都因為戰線太長，指揮不便，而不得不半途而廢。
而且由於平城太靠北，在其滅亡後燕以後，燕國流亡者在今天山東境內，建立了一個名叫南燕的小國，這就說明北魏的“手太短”，控制力相對較若。由於北魏出兵不便，反而讓南朝宋武帝劉裕近水樓臺，北上搶佔了山東。這也是南方政權向北滲透的最遠邊界，甚至威脅到了北魏在河北地區的統治。如果當時的首都就在洛陽，完全可以沿黃河向東出兵，山東能夠落入誰手就不一定了。
所以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就是兩個目的，一是希望藉助遷都，擴大政治、軍事、經濟中心得輻射範圍，從而鞏固北魏的東、南疆土；二是此為基地，縮短向南征伐的戰線，提高補給和指揮效率，這裡縮短的可是一千多里！
遷都與北魏政權分裂的關係
在遷都洛陽兩年之後，北魏開始南征，這一次南征體現了遷都的效果，北魏於襄樊一帶取得較大勝利。後來戰爭進入一段相持，隨著指揮效率的提高，北魏在渦陽（今安徽亳州內）之戰中能夠轉敗為勝，這都說明遷都對於南征戰略的促進作用。但較為戲劇的是南朝齊明帝在這個階段去世，北魏孝文帝以“禮不伐喪”的教條主義禮制思想停止了征伐，引兵而還。待南朝齊辦完了國喪，才又一次南下，這裡可以說是封建禮教害人不淺，孝文帝在這一次御駕親征中暴病而亡，從而也就徹底終止了南征。
由此可以看出，遷都洛陽從戰略上沒問題，與遷都相比，孝文帝的全盤漢化改革才是問題的關鍵。與改革相對應的就是保守勢力，這些鮮卑貴族組成的保守集團，不僅於內阻礙改革程序，而且將孝文帝視為攻擊物件。在保守集團分裂傾向愈發嚴重時，北魏的政治被撕裂，從而影響了軍事。魏孝文帝之後，北魏政權內部紛爭不斷，這是其衰落的根本原因，尤其是北魏末年席捲北方的那場大騷亂。
整個北魏時期，除與東、西、南三個方向的敵人作戰外，在北方還有一個強大的少數民族對手—柔然。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曾大力打擊柔然民族，花木蘭的故事就是以北魏與柔然的戰爭為背景，最後北魏將他們驅至漠北。並在黃河以北、大漠以南，以陰山山脈為基礎，建立了六大塞防軍鎮，即武川（今內蒙武川）、撫冥（今內蒙卓資山）、懷朔（今內蒙五原縣）、懷荒（今內蒙烏蘭察布）、柔玄（今山西天鎮縣）、沃野（今內蒙巴彥淖爾市）。
太武帝是鮮卑人的民族英雄，他執政時期，漢人甚至沒有參軍的權力，除非是在特殊時期才對漢人進行招募入伍，幹一些炮灰、雜役。在六鎮之中，將領皆來自鮮卑貴族，士兵也以鮮卑人為正兵，少數漢人充當雜役。當時的六鎮肩負著保衛首都平城的責任，在北魏軍政體系中影響力較大。而在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六鎮的地位也就隨之下降，更重要的是孝武帝的全盤漢化改革，嚴重損害了鮮卑貴族的利益，所以北魏正光四年（公元523年），沃野鎮和懷荒鎮的造反完全能夠理解，這次造反也拉動了關西到河北地區的大規模叛亂。
為鎮壓叛亂，北魏政府寄希望於秀容（今山西省忻州）的軍閥爾朱榮。這個爾朱榮有點漢末西涼軍閥董卓的影子，徵召入洛陽後，先掌權另立了孝莊帝。然後開始“力纜狂瀾”，他在鎮壓叛亂的同時，以強硬手段殺戮不配合的官員。孝莊帝倒不像漢獻帝，先發制人殺了爾朱榮，但後被爾朱榮的從弟爾朱世隆所殺。
這時候，爾朱家族的權力已難以控制，但最終是被以高歡為首的另一個武裝集團消滅。在這些此起彼伏紛爭中，北魏形成了以高歡為首、以晉陽和鄴城為核心的東部集團，和以賀拔嶽為首、以關中為核心的西部集團。賀拔嶽手下有一個叫宇文泰的，這個大家都熟悉，在賀拔嶽死後，宇文泰就控制了西部集團。高歡和宇文泰都未自立，他們從北魏皇族中扶持不同的人當皇帝，這才有了東魏、西魏。高歡和宇文泰死後，他們的後代分別篡位，成立了北齊和北周。
太和十六年，制諸遠屬非太祖子孫及異姓為王，皆降為公，公為侯，侯為伯，子男仍舊，皆除將軍之號。——《魏書·高祖孝文帝紀》
綜上，可以看出，北魏孝文帝的遷都之舉實際上是服務於戰略需求，這個舉動可以歸結於漢化改革，畢竟那是中原漢族政權最興盛的一個區域。但這又不能完全看作北魏分解的原因，因為這個決策走向是擴大疆土，光這方面是不會引起貴族反對的，因為北魏有一套完整的宗室貴族分封體系，疆土的開拓對貴族來說並非無益。只不過孝文帝的漢化過於“迂腐”和教條主義，以至於遷都激化了內部矛盾，彷彿是造成北魏分裂的最後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