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讀者詢問御史，問同樣是知縣，舉人出身與進士出身的在政治待遇上有何不同？這個問題比較有代表性，這期就來聊一聊這個話題。
“出身”不管是在哪個時代都是很重要的，如今沒有“出身”這個說法，如果對照古代，出身就好比是學歷。比方說國家在招聘公務員的過程中，就很重視學歷。博士研究生不管是待遇還是晉升速度，都要比碩士研究生和本科生要好很多。
科舉時代，“出身”的定義就比較複雜，有正途和異途之分。以清代為例，凡“科甲及恩、拔、副、歲、優貢生、廕生出身者為正途，餘為異途”。
正途出身和異途出身在初次授職和仕途前景上有著本質的區別。即便同是正途出身的舉人、進士，在授官、晉升方面也有顯著的差別。
先來說授官
清代是科舉最為鼎盛的時代，科甲功名也最為官場所重視。按清制，殿試中獲一甲三名的，可以不透過任何考試，直接授予翰林院修撰、編修。
二、三甲進士則要透過朝考確定名次，考試中位列一、二等者進入翰林院庶常館，名為庶吉士。庶吉士是進士中出路最好的，日後的仕途前景也最優。
沒有透過朝考的進士，出路主要有兩條：一是於在京各衙門為小京官，一般授予主事、中書等職；另一條是外放各省出任知縣、教官，進士出身者任知縣較多。
對於初次入仕者來說，進士就是一張王牌，比其他功名有更大的優勢。吏部以及各省督撫都十分偏向進士出身者，一般都優先安排入職。
舉人的情況就有所不同了。從數量上來說，每一科的舉人數量都有一千多人，而進士只有二三百人，顯然物以稀為貴，進士的含金量要遠遠高於舉人。
不過在鄉試中獲得舉人的頭銜也不容易，畢竟參加鄉試的考生多達二萬多人，也算是讀書人中的精英分子了。從明清兩朝的情況來看，只要考中了舉人，就意味著拿到了入仕的資格證，至於能否做官，在不同時期則有不同的規定。
在清初時期，舉人還是有較大機會進入仕途的。比如順治初年出臺了政策：舉人會試下第後，願就選者，考授推官、知縣、通判等官。也就是說，大清剛入關時，由於人才匱乏，舉人甚至可以直接選為知縣、通判等官。
不過，到了順治晚年和康熙朝時，舉人授官就有了種種限制，朝廷推出了一個“揀選”的制度，規定：只有會試三科不中的舉人，准以知縣、推官考用。也就是隻有參加過三次會試而不中的舉人，可以透過考試選為知縣等官。
到了乾隆時期，隨著舉人的基數不斷增大，舉人選官的機會也越來越少。事實上，別說是舉人，就是進士也不能及時授予官職。但乾隆皇帝為了照顧天下讀書人十年寒窗之苦，有意拉攏天下士子，便推出了一個“舉人大挑”。
舉人大挑始於乾隆十七年，大挑就是在落第舉人中選出一些才能品德優秀者，由吏部、禮部進行挑選，然後授予知縣、教官等職。
不過舉人大挑的規定很嚴格，一開始規定六年舉行一次，後來定為十二年舉行一次。而且對參加大挑的舉人也有規定，必須是三科會試以上不中者為限。
有清一代，落第舉人以大挑入仕者亦不乏其人，但總數並不算太多。還有一些舉人是經過地方督撫推薦而入仕的，也有的是在特殊時期建立過特殊功勳而獲得朝廷簡拔的。同樣，這類舉人也不多。
再來說舉人和進士出身有什麼區別
如開篇所講的那樣，同樣是知縣，進士和舉人出身者有何不同？從政治待遇來看，兩者並無顯著的區別。舉人出身的知縣同樣也是正七品，可以穿戴朝廷定製的補服和享受該有的經濟待遇，就是在具體行政中，也沒有規定舉人出身者要低於進士出身者。
只不過，清代官場有個壞毛病，就是很看重出身。舉人出身者顯然要矮上一頭。比如晚清時期的中興名臣左宗棠，他因是舉人出身，而受到輕視，就是他本人，也為此深感遺憾。這是官場上的一個傳統，不僅是左宗棠，其他人也都是這樣的。
舉人和進士出身者，體現在仕途晉升上的差距就比較明顯了。按照吏部的銓選標準，凡是在三年考滿或是大計中被評選為才能優秀者，按例可以晉升。
但是出缺的職位是有限的，有時僅僅只有一兩個官缺，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吏部就會按照出身來進行銓選。如果是進士則要看是二甲還是三甲，同樣是二甲，那麼就要看科舉時的排名；如果是舉人，除非是政績特別顯赫者，才有機會獲得晉升。但這樣的人畢竟是少數，有清一代，像于成龍那樣的人幾乎拿不出第二個。
再者，即便舉人出身者得到晉升，其崗位限制也比較大。進士出身者可以調任京城各衙門任職，而舉人出身者則只能在地方上升遷，按照知縣升知州、知州升知府這樣的步伐有序晉升。
到了這裡，也就基本上講明白了進士出身和舉人出身的不同之處，當然這只是正常情況下，如果是晚清內憂外患之時，則另當別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