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臺老沙河城的古代教育概述
胡順安
微信ID：shunanhu
農耕時代，生產力低下，教育落後，這是普遍現象。優質資源永遠集中在重要的地方和部門，為少數人所獨享，這是無可改變的事實。古代沙河城的教育，也是如此。作為沙河縣一千多年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的中心，沙河城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和資源，尤其是在古代教育方面。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古代沙河城的教育史，就是半部沙河縣的教育史。
秦漢時期，沙河城隸屬冀州龍岡縣，地處偏遠，沙多地瘠，村落稀，人口少，密度小，教育自然落後，而且主要集中在縣城和極個別經濟發達的村鎮（當時經濟發達的村鎮非常非常少，何況全縣的人口密度極小）。廣大貧民百姓只能顧住溫飽，接受教育簡直是遙不可及的奢望。偶有極個別官商富戶的子弟可以接受簡單的私塾教育。
自隋朝設縣，文廟初建，可以說開闢了古代沙河教育的新紀元。文廟是早期的官辦教育機構，身兼教育管理和儒學普及的重任，給少數經濟富裕的黎民子弟提供了接受正規教育的機會。
調查顯示，根據當時的社會發展和經濟狀況，教育依然是以貴族子弟的教育為主，普通百姓家的子女除了極少數能接受學期不等的簡單讀數識字，深入一點的，可以通讀《百家姓》、《三字經》、《蒙學》、《千字文》、《論語》等，總的來說，很少有機會能接受正規的持續性教育。
畢竟生產力低下，經濟貧窮，很多家庭吃不飽，穿不暖，生活困難。底層的普通百姓哪有餘錢和時間讓自己的孩子去學習課業？
但是，有了文廟，沙河城（包括沙河縣）的教育或多或少地向前推進了一步，教育的模式變得稍微正規，內容稍加豐富。
史料記載，宋元兩朝，沙河城（包括沙河縣）的教育具有如下特點：
1，官辦儒學和個人私塾並行的教育體制。古代社會，隨著人們對教育需求的增加，既有官辦的儒學（即位於沙河城東南隅的學宮），給普通官宦子弟和有條件的黎民百姓提供了一定的接受教育的機會，也因私人辦學逐漸興起，有幾個私塾學堂為那些經濟條件優渥的家庭提供優質的個性化教育。
2，鮮明的階級性和嚴格的等級性。在古代社會，學校是國家意識形態傳播的工具和主要場所，在選擇和傳承文化的同時，承擔著為政府培養人才與教化百姓的雙重任務，具有鮮明的階級性、等級性或宗教性。
尤其是教育的階級性十分顯著，官宦子弟和商賈富戶享有教育特權，而且層次不同；黎民百姓沒有特權，被排擠，甚至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
能夠接受什麼樣的教育，標誌著一個人的社會地位。能接受教育變成了特殊階層貴族化的特權或義務，是貴族的標誌，是一種人生方式。
有的人去接受教育，不為仕途，只是表明貴族身份。窮人基本上要麼偷學，要麼砸鍋賣鐵，強撐著讀書去“學而優則仕”，要麼只能學各種手工技術謀得生存。
3，教育方法是崇尚書本，呆讀死記，強迫體罰，棍棒紀律，強調“師道尊嚴”。教育的專制性非常明顯。
由於古代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侷限，教育的組織形式以個別施教為主，也間或體現為：貴族可以小班開學，工匠為師徒相傳。這種教學形式最顯著的優點是教師能因人而異，因材施教。教育的過程普遍是管制和灌輸的過程，透過教師個體施教而“傳道、授業、解惑”。
雖然也有人在教育方法上不乏創新之舉，但總的來說，教學方法簡單，體罰盛行，教學還停留在一個較低的水平，教育效率低下。古代沙河城教育的道統性比較突出，教育的內容就是政治思想和倫理觀念。
4，學校與社會生產勞動相脫離，結合度不足。主要是傳遞一些與社會生活相關的道德或宗教知識，人文學科在學校中佔據主要位置。
5，教育的祭祀物件：儒學祭拜孔子，工匠祭祀魯班。據考證，文廟（學宮）的儒學教育應該是沙河城乃至整個沙河縣正規化教育的開端。但，明朝以前，沙河城的教育基本上仍然是以官商富戶的貴族私塾講課為主，文廟的儒學傳授為輔。
沙河城在明代設有幾所私塾，稱作義學，這是當時民間儒學施教的主要場所和教育形式。
私塾先生根據學生多少，年齡大小，自定內容，抄寫教案，分類組織教學。
在國家辦的學宮，諸生人數有限，但也多系貴族子弟。這表明，沙河城那個時期的教育依然是具有貴族化特徵的教育，不具普及性。
沙河城古代教育中學習的課業，以識字寫字，蒙學和禮儀為主，兼教四書五經，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等；天文星算、醫學、百藝等更是限於家族秘傳的獨門絕學。對於學生，沒有年齡要求，學習時長沒有固定年限，因人而異，因內容而異。
明朝末期，由於社會時局的變革，文廟的教育功能趨於弱化，幾乎處於半關閉狀態。於是，書院和義學日漸興起。到清朝，為其發展的鼎盛時期。這一階段，沙河人才的培養，基本上卒賴於此。
史料記載，康熙十七年（1677年），沙河縣知縣徐人龍在“儒學（文廟）”東邊建立“社學”；康熙二十四（1685）年，知縣談九乾在縣衙西邊的察院舊址設立“襄南書院”；嘉慶十六年（1811年），知縣傅鍾瑑（zhuan）在學宮明倫堂後開設“溫州書院”；同治十三（1874）年，知縣李福田在文廟內的義路（即主街道）東捐建“溫泉書院”（後改做沙河縣立第一完全小學校）；城內貢生馬汝霖等在三元廟開辦“三元義學”等。光緒二十八年（1902），壬寅年，科舉改做學校並在文廟內成立“官立高等小學堂”。
沙河古城及沙河縣的學校教育由此趨於普及，變得多元化和規範化。
光緒三十四年（1908）（亦有說光緒三十一年），在縣城東南隅文廟內的教諭署成立“師範傳習所”，設高等小學堂長兼管理主任一名，教員和助教員各一人，共計三人。學員十人左右。學期三個月，規模簡陋。嗣後，時開時續，學期多系一年。同期設“宣講所”開辦社會教育，聘宣講員二名。每屆在縣城集中授課，講習國學。宣統元年（1909），在石公祠（文廟訓導宅東邊，祭祀清朝石威毅）旁院增辦“勸學所”，作為全縣教育主管機構（民國二十二年改稱教育局），設勸學所長兼管理主任一名和助教一人，勸導督促各小學次第開辦。
由此，沙河縣的公學漸多，私塾漸絕。宣統二年（1910），在忠義祠（舊址在文廟儒學欞星門內，後知縣杜灝移建到文廟內訓導宅東）。教師校長還是兩三個人。
可惜，教育剛剛興學數年，初見成效。因社會變革頻繁，清朝滅亡，沙河城的多數學校有名無實，大見衰落。
根據民國年間《沙河縣誌》，自民國時期的南北統一，沙河縣的學校教育才漸漸恢復原狀。惟因種種緣由，人們“向學之意較前薄弱”。
民國元年（1911），沙河縣“官立高等小學堂”改稱“沙河縣立高等小學堂”。民國八年（1919）改稱“縣立第一高等小學校”。民國十八（1929）年更名為“縣立第一高階初級小學校”。民國二十八年（1939）改名“沙河縣立第一完全小學”，設校長一人，聘教員五人，事務書記各一人。
按照近代學校教育的定義，“沙河縣立第一完全小學”堪稱沙河古城乃至沙河縣歷史上唯一一所體系完善、設施多樣、最早可以稱得上學校的地方，教育質量也是沙河縣有史以來最高的學校，為全沙河縣書生所向往。能在這裡接受教育，那就是一種榮耀。
清末民初，學校教育的驟然普及和平民化，使簡單的基礎教育很快惠及更多黎民百姓，沙河城普通民眾接受基礎教育的佔比迅速提升。
隨著生產力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沙河城的古代教育在前述基礎上出現了些許變化，古代社會的學校已開始成為一種獨立的社會職能和獨立的社會過程。腦力勞動者也逐漸從體力勞動者中分離出來，產生了專門的教育機構和執教人員。
由於人們觀念的淡薄，系統記載沙河城古代教育歷史的資料十分匱乏。
民國時期，學宮完全廢棄。公辦學校建設逐漸增加，民間紳士等也多興捐建私學，從而把沙河老城及沙河縣的平民教育推向一個新的高潮。期間出版的《沙河縣誌》對此作了一些記述：沙河城紳士王經魁首董學務。嗣後辦學士紳或遊學東瀛，或卒業省城師範，如劉鴻俊、鄭前士、張貴新、劉景琦諸人，皆號稱明達，任事既專且久，銳於有為，始終不怠。
民國四年（1915年）在縣屬北的梵愛寺內設定“師範傳習所”，聘所長教員各一人。民國八年（1919年），在學宮東邊的玉皇廟後院設定“師範講決所”。民國十九年（1930）和二十三年（1934年）在玉皇廟後院分別設定“鄉村師範學校”和“簡易師範學校”，聘用校長和教員各一名，事務員一人。學制二、三年，最多四年。畢業生達二百七十多人，基本上可以滿足沙河縣的小學教師需要。
民國八（1919）年，在沙河城常平倉舊址（縣衙西邊不遠處，舊察院署改建。原為清知縣趙銘增修。乾隆中，知縣杜灝重修）設立“縣立女子初級小學校”。民國十二（1923）年，改作縣立女子高等小學校。十八年（1929）改做縣立女子高階初級小學校。後再更名為縣立第一女子完全小學校。聘用校長一人，教師四人，事務員一人。雖然名為女子學校，但其實女生很少，可能源於老百姓普遍對女子讀書的認識不足。
後來陸續在縣城內開設沙河縣第二初級小學校，聘校長一人，教師二人，招收學生五十九人。同期在北關開設初級小學校，設校長一名，聘教師一人，招錄學生三十三人。
民國年間，還在縣城文廟內和北街租賃房屋，開辦“縣立民眾教育館”，增聘主任和講員。民國十三年（1924），更名“通俗講演所”，設所長一人。民國二十年（1931），移建文廟內，又改稱“民眾教育館”，規模日益擴大。
綜上所述，沙河城古代教育從隋唐時期的簡單初始，歷經宋元時期的發展，明清趨於盛勢，民國達到高峰。而第一完全小學，女子學校、簡易師範傳習所、民眾教育館等的開設，使沙河城的教育歷史從古代教育過渡到近代教育，完成了歷史轉身。
1945年，沙河城解放之後，沙河城教育的方式和內容都發生了根本性的鉅變。
解放後，因為祖國建設人才的需要，沙河城的許多寺廟和民宅廣泛被借用和佔用（比如龍王廟變成了東風小學，東方紅小學，城關中學；關帝廟設定農中；文廟變作識字速成班等），廣泛開展了針對普通大眾的短期掃盲教育和識字班教學等，為沙河城教育的普及、全面提升奠定了良好基礎。
坊間傳說，明清年間，胡氏為沙河城首戶名門望族，人多勢眾，整體經濟實力雄厚，所以大多數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成為當年沙河城教育的主力軍，也是政府機構中的重要力量。“沙河秀才出坊關（沙河城），坊關秀才多胡氏”為當時的歷史寫照。
及至1949年新中國建國後三十年，沙河縣全域舉辦的各種學校教育和講座，基本上以沙河城胡氏為主打。
1980年前，沙河縣到處流傳一種說法，叫“沙河的老師，沙河城最多；沙河城的老師，姓胡的最多，佔比約百分之八十”，堪足佐證。如今這種說法還深深留在沙河縣許多耄耋老人的記憶中。
2021-0623修訂於沙河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