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世的時候，正處於社會大變革（所謂“禮崩樂壞”）的時期。由於他頑固地堅持復古倒退的政治理想，並且總是想把這一理想付諸實施，因而到處碰壁，很是不得志。他曾經說過“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的話，可見那處境的不順和心境的悲涼。
可是，當他死了若干年以後，情況卻發生了連他自己也不曾預見到的變化。不僅他本人被尊奉為“聖人”，他的言論都成了金科玉律，被歷朝歷代的皇帝和官員奉若神明，頂禮膜拜，而且他的靈光還燭照著後世子孫，使孔氏家族成為了中國歷史上地位顯赫的名符其實的第一家族。
作為聖人之後，孔氏家族受到了各個朝代統治者的格外恩寵。從漢魏時期的“奉祀君”、“褒成侯”、“褒亭侯”、“奉聖亭侯”、“聖宗侯”等等封號，到唐玄宗時的“文宣公”，再到宋仁宗時的“衍聖公”，孔氏家族的恩寵延續長達兩千多年。從宋代開始，尊孔崇儒的勢頭不斷不減，反而一再高漲，上至孔子父母，下到後世子孫一律都有封賞。
明清時期，衍聖公為正一品官階，每當百官朝見皇上時，這衍聖公總是位列文官之首，站在他們的最前面，也即是站在離皇帝的最近處；
孔氏家族擁有土地108萬畝，地跨山東、江蘇、河北、河南、安徽五省；此外，孔氏家族還擁有為數眾多的佃戶、廟戶、雜戶等依附人口和諸如封官加爵等政治特權。
如此優越的生存環境，使孔氏家族的人丁也越來越興旺，家族延續不斷，族系林立延伸，子孫繁衍眾多。於是，無論在政治地位上，還是在人口數量上，孔氏家族都逐漸成為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大家族，而且地位顯赫、穩固，不會因政權的更迭而改變。對此，任何其他的家族都是望塵莫及的。
孔氏家族的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清朝末年才開始發生變化。1919年11月8日，孔氏第七十六世衍聖公孔令貽在北京去世，孔府的氣氛驟然緊張起來。原來，孔令貽生前只有兩個女兒，他的妻子陶氏沒有子嗣，於是衍聖公爵位的繼承人一時就成了問題。孔令貽臨終之前，給當時的大總統和清朝廢帝宣統各寫了一份遺呈，上面說：“令貽年近五旬，尚無子嗣，幸今年側室王氏懷孕，現已五月有餘。倘可生男，自當嗣為衍聖公，以符定製。”孔令貽請求政府等待王氏分娩後再決定衍聖公的襲封問題。
為爭奪衍聖公的位子，對於王氏是否懷孕，在孔府內引起了極大的懷疑。為了驗證是否懷孕，當時的內務部要求孔府開具一系列的證明。孔氏家族的族長孔興懷、孔府本家孔祥棣、孔令譽以及中國醫生、德國醫生都遵照要求寫下了王氏確已懷孕的證明。
王氏懷孕既確定無疑，那麼剩下的問題就是生男生女了。女的是不能接祖宗的班的，這是定製，這定製自然也是根據孔子重男輕女的思想而制定的。假如王氏產下女嬰，衍聖公的世襲爵位就要商議從同族最近的支系中另外推選一個相當的男孩來繼承。如果這樣的話，對於孔令貽的大太太陶氏來說無疑將是一個巨大的打擊，因為按孔府定製從此她將不僅失去對衍聖公府一切事務的指揮權，而且還必須帶著孔令貽的三個女兒和兩個側室（小老婆）搬離孔府。
當時“性急”的孔氏族人甚至於已經商定衍聖公的爵位由南五府十歲的孔德冏來繼承。因此，這時的陶氏真是心急如焚，整天燒香磕頭，祈禱許願，盼望王氏生下男孩，以保住她的地位。
民國九年（1920年）正月初四，是王氏臨產的日子。這一天，孔府上下，如臨大敵。為了防止出現狸貓換太子之類的意外，北洋政府成立了一個由內務部官員、山東各級軍政要員和顏、曾、孟三氏奉祀官及孔府本家年長老太太組成的“監產委員會”，並派軍隊包圍了產房，由一位將軍在孔府內坐鎮，儼然一副大兵壓境、大敵當前的架式。
值得陶氏等人慶幸的是，王氏產下的是一個男孩，於是，衍聖公爵位繼承有主，陶氏等人的地位就有了保障。這個孩子取名叫孔德成，是為孔氏後裔之七十七代衍聖公。
孔德成
孔德成的降生雖然給已經陷入重重困境的孔氏家族帶來了一絲喜氣，但是，對於挽救家族頹勢來說卻毫無幫助。清政府滅亡之後，孔府失去了來自歷朝歷代帝王加封和賞賜的許多特權；社會的動盪不安又使孔府失去了大量的田產，逐漸減少的租稅收入已經難以維持孔府上上下下那長期以來習慣了的龐大開銷，只得借債度日，很快即債臺高築。
“五四”運動及其以後，在科學與民主思想的衝擊下，全國各地批孔、反孔運動不斷高漲，“打倒孔家店”成為了時代的潮流，曲阜的衍聖公府難以不受到牽連。
1928年2月18日，蔡元培以“中華民國大學院院長”的名義釋出了《在大學院所廢止春秋祀孔舊典的通知》，從此，每年春秋各一次的祀孔大典系不復存在。之後又提出“取消衍聖公，收孔府孔林為國有”等改革曲阜孔廟千年舊制、還孔廟於國家和百姓的意見。
蔡元培等人的提議引起了孔氏家族的一片恐慌。形勢演變是如此之快，一切照舊看來是不可能的了。在魚和熊掌不能得兼的情況下，孔府採取了舍“熊掌”而保“魚”，即舍政治地位而保經濟收益的策略。
根據這個策略，一方面以衍聖公孔德成的名義呈文最高當局請求取消封號，但要保留祀奉田產；另一方面發表《告全國同胞書》，申明孔林、孔廟、祀奉田畝等等皆為孔氏家族私有財產，必須保留，以謀求輿論的支援。官司打到當時的國民政府最高當局，在其工部部長孔祥熙等人的支援下，孔府在這場風波中雖然丟掉了“熊掌”，卻暫時地保住了祀奉田地和家產，即保住了他們希望能夠保留的“魚”。能有這樣的結果，這不能不說是孔氏家族的一個小小的勝利。
“魚”雖然暫時地保住了，不過，時代潮流難以逆轉，中國封建第一家族的大勢仍然難以留住。
孔德成
1935年1月18日，當時的國民政府下令改封孔德成為“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終止了使用800餘年的衍聖公封號，衍聖公的爵位到此永遠地終結了。
春秋祀奉的舊典既已明令取消，這“大成至聖先師祀奉官”也就等於虛設，沒有什麼實際意義。孔氏家族持續2000餘年的種種政治、經濟、精神特權從此煙消雲散，中國乃至天下的“第一封建家庭”——孔氏家族從此即成為歷史。
此後至今，儘管有極少數人仍在留戀孔氏家族和孔子地位那昔日的輝煌，並總是竭盡全力地企圖去恢復它，但畢竟是世易時移，事過境遷，任何想要回到從前的努力都將是徒勞的。這真是“無可奈何花落去”，“病樹前頭萬木春”吶。這就是歷史發展的辯證法則，任何人都無法抗拒這個法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