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話是現代人的概念。古代有全國通用的官話，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比如夏商周的雅言之類。現代人未必能夠聽得懂，因為上古音中古音都有了不小的改變。但是，我們的文字是一脈相承的，因此很大程度上可以明白古人說的是什麼。我們不同於其他國家其他民族的優勢也就在這裡，只有漢語才是自古至今一脈相承。
其實在古代所謂的“普通話”跟現在的完全就是不同的話，連發音都完全不一樣。大家都知道，我們商周時期開始出現甲骨文，而且甲骨文只是在上層貴族之間流行，下層的平民老百姓是接觸不到文字的。甚至連話都說得不一樣。
周朝貴族圈內通行的“雅音”，周朝得都城建立在關中地區，所有“雅音”就是關中地區得關中話。這種階級性的語言，主要是為了保持貴族的優越性，因為這樣可以很好地阻礙普通平民老百姓學習文字和文化知識。
到了秦朝後，秦始皇施行“車同軌、書同文”的政策，自然也對語言文字的進行了統一，秦朝的“普通話”和周朝的“雅音是一脈相承的關係，因為秦朝本來就在關中地區，在統一後，秦始皇自然將“雅音”推廣至全國。
“雅音”並沒有隨秦朝滅亡而消失，而是一直承襲到東西漢時期。但是隨著西漢對西域地區的開闢，我國西部和中亞地區的很多文化隨之湧入，語言系統也增加了新元素，外來詞彙和發音風格也融入了當時的“普通話”中。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基本都是貝一些遊牧民族控制，中原漢人大規模南遷，主要遷移至長江下游地區。因此洛陽地方的“普通話”也被帶入江南，後來逐漸形成了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混溶的建康雅音。
隋唐至宋朝時期，漢民族再次統一中原，並且都是建都中原地區，北方方言再次佔領“普通話”的高地，這個時期的“普通話”也是融合一些少數民族語言的洛陽話為標準語言。
但是到南宋末年，漢族政權開始瓦解，少數民族政權勢力強大，以大都（北京）話為“普通話”。而也正是從金、蒙古政權起，
蒙古政權只有短暫的輝煌，接下來是粉墨登場的是大明王朝。明初有一場大移民活動，河南、山西居民大量遷往山東，江南地區居民遷往蘇北，湖南居民向四川遷徙。在此過程中，北方地區口音逐漸開始恢復，但是仍然夾雜大量的少數民族語言的表達方法和口音。而南方地區只有長江下游部分割槽域口音能稱之為“普通話”。
為了解決口音問題，更好地實現中央集權，朱元璋命大臣們整理出《洪武正韻》。其實就是人為地創造出一種“普通話”，編撰的原則是“以中原雅音為定”，這裡的“中原雅音”可不是現在我們理解的中原地區的語音，在當時江淮地區的“中原之音”相對純正。其實是以南京話為基礎，統一全國讀音，創造出，也就是後來的江淮官話。
可以說，自始至終明朝的“普通話”都與北京話無關。也正是在明朝，這種統一的語言有了一個響亮的名字——官話。官話，首見於明人張位所著《問奇集》，顧名思義，就是官員之間溝通時說的話。“官話”叫法通行於明清兩個朝代。在這裡不能簡單地把官話理解為一種帶有階級屬性的語言，因為，明清兩朝，做官有迴避制度，官員往往不能在自己的家鄉做官。無論在京城還是到外省，出於工作需要，官員們就要學說官話。
明末隨著清軍入關，清統治者對聚居在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漢人進行鎮壓，那些漢人是明文化或者說漢文化的傳承者，隨著他們的消亡，漢文化影響範圍大大縮小了，北京口音順利成為“普通話”。
與此同時，大量滿、蒙居民也將少數民族語言的發音特點帶入到北京地方話口音中。比如今天的普通話中的兒化音，就是滿蒙少數民族語言發音的特點。也正是在此期間，北京話基本定型。
1909 年，清政府資政院議員江謙正式提出把“北京官話”更名為“國語”，從此“官話”這一名稱成為過去式。民國時期，“五四”運動前後，在全國範圍內開展過一次聲勢較大的“國語”運動。經過反覆爭論和探索，最終統一認識，確定以北京語音為的標準音，稱為“國音”。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1955 年，“國語”更名為“普通話”。明確了普通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
我們今天的普通話，不僅是歷史的選擇，更是現實的選擇。還需明確普通話的推行，不是為了消除方言，而是為了提高交流效率、方便各地經濟文化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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