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上海市胸科醫院腫瘤外科申屠陽教授的手術被同行奉為“
剪刀神技
”，被患者譽為“精湛”，但他認為，對於一名外科醫生而言，擁有嫻熟的技術只是基本功，只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才能成為醫學大家。
因此，申屠陽教授把“
至善逸者
”四個字作為自己的微信簽名。5月9日，他在接受記者電話採訪時解釋道：“至善，是醫者的行為規範；逸者，是從‘靜如處子，動如逸兔’中引申而來。醫者要慎思篤行，有深度有溫度，才能走得更好更遠。”
（申屠陽教授）
創新：讓病人不需再忍受穿刺恐懼
記者：
近年，肺部周圍型微小病灶增多，而胸腔鏡手術中尋找這些病灶卻很難。7年前，您創新借鑑了術前放射模擬定位的技術，在術中注射染色標記，胸腔鏡下得以將這些小結節快速定位並切除，獲得了極高的手術效率和高達92%以上的準確率。由於這一發現，患者能獲得哪些益處？當時在國際上也是首創的方法嗎？
申屠陽：將肺部小結節進行準確定位並切除，是源於臨床的需要。這個方法是基於交叉學科上的一種跨界應用——做放療時，透過CT和計算機的模擬定位，能夠把射線準確地引導至腫瘤部位；同時，有一個很古老的方法叫“
美蘭定位
”，就是在CT引導下把染色劑注射到病灶的區域性，這樣，肉眼可以看到一個染色區。我們把這兩種方法結合起來——病人術前做一個放射模擬的定位，在體表做一個標記，術中病人麻醉之後，我們依循術前標記注射美蘭。這樣就解決了兩個問題，其一，病人避免了在清醒狀態下接受穿刺的恐懼和可能的併發症；其二，醫生避免接受放射輻射。
這個方法在國際上是一個創新。相關論文在翻譯成英文時，我邀請了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的王志強教授幫我們翻譯，他表示：你寫的是一項新技術，這在國際期刊上發表是有困難的，因為你要查證落實此前沒有人使用過這樣的方法。經過查實，這確實
是我們的首創
，論文寄出兩個月後，就被髮表了。成為當時國際上認可的一項來自中國的新技術。
記者：
給患者帶來的益處是顯而易見的，減少了手術的時間，精準度也得到了很大提高。
申屠陽：最大的優勢在於病人不再需要清醒穿刺。有些病人肺記憶體在多發的結節，就會不可思議地在身上穿幾根針，肉體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恐懼可想而知。此外，肺部穿刺有可能引起氣胸、血胸等併發症。
引領：國內率先使用
縱隔鏡技術進行肺癌分期
記者：
2001年，您率先在上海市胸科醫院開展了縱隔鏡檢查術；2004年，又率先在華東地區暨上海市開展了電視縱隔鏡檢查術，病例數居上海市領先水平，為縱隔腫物的診斷和肺癌的外科分期提供了最佳方法。請問這兩項檢查術開展的意義是什麼？
申屠陽：肺癌的分期治療是一個基本原則。
自1970年代開始的三十年中，中國肺癌治療的相關文章在國外發表時都會遭遇窘境——我們有很大的病例數，但是國外對相關論文的接受度卻不高。國外提出的一個重要理由是，你們的肺癌治療中，分期出現了問題。比如說我們早期的病例，你以為是很早期，但是病人手術後，發現它其實已經發生多站的淋巴轉移了。因此，國外就認為你的治療方法有問題。
那麼，如何提高肺癌的治療水準，手術指證就涉及到一個外科分期的問題。
所有影像學對分期診斷的準確率都是不高的，唯有外科分期是最高的。近些年，臨床應用超聲引導下的穿刺、縱隔鏡技術等進行外科分期。
我們現在的縱隔鏡，上世紀70年代就被我們自己的醫生從國外帶進來了，到了2001年我做第一例縱隔鏡，中間將近30年的時間沒有人使用。原因在哪裡？第一，大家都覺得麻煩。第二，我們並沒有切身體會到外科分期的重要性。所以在這一點上，我們的觀念是落後的。
記者：
是什麼力量推動了舊觀念的改變？
申屠陽：是廖美琳教授，我們醫院腫瘤科的首席專家，也是肺癌領域學術地位最高的一位老專家。她告訴我，外科要搞縱隔鏡手術，不搞，分期的準確率就上不去，所有的研究都會滯後，所以你去做。此後陳文虎主任直接推動此手術的開展。
由於開始時得不到大家的理解，所以最初幾年困難重重。直到2007年，我們做的病例才開始逐年增加，2009年6月，我主編的
《縱隔鏡技術》
一書由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發行。這本書涵蓋的面比較系統，有一定的代表性。
圖片來源於網路
縱隔鏡技術後來在我們整個醫院的臨床治療和研究當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國際上也仍然將其作為一個進行分期的金標準在應用。
擔當：要在恰當的時候
給患者做出正確的結論
記者：
除了縱隔鏡技術，您還有哪些有創見性的研究成果？
申屠陽：在國際上，2020年，我們第一個發現了靶向藥物可以抑制肺癌轉移的訊號通路。我們聯合上海藥物研究所進行了整整6年的研究，在國際上第一次發表了這一新發現。不過，由於相關內容牽涉到智慧財產權，所以一直沒有把這一研究成果轉化成中文在國內發表。它的意義在於，一、二、三代的靶向藥物，患者服用一段時間後可能會出現耐藥的問題，在腫瘤本身的治療上不再有什麼效果，但是，如果它能抑制腫瘤的轉移，這個作用也是非常大的。
記者：
這個發現非常有意義！您開展的很多創見性的工作讓您獨樹一幟，在患者眼中，“明顯感覺您不同於其他專家”。您的一位蔡姓患者表示，他在2014年體檢時發現右肺中葉0。6公分磨玻璃結節，奔走了不少醫院，也找過很多專家，結論都是隨訪。後來他找到您，您看完CT後明確告訴他問題的嚴重程度，消除了他猶豫不決的矛盾心態。術後證實結節已病變為惡性腫瘤。
申屠陽：患者最大的困惑可能就在於，不同的醫生得出了不同的結論，因此他會無所適從。
從醫學的角度來講，不同醫生得出不同結論的現象可能是緣於學科之間的壁壘。內科外科都有自己的慣性思維，內科醫生不具有手術的知識和能力，所以他可能更多地會去關注病灶的動態變化，但是，若一個病灶達到了一定的大小後，可能就已經失去了最合適的治療機會。
所以，這一點上我覺得外科醫生有天然的優勢。我們平常除了瞭解病人的影像資料外，還會接觸到病人的病灶，這樣就會對每一個病例進行反思：病灶在CT片上呈現的是什麼狀態，實際切出來後又是什麼樣，腦海裡會有一個對比。這是一個自然糾錯的過程，我們會去自覺糾正自己過去可能看得不準確的地方。
此外，醫生要有擔當，要告訴患者確切的資訊，而不是說一些模稜兩可的話。比如病人從哈爾濱到上海找我看病，如果我告訴他再等等看，什麼傾向性的診斷都沒有傳達出來的話，那他這一趟應該算是白跑了，沒有得到來自醫生的更好的服務。
此外，作為中國最早的胸科醫院，也是上海市肺部腫瘤臨床醫學中心所在地，我們有責任給予患者最好的專業服務，這是一種責任感和榮譽心。
從另一個角度講，我們也不要那麼僵化地去看待一個結節，一定要讓病人多久進行復查。一個病灶的生長速度，和它的大小，它所在的部位，病人的身體狀況等都是有關聯的，有些病灶是可以更早地去處理的。
（申屠陽教授在騰訊健康做科普）
在崗：老師的認真、率真
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記者：
2016年，您的老師石應康離世後，您寫過一篇紀念文字《千古一嘆——紀念石應康老師》，文章真切感人。您在文中說道：“1990年，我赴華西讀書，在胸外科第一次見到石老師，他剛從美國研修歸來，科室相處，留下的最深印象是在監護室查房的認真和率真”。您認為認真和率真是作為外科醫生最重要的兩個品質嗎？
申屠陽：我研究生畢業於華西醫科大學。華西醫院應該是比較特別的一家醫院，因為每一年的中國醫院排名中，你會注意到，華西幾乎所有的學科都會排在前三。我覺得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華西的學風很紮實，校風很淳樸。
另外，當時師生之間同心同德，跟現在的師生關係不太一樣。1998年，我當時離開華西已經5年了，在上海和石英康教授擦肩而過的時候，都一下子認出了彼此，不約而同地回頭喊出了對方的名字，可見師生情深。
我之所以在文章中寫這句話，是因為那個時候我在心臟外科，他從國外回來不久，有一天晚上我在監護室值班，去看望一位病人的時候路過他的辦公室，我就進去看他，當時他正在跟病人說話，看到我後只跟我說了一句話，我至今記得特別清楚，他用中文和英文說，“
你現在是在崗的，you are on duty
”。他的意思是，你應該堅守在崗位上，你是有責任的，你不能離開你的崗位。
記者：
老師傳遞給您的是兩個“真”字——“認真”和“率真”。您也培養了很多學生，您想傳遞給學生哪些理念？
申屠陽：首先，我覺得一個人要搞清楚個體和平臺的關係，你所在的平臺永遠都重於個人；其次，就是尊老愛幼。老一代要關心年輕一代，年輕一代也要尊重老一代，這樣才能形成一個和諧團結的良好氛圍。否則，如果個人的品德出現問題，科室出現內訌，就會阻礙個體和整體的發展。
第三，任何一個團隊，長者一定要以身作則，言傳身教，身教重於言傳。我們的周允中主任，我師從他很多年，他現在已經80多歲了，他每次去看望病人的時候，第一個動作永遠都是先伸出手來去握病人的手，這不僅僅是問候，而是透過握手來感受一下病人的溼熱度，如果病人存在血容量不足的情況，手一搭就能知道。
第四，我想傳遞的很重要的內容就是，
醫護人員可以不用高標準來要求自己，但是必須要有最低標準
。
高標準，如白求恩式的醫生，我們大多數人達不到，現在也不是當年的環境。但是你必須要有最低標準——對待病人，護士要有善心，醫生要有同情心。
（上海市胸科醫院腫瘤外科）
科研：病人的需要就是最高階的需要
記者：
請您談一下，如何提升國內的腫瘤臨床研究水平？
申屠陽：這個問題大家一直在討論。比較殘酷的現實是，中國目前整體的腫瘤研究在國際上還是不佔有主導性的作用。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的陳國強院士說過的一段話比較中肯，的確是肺腑之言，他說：中國的醫學研究，主要是基於西方的藥物和器械裝置的應用。
的確如此，我們的腫瘤研究都在競相使用新的進口藥物，就像做化學實驗一樣，各種的方案，實際上是在使用西方的藥物進行各種配伍，我們自己原研的藥物很少。
此外，從我們外科角度講，無論你是腔鏡也好，機器人也好，萬變不離其宗，都是在用西方的裝置開展不同的術式，治療的模式並沒有改變。
近些年，國家投入了大量的經費，各個單位趨之若鶩地去申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去發表高分的SCI文章，卻極少對現狀有革命性的推動和改變。
我想我們的定位可能發生了偏差，忽視了自己的臨床研究，卻做了大量的我們並不擅長的基礎研究。臨床醫學的研究重點，我認為應該放在臨床需要的方面，病人的需要方面。
所以，我去做縱隔鏡，是為了病人分期的精準；我做小結節的定位，是為了讓病人減少穿刺的痛苦。所以說，從臨床的需要出發，依然能夠取得很好的成果。為什麼一定要把臨床大量的精力、金錢用在去發表那些含金量並不高，甚至是編撰的後來又被撤稿的文章上呢？因此，我認為提升臨床應用性研究的地位非常重要。
有人覺得做臨床研究很初級很低階，其實病人的需要就是最高階的需要。我們如果因此而改變了一種治療模式，改變了一個治療指南，就是對全世界的最大貢獻，是一大堆文章無法比擬的。
記者：
的確，病人的需要就是最高階的需要。
申屠陽：最近發生的一件事挺有趣。2021年美國胸外科年會上，日本國立癌症研究中心的淺村尚生教授在會上做了一個重要發言，這個發言全世界已等了整整10年。10年前，他就開始研究那些早期的、非完全實性的、兩公分以內的病灶，是可以肺段切除，還是肺葉切除？他做了10年的研究，一個看似非常簡單的臨床研究，終於得出結論：可以做肺段切除，不要做肺葉切除。
這一研究的重要性在哪裡？1990年代，美國的金斯伯格做相關研究的時候，他得出的結論是必須做肺葉切除。因此，在全世界的肺癌治療當中，這就作為了一個經典應用了整整30年，多少病人因此做了肺葉切除。今年這個研究結果出來後，從此改變了整個治療模式，今後對於這種非全實體性的病灶，只要它小於等於兩公分，我們就理所當然地做一個肺段切除，病人的肺就可以因此而保留下來很大一部分。
臨床研究的重要性從這個例子中我們就可以深入體會。在中國，我們應該大力提倡做臨床的應用性研究。這一點我體會最深，深以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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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普及早癌篩查
需要我們共同努力
記者：
提到日本，您曾於2000年到日本國大阪府立癌症醫學中心胸外科研修。您認為當時咱們國家胸外科的水準和日本存在哪些差距？21年後的今天，這些差距仍然存在嗎？
申屠陽：從技術層面來講，我覺得中日之間的差異並不是特別大。但是另一方面，我感覺日本當時整個肺癌的狀態已經發生了明顯的改變。我去的這個醫學中心的胸外科，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時候，每年要做2000例肺癌手術；但是到了2000年我去的時候，他們每年只做200例，下降了10倍之巨。
你會很難理解，你會想，這個科室怎麼在30年中病人減少了10倍，病人流失了嗎？其實，我們醫務人員的職責，就是要把發病率降下來。日本的病人之所以大幅減少，一是由於日本對環境的保護，二是對於早期病例的篩查。
日本對早期病例的認識，在那個時候跟我們有質的區別。我第一次知道一些微小的病灶也是肺癌，初次接觸了“毛玻璃病變”型的早期肺癌。我們當時的概念中，肺癌病人的腫瘤都長得很大，晚期的病人很多。
這一點就直接導致他們早期病例的大量增加，治癒率的顯著增加，同時，晚期病例明顯下降。到了2000年的時候，大量的病人都是早期病人，晚期病人很少。
今天的我們，跟日本50年前的昨天是一樣的，而且我們國家整個的病例數還沒有明顯地降下來。根據我的保守估計，我們的差距大致在30年。
目前，中國像北上廣這樣的大城市能夠及時進行早癌篩查，但更多的偏遠地區，早癌篩查是缺失的。普及早癌篩查，需要我們共同努力。
專家簡介
申屠陽
上海市胸科醫院腫瘤外科
主任醫師、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
◆ 上海市胸科醫院暨上海市肺部腫瘤臨床醫學中心肺部腫瘤外科主任醫師
◆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碩士生導師
◆ 中國抗癌協會肺癌專業委員會委員
◆ 中國抗癌聯盟上海市肺癌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 中國研究型醫院學會胸外科專業委員會委員
◆ 上海市醫學會腫瘤專業委員會委員
◆ 中國醫師協會胸外科分會委員
◆ 《中國肺癌臨床診治指引》專家組成員
◆ 兼任《中國肺癌雜誌》、《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誌》、《Chinese Cancer Research》編委、《腫瘤》雜誌特約審稿專家
早癌篩查需重視
ECS早癌篩查平臺與全國知名的三甲醫院專家合作，如北京大學腫瘤醫院、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北京協和醫院、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等等，由
專
家綜合評估受檢者的身體健康狀況及癌症高危風險因素，為受檢者提供個性化定製的癌篩方案
。
篩查過程有
專業醫護人員全程引導陪同
，篩查結束後
早癌篩查專家1V1解讀報告
，並給出
健康隨訪方案
，讓大家在追求健康的道路上安心放心省心。
當您或您身邊的家人朋友有相關早癌篩查需求時，ECS早癌篩查平臺可以為您推薦權威專家提供癌症高危評估服務；如果當前沒有需求，也可以在平臺隨時諮詢健康管理相關問題，尤其是有腫瘤家族史的更加要重視將癌症篩查年齡提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