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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精神健康之憂
本刊記者/彭丹妮
發於2021.12.13總第1024期《中國新聞週刊》
今年5月，第一個有關中國少年兒童精神疾病患病率的流調報告發表在《兒童心理學與精神病學》雜誌上。該研究由北京安定醫院鄭毅等學者牽頭，從2012年底啟動，選取了北京、遼寧、江蘇、湖南、四川五個省（市）的約74000名兒童青少年作為樣本。
調研結果顯示：在6~16歲在校學生中，中國兒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礙總患病率為17。5％，其中，流行程度最高的精神障礙包括：注意缺陷多動障礙佔6。4％、焦慮障礙佔4。7％，對立違抗障礙佔3。6％、抑鬱障礙佔3。0％、抽動障礙佔2。5％。
有研究顯示，半數精神問題在14歲之前已初露端倪，而在24歲之前，這些問題中的75％已經顯露出來。世界衛生組織亦指出，青春期是發展和維持社交和情感習慣的關鍵時期。全世界有10％~20％的青少年有精神衛生疾患，但未得到充分診斷和治療。
當兒科醫生進修精神醫學
創立於1984年的南京腦科醫院兒童心理衛生研究中心，是中國第一所兒童心理衛生領域的專業機構。其創始人陶國泰被譽為“中國兒童精神醫學之父”。
在11月末一個尋常的週一早晨，該機構的醫護團隊照例開晨會，一位在浙江省某三甲綜合醫院工作了十多年的兒科醫生講述了她來這裡進修的緣由：這兩年，因非感染疾病來就診的兒童越來越多，包括一些自傷、過量吞食藥物、反覆軀體不適等情況，且發病年齡越來越趨於小齡化，臨床工作面臨新的問題和挑戰。
過去，兒科門診的小患者們，絕大多數是因胃腸道和呼吸道系統急性感染引起的腹瀉與發燒咳嗽等。隨著人們衛生意識的提高，近兩年這類疾病在大幅下降。這位兒科醫生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另一類靠過去抽血化驗不能判斷的情況卻在增加，比如，有兒童在學校總是擾亂秩序，被要求來醫院診斷原因；有稍大一點的青少年，總是說頭疼，出現學習困難，但反覆檢查也沒有發現病因；更有些兒童因為自傷或自殺，一來醫院就被直接送進急診室。
她發現，越來越多的兒童和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問題。儘管不清楚自己所在的醫院未來是否要開設兒少精神專科，她的想法是，兒科醫生如果具備精神醫學專業知識，能夠幫助實現早期篩查。
北京安定醫院兒童精神障礙團隊領銜專家鄭毅教授正向家長講解患兒病情。圖/受訪者提供
精神健康或心理健康，是一種怎樣的狀態？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醫院兒童精神醫學首席專家、主任醫生鄭毅的定義是，指個體能夠恰當地評價自己、能應對日常生活中的壓力、有效率地工作和學習、對家庭和社會有所貢獻的一種良好狀態。主要包括以下特徵：智力正常、情緒穩定、心情愉快、自我意識良好、思維與行為協調統一、人際關係融洽、適應能力良好。
過去，因專業人員不足及缺乏流調科學工具等原因，中國對兒童精神衛生問題的流行程度一直缺乏一個相對準確的摸底調查。此前一個常被引用的資料是：中國17歲以下的兒童青少年，約3000萬受到各種情緒障礙和行為問題的困擾。鄭毅說，這個數字是1990年代的一項行為問題調查的結果，篩查使用的是行為量表，並沒有進一步進行精神障礙的診斷，因此不屬於精神疾病流調。
根據鄭毅團隊的調研，不同年齡段的孩子，罹患的精神疾病，種類有所差異。在6~11歲這一組別的樣本人群中，注意缺陷多動障礙、品行障礙、對立違抗障礙、抽動障礙、強迫症和分離焦慮障礙患病率較高；12~16歲樣本人群中，重性抑鬱障礙、雙相障礙、創傷後應激障礙、社交恐懼症和精神病性障礙的患病率較高。可見，兒童更多出現行為問題，而青少年更多是情緒類障礙。
鄭毅認為，中國兒童青少年精神障礙總患病率17。5％這一數字有可能被低估了，因為這項調研只納入了6~16歲的在校人群，一些更小年齡的兒童不在其中，而在那些輟學、失學的青少年中，精神不健康的比例只會比在校學生更高。
因為這是中國首個關於17歲以下人群精神障礙比較全面的、最新的流調報告，沒有過往的資料可以對比，但幾乎所有受訪的臨床兒童青少年精神科醫生都感到：兒童青少年精神障礙越來越高發。
何凡是北京安定醫院的兒科主任。她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她剛剛參加工作的時候，兒科病房有20張床位，需要住院的一般都能住進來。到了2017年，醫院將兒科病床數量擴增到60張，再加上特需病房的十幾張床位，如今都住滿了患兒，院外還有30多個等待床位的病人。
11月29日，江蘇南京腦科醫院兒童心理衛生研究中心門診部，正在候診的家長與兒童。攝影/本刊記者 彭丹妮
10年前，南京腦科醫院的兒童青少年心理衛生年門診量大概在12000，現在每年的門診量即使是限了號，也達到45000。過去，這個中心開展的“衛生部兒童心理衛生進修班”要求比較高，只能是精神科醫生、且主治醫師以上級別才可以來學習，但是現在，因為需求增加了，兒科醫生、康復師、心理治療師等人員也加入到培訓體系中來。近十年，進修班已經從每年一屆變為每半年一屆。
從精神分裂到不想學習
臨床醫生們普遍感到的兒童和青少年精神障礙問題的愈發嚴峻，到底是由於患病率本身在增加，還是就診率、就診意識的提高，目前學界並沒有明確答案，更有可能的是，兩種原因都有。
可以佐證人們就診意識在提高的一個現象是，近40年間，精神科醫生們接診的患兒症狀在輕型化，一些年齡很小的兒童也越來越多出現在診室。
在鄭毅剛剛參加工作的1980年代初，接診的病人多屬智力低下，專業人員稱之為“精神發育遲滯”，或者是重性的精神疾病，包括兒童精神分裂症、雙相障礙等。
但是進入新世紀後，因輕型的精神障礙、對立違抗、抑鬱、孤獨症等障礙就診的兒童青少年比例大大增加。鄭毅說，過去，如果醫生遇到一個抽動穢語綜合徵的就診者，是會作為教學病例的，因為太稀少，而現在，這種抽動障礙的病人幾乎每天都有。
南京腦科醫院兒童心理衛生研究中心副主任醫師張久平等人對2012年3月~2019年7月間該院住院部的2153名兒童青少年住院患者進行回顧性分析，發現患者數量前5位的病種依次為：精神分裂症及相關譜系障礙（40。8％）、神經發育障礙及其伴發障礙（17。4％）、抑鬱障礙（16。6％）、雙相譜系障礙（8。1％）以及軀體形式障礙及分離性障礙3。9％。該研究同時發現，在2018和2019年，精神分裂症及相關譜系障礙所佔比例出現下降，而抑鬱障礙患者所佔比例比過去年份高。
今年，南京腦科醫院兒童心理衛生研究中心所長、主任醫師柯曉燕及國內其他專家團隊聯合開展過一個關於注意缺陷多動障礙的調研，是一項涉及全國13個城市的多中心研究，篩查陽性的患兒中就診率為24％，但10年前，同樣是多箇中心城市，就診率只有10％。
臨床醫生和學界認知的進步，也會推動某種疾病的浮現。孤獨症譜系障礙（ASD）簡稱孤獨症，是一組以社交溝通障礙、興趣或活動範圍狹窄以及重複刻板行為為主要特徵的神經發育性障礙。國際上在1943年首次報道，2013年，被全世界精神科醫生視為聖經的《美國精神疾病診斷及統計手冊》（DSM-5）正式提出ASD的概念。
近20多年，孤獨症在國際上從罕見病變為一種常規疾病，同一時期，南京腦科醫院診治的孤獨症患兒也飛速增加。該院兒童心理衛生研究中心副主任醫師鄒冰說，孤獨症患病率方面的研究比較缺乏，沒有明確的資料，但原先一大部分孤獨症病人可能因為誤診、漏診而沒有被發現。自從孤獨症在國內報道以後，人們的認識大幅提高，再加上新世紀後，兒童保健、生長髮育科醫生也開展篩查，孤獨症就診率和識別率也上升了。
目前，精神障礙發病機制的模型，主要是生物、心理、社會三個因素的共同作用。許多精神疾病的發病機制很複雜，學界依然不能很好地解釋病因，生物學因素到底是帶來患病率的上升還是下降也就很難說。
例如，注意缺陷多動障礙雖然被劃分為神經發育障礙類，但是它的觸發危險因素很多，包括遺傳因素、孕產期母親菸酒攝入、大腦發育異常、在家庭或者學校當中缺乏安全感等等。所以，儘管今天有優生優育的實踐、產科的技術進步等，這類患兒也並未比過去減少。
同樣，曾參與衛生部《兒童孤獨症診療康復指南》編訂的北大六院兒童心理衛生中心主任劉靖也提到，孤獨症現在是全球研究熱點，環境因素，包括高齡懷孕、孕期用藥、空氣汙染等都會增加子代患孤獨症的風險，但是其病因和發病機制非常複雜，目前還沒有突破性進展。
2014年5月9日，北京安定醫院兒科病區，醫生帶著兒童精神疾病患者們跳集體舞，增強他們的“存在感”。圖/視覺中國
鄒冰說，過去女性在生產時，有嬰兒腦出血、腦缺氧的情況，大腦大面積地遭到破壞，能從影像圖上看出來，今天這種嚴重的損害減少了，影像圖或腦電圖等常規檢查看不出來異常，但可能存在一些輕度損傷。柯曉燕指出，哪怕可以消滅已知的病因風險，但也有很多未知的觸發因素冒出來，比如現在越來越多的孩子過敏，說明免疫系統有異常，這也會影響神經發育的健康。
按照世界衛生組織說法，真正由遺傳或基因導致的精神障礙，也就是生物學因素，大概只佔15％，絕大多數精神障礙的發病原因與心理和社會因素有關，包括遭受的心理壓力、精神刺激、社會生活方式的變化、大氣環境、飲食攝入等等。
鄭毅分析，生物學因素，比如基因突變，不會在短短几十年間就發生變化。他在從醫經歷中也觀察到，現在輕度的精神障礙，尤其與文化和環境相關的精神疾病或症狀在明顯增加。
過去四十多年間，中國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帶來的留守兒童現象、離婚率上升、獨生子女、“雞娃式”教育等一系列社會變化，都在深刻影響著兒童與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像對待發燒一樣對待精神異常
幾乎所有的兒少精神障礙，正確的早期干預都能夠換來更好的結局，哪怕是精神分裂症，其幻覺、妄想等症狀，也早有專門的抗精神病藥。兒童處在成長髮育的過程中，具有更強的可塑性。
孤獨症目前並沒有治療藥物，但業界認為，早期發現、早期行為干預具有積極效果。鄒冰舉例說，一個孤獨症的患者，可能在語言運用上有困難，也許會突然在課堂上冒出一句“外婆家”，表情痛苦。有經驗的精神科醫生會透過一點點抽絲剝繭地去問，最終弄明白這句莫名其妙的話。在對方的語言中，這可能代指“疼”，正確的干預能夠透過不斷訓練，教會對方以後怎麼使用“疼”這個字。
再比如，一個孩子因為外界壓力，出現一些無意識的小動作，清清嗓子、愛歪嘴巴，如果沒有找到原因，把這個壓力因素去除，這些小動作就會固定下來，成為抽動症。若是外部再繼續施壓，就可能發展至抑鬱症甚至精神分裂。抽動症到了青春期時，容易發展出一些共患病，比如抽動伴強迫症。
11月25日，在北京安定醫院兒科住院的孩子們在下午收看動畫片。本版攝影/本刊記者 苑蘇文
注意缺陷多動障礙（ADHD）亦被稱為多動症，主要表現為與年齡不相稱的注意力易分散，不分場合的過度活動和情緒衝動，並伴有認知障礙和學習困難，智力正常或接近正常，常見於學齡期兒童。何凡說，這種疾病在三歲左右就會出現症狀，但如果幼時沒有被識別，等到了青春期，因為學業跟不上、交友困難等情況，可能來就診時已經出現抑鬱、焦慮障礙了，追溯其病史時，會發現兒童時期曾患過ADHD。
因為ADHD患兒通常在行事風格上更為衝動、魯莽，所以，國內外都有ADHD病史與少年犯罪相關性的研究。2010年，鄭毅等人曾經隨機各抽取北京和上海一家少管所的在押少年犯作為樣本，並對他們進行精神檢查，結果發現，這670名入組少年犯中，31％都診斷為ADHD。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教授陳祉妍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很多成人期的心理疾病都會在青少年期出現苗頭，所以青少年期是非常關鍵的階段，孩子應該在更早的時候，就得到心理健康的服務與干預。
鄭毅解釋，成年人的很多邊緣性人格障礙，比如說，神經焦慮障礙，都跟兒童時期的創傷有非常密切的關係。而一些兒童期沒有得到治療的疾病，比如，高功能的孤獨症患者，因為自言自語、不理人這些症狀，在人群中看起來自然有些“怪異”，逐漸到青春期或成年之後，社會交往能力要求高了，這些人更加不適應，很容易被當作“怪人”診斷為精神分裂症。鄒冰就在查房中碰到過這種情況，藥物治療效果不好，容易被貼上“瘋子”的標籤。
一個業界共識是，全世界大概有1/5的兒童和青少年會罹患精神障礙，而在發展中國家，實際得到合理診斷和治療的卻不足1/5。公眾意識薄弱的一個原因，在於精神障礙疾病存在識別困難，疾病與非疾病的界限並不清楚。如何判斷兒童是多動還是調皮？如果孩子愛擠眉弄眼眨眼睛，這是正常的小動作還是抽動症表現？運動不協調也是精神疾病嗎？
鄭毅給了實用的建議，當孩子出現以下兩個訊號時，要考慮精神障礙和及時就醫了：第一，如果一個孩子的情緒、行為表現跟他的年齡、受教育水平、所處環境不相符合時；第二，如果孩子的情緒和行為問題，給孩子自己、家長或者學校造成持續的麻煩和痛苦時。掌握這兩點原則，“人人都是心理醫生，80％的精神障礙能夠及時就診，被專科醫生識別出來”。
柯曉燕補充說，當兒童的行為讓家長感到很困難或者困惑時候，實際上就是需要尋求專業人士幫助的時候，而不要自己歸因、解釋。比如，面對孤獨症患兒，沒有把它當作疾病，而是看成教育，以為說道理就行，殊不知，科學的孤獨症干預是一種技能訓練。
如果感到孩子符合以上情況，是先去看心理諮詢還是精神科醫生？何凡的建議是，可以先到兒童精神科作一個詳細的評估和診斷，看需要藥物治療、綜合干預還只是心理治療。因為普通心理諮詢師沒有精神科或兒科醫學背景，素質良莠不齊，可能無法把握是疾病還是一般的心理問題，延誤治療。
雖然去看醫生不一定意味著診斷疾病，但鄭毅覺得，像對待感冒發燒那樣對待兒童的異常行為和情緒並無壞處，感覺不對勁就可以去醫院排查一下，將危機消滅於萌芽中。他反問道，“為什麼往往孩子一發燒，家長就帶著孩子往醫院跑，但當心理出現了求救訊號，卻拼命找藉口不去醫院？”
兒童精神科醫生不到500人？
因為需求的快速增加，鄭毅說，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領域是“超快速發展”。不過，到今天，兒童精神科醫師隊伍的發展依然沒有壯大。鄭毅說，因為精神醫學知識的普及不夠，社會上人們對精神病人的恐懼和歧視，導致精神障礙患者及家庭有嚴重的病恥感，精神障礙患兒更多流向兒童醫院和婦幼保健院，由於就診量小，兒童精神病房在好多城市開了關、關了開。
1986年，南京腦科醫院兒童心理衛生研究中心被世界衛生組織聘為“兒童心理衛生科研和培訓合作中心”。兩年後，該中心被當時的國家衛生部任命為中國兒童心理衛生指導中心，培養了大批專業人員，此後，許多省市逐漸成立兒童精神衛生中心。但到了1990年代，公立醫院逐漸強調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因為用藥少、工作量又大、人員配備多，兒科相關的領域都面臨生存壓力，南京腦科醫院的兒童精神科也大約低迷了十來年。
一個常被引用的資料是，中國的兒童精神科醫生不到500人。不過，柯曉燕認為這並非準確數字，據她所知，這是至少五六年前的一組統計資料了，一直沒有更新。
但專業人員的匱乏仍是不爭的事實，不僅是兒童精神科醫生，同樣缺乏的還有專業的兒童心理治療師、心理諮詢師等相關人員等。2015年，鄭毅在評述中國兒童精神醫學發展時指出，該領域最大的問題是發展不均衡，大城市已經達到國際先進水平，而大部分中小城市甚至沒有兒童精神科醫生和診所，大多數還是由成人精神科按“小大人”模式處理。
北京安定醫院兒科住院區執行封閉式管理，家長送來的零食要開包檢查，並經過金屬探測器檢查，防止孩子們在其中找到傷害自己的“利器”。本版攝影/本刊記者 苑蘇文
兒童青少年與成人的精神障礙在診治方面是有區別的，需要得到專業學習。一方面，兒童的精神障礙種類有其特殊性；其次，兒少精神科醫生，要懂得兒童青少年的發育特徵，將疾病與生長階段、激素水平、青春期心理等因素結合起來判斷。此外，因為一些患兒的語言表達能力不夠，依賴父母的主觀性描述，因此，要辨別其真正的狀況，需要更多的經驗和溝通技巧。
在南京腦科醫院門診部，就看到這樣的患兒。一個7歲的小女孩，因為被老師批評，無論如何也不敢去上學，一到校門口就哭。詢問完家長後，醫生希望聽她講述原因，但無論醫生怎麼問話，她都不言語，只用點頭和搖頭來進行溝通。後來，她用手遮著，在桌上比劃了兩個字：爸媽。醫生診斷她因為不去上學，被父親打，出現了應激障礙。
南京市江寧區第二人民醫院距離市中心大約20公里，是一家二甲精神病專科醫院。該院兒童精神康復科主任李影介紹，因為兒童青少年門診量少，醫院目前並未專門設立兒少精神疾病門診和病房，與成人一同接診。她管理的兒童精神康復科其實是孤獨症的訓練中心，原本加上她有兩位醫生，還有10個康復師，最近另一個醫生辭職考研離開了。
中國正在著手加強這個領域的醫療資源均等化。《健康中國行動——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動方案》提出，2019~2022年，60％的二級以上精神專科醫院設立兒童青少年心理門診，30％的兒童專科醫院、婦幼保健院、二級以上綜合醫院開設精神（心理）門診，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核心知識知曉率達到80％等。但問題是，短期內，這些醫生從哪兒來？
多位臨床專家認為，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推行專科醫生制度，到底培訓多久算是合格，什麼背景的醫生可以開展兒少精神科診治？兒少精神科要有一個規範化的培訓和認證體系，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人才隊伍的質量，也才不會出現連中國有多少兒少精神科醫生都說不清楚的情況。
正確干預的前提，在於先有正確的診斷。由於專業兒童精神科醫生的稀缺等原因，精神障礙的誤診總難以避免。以孤獨症譜系障礙（ASD）為例，大眾更為熟悉的叫法是“自閉症”。鄭毅非常排斥“自閉症”這一叫法，因為它容易讓人想當然地認為，不說話、不理人的表現就是ASD症患者。他繼而解釋說，言語發育障礙是很多ASD患兒就診的主要原因，但有一些ASD患者看起來並不“自閉”，相反，他們的話很多，滔滔不絕，但問題在於，他們與人的對話並不是互動式的、合乎場景的交流。他強調說，只有孤獨症才是對這一類患者最準確的稱呼。
鄭毅接診過一個三歲半左右的小患者，看起來有很明顯的“五不”（不看、不應、不指、不語、不當）特徵。此前，他輾轉多地就醫，被多位醫生診斷為孤獨症。但他經過診斷，認為這名小男孩應該是精神分裂症，應接受藥物治療。後來，這個孩子住了20天的醫院，目前已經唸到小學三年級，一切正常。如果他一直按孤獨症診斷只進行康復訓練，失去早期治療的機會，結局只會逐漸衰退。
此外，在當今的社會環境下，一些表現更容易被定性為“病態”。以注意缺陷多動障礙為例，鄒冰認為，關於該病的診斷是有擴大化傾向的，不是現在兒童青少年的注意力時間在變短，而是社會對注意力的要求在變高。
比如說，一堂45分鐘的課，如果滿堂都是灌輸式教學，對注意力來說是超載的。但在學業焦慮的背景下，老師和家長希望的不僅是45分鐘，而是一天最好10個小時的專注。由鄭毅與劉婧在2015年主編的《中國注意缺陷多動障礙防治指南》提到，5~6歲兒童的專注時間是5~6分鐘，12歲以上也只可以達到30分鐘。
這種期待之所以會影響診斷，是因為對所有精神疾病的診斷幾乎都會參照“量表”，而量表並不那麼客觀。根據《中國注意缺陷多動障礙防治指南》，在診斷時，大致步驟是醫生觀察、檢查性交談、體格與神經系統檢查、心理評估，在心理評估環節，主要是依據各類兒童行為評估量表，這些量表多由父母和老師填寫，容易受到填寫者個人情緒、文化背景、看法等影響。
因各類評估量表的可靠性欠佳，而分子層面的客觀診斷依然沒有找到，鄭毅說，這就對精神科醫生，尤其是兒童青少年精神科醫生的診斷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要能在兒童的語言、思維、適應能力等細微之處，尋找診斷的線索。
現實卻是，現在精神疾病正在被一些非專業的人員在大量診治。鄭毅說，因為目前少兒精神科醫生很少，很多醫療機構採用的是其他科人員轉崗培訓的方式來應對就診需求量的增加，更不用說今天社會上一些不具備資質的營利性機構。而越是外行的人，越覺得精神醫學簡單，比如他們容易套用一些簡單的刻板印象來診斷。
一家大型孤獨症訓練機構的醫學專家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這個領域規範的機構大概只佔30％，一些小工作室、中醫針灸等五花八門式治療的機構很多。他曾見到過北京一家開在廢棄工廠的“小作坊”，是一個孤獨症患者家長開的，當時康復師正在給躺在地上的20多個孩子做按摩。
除了醫療資源總體不足、分配不均衡這類中國醫療所共有的一些普遍狀況，兒童精神病，或者更大的精神病醫學之所以面臨挑戰，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鄒冰指出，關於腦科學的研究還很有限，許多精神疾病的機制也有很多未知，因此，在診斷上還比較困難，治療手段也比較有限。
一種社會病
因為精神障礙受到社會和環境因素的影響較大，因此，與不同時期氣質、心理狀態有勾連，疾病譜也就具有時代性，需要不斷更新認識。
南京腦科醫院兒童心理門診，在等待女兒從診室出來的空隙，一位媽媽與別的候診家長聊起來。因為焦慮、情緒時好時壞，再加上身體原因，她上初一的女兒現在在家休學，定期來醫院拿藥、複診。
這位母親有些自責，認為女兒現在的狀況與父母給的學業壓力有關。小升初時，因為希望孩子考上南京頂尖的民辦學校，再加上其他家長的“雞娃”建議，她給女兒報了一個培訓快班，孩子成績有些跟不上，便患上了焦慮障礙。
北京安定醫院兒科病房內張貼的小患者的畫作。本版攝影/本刊記者 苑蘇文
她說，不像她們小時候，有什麼心事、苦惱，到處跑一下、跟夥伴打打鬧鬧就過去了。現在，家長基本不讓孩子出去，甚至也不在小區裡面玩，一天關在家裡學習。雖然道理通俗，但她所提到的這點，實際上正是兒童精神科醫生們解釋今天精神障礙患病率上升的重要因素：過度保護的教養方式、對兒童單一的評價標準和自由玩耍的消失。
回憶小時候，不止一位兒童精神科專家提到成長在大院環境中的集體記憶。鄒冰覺得那時候太幸福了，因為很簡單的跳繩、跳皮筋遊戲，都能帶來快樂。小孩子可以參與到很多家庭事務當中，就是在幫大人排隊買青菜這樣的小事情中，都能得到一種成就感，不像今天，兒童得到的積極反饋很少。在鄭毅看來，那些小孩子創造的遊戲，哪怕是最簡單的“跳房子”，都有規則在其中，兒童正是在這種玩耍當中懂得規矩、學會合作，看到自己的優缺點，習得社會功能。
柯曉燕也提到，當家長只看重學習，而在別的方面過度滿足孩子時，也就剝奪了他們從一些不起眼的小事情中獲得滿足和快樂的機會。這還會帶來別的危害，雲南省藥物依賴研究所教授李建華告訴《中國新聞週刊》，當一個兒童或青少年在過分溺愛的教養方式中，形成“即刻滿足”的人格特徵以後，在成長中面臨挫折時，一部分人就會開始出現問題，比如，濫用菸草、酒精、藥物，網路成癮，又或者出現神經症人格，幻想、做白日夢……這些都是精神疾病。
這種現象並非中國所特有。由美國作家格雷格·盧金諾夫與喬納森·海特所著《嬌慣的心靈》一書寫道，當代美國父母的教養方式已經發生了轉向，尤其是在中產階級以及更上層的家庭中，無微不至和精心保護變成了新風尚。
與此同時，因為對擠進名牌大學的焦慮，自由玩耍、適度冒險、自我探索讓位給課程學習，再加上智慧手機、虛擬社交的日益普及等多個因素交織在一起，顛覆了兒童此前的身體和社會發展經驗，改變了神經發育的複雜過程。
這種時代心理的改變，不僅明顯地推高了如今廣受關注的抑鬱症和焦慮障礙，而且透過多方面的機制，影響大腦神經遞質等生物元素的健康，造成精神或心理的失序。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精神衛生中心副主任黃滿麗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兒童和青少年的大腦發育過程中，基本上在5歲的時候，興奮性神經突觸就已經比較成熟，然後逐步修剪，但體現大腦功能成熟的重要標誌“抑制性神經突觸”在15歲才開始大量增生，直到20歲上下才基本穩定。
在發育和成長中，掌握大腦抑制和興奮兩大功能的平衡，懂得如何遮蔽掉干擾的興奮點、又保持恰當的專注與興趣，就像幼兒在蹣跚、跌倒中慢慢學會走路一樣，是一個在與外界互動中，自身逐漸調節、找到平衡的過程。黃滿麗指出，今天的社會生活方式，透過減少和剝奪孩子的運動、面對面的社交、充足的睡眠、規律的飲食習慣等，讓他們無法在一個符合生長髮育所需的環境中去運用和學習這兩種功能。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要應對今天日趨嚴峻且種類繁多的兒童青少年精神障礙現狀，僅僅提高專科醫生和從業人員的數量與待遇，開設更多的病房，並不是全部的解決方案。還需要進一步思考的是：在成為疾病之前，如何在這個時代，保持兒童和青少年心理或精神的健康？
（實習生曹媛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