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決定我們說起來很容易，但真的要做出時卻又萬般為難了。
就像我們看著別人呻吟嚎叫總會覺得有些小題大做，真要輪到自己身上的時候卻又要撕心裂肺了。
因為除了理解和同情之外，我們並不能真正去感受別人的痛苦。
如果換作是我們自己，或許要比這對兄妹更加的猶豫、糾結、心痛了。
而，我可以預言的卻是，這一天我們早晚會要去面對，無論你是願意還是不願意。
文|多巴胺
圖|《急診室的故事》
“你們怎麼決定？”急診搶救室門外我盯著這對兄妹，態度嚴肅，言語利索，甚至有些強迫而急切地想從家屬口中得到答案。
無論這個答案是肯定還是否定，也無論這個答案對病人有利還是無利。
我需要的只是一個答案：救還是不救？
病人的女兒紅著眼睛一直在哭，病人的兒子一臉茫然猶豫不決。
而身穿著白大褂的我，則如同熱鍋上的螞蟻一般，焦急不安。
因為我知道搶救室內的病人已經沒有時間留給家屬們來考慮了，他已經危在旦夕。
等不了家屬的回答，我轉身離開，離開之前我丟下一句話：“如果你們沒有明確的意見，我就預設要按照最積極的方案來，我不管你有沒有錢，也不管病人痛苦不痛苦，我只要保證病人的生命安全。”
“好，好，你先按照你的方案來吧。”病人的兒子只留給我這麼一句話便再也不言語了。
看到這裡，有人可能就要糊塗了。
病人危在旦夕，負責搶救的醫生卻還在徵求家屬的意見；家屬一時間拿不定決定，醫生為什麼不能留一定的時間給家屬考慮，而非要不近人情的逼迫家屬在短時間內做出重大決定？
說實話，就連我自己也有這方面的腹誹：為什麼一生病不能專心致志看病，卻要考慮一些疾病之外的東西？
如果你和我一樣有著這樣的疑問，就請繼續關注閱讀下去吧。
深夜一點鐘，病人被家屬用輪椅推進了急診室。
坐在輪椅上的病人被家屬用一根繩子捆綁著，又用著一個毛絨毯子包裹著。
第一眼看見時，我甚至被嚇了一跳，如果不是分診護士告訴我被包裹著的是一位病人的話，我甚至還以為他們推著的是一件什麼物品呢。
“怎麼回事？”我趕緊回道。
只見患者兒子一邊解開繩子一邊回答道：“突然發燒了，在家裡量體溫快40度了。”
原來是一位發熱的老年病人，可既然如此高熱，又為何用毛絨毯子全身覆蓋著呢？
“快把毯子拿開，高熱40度，還不趕緊散熱。。。。”我扯掉了這條毯子。
毯子被掀開後，我看見了病人，正在氣喘吁吁的病人更加讓我大吃一驚。
不僅是因為病人已經意識模糊，更是因為病人異常消瘦，而且從病人的頭皮上散發著一股股異味。
“這人看著快不行了，趕緊抬進搶救室裡！”來不及分說，便將病人送進急診搶救室裡，從經驗上來看，此刻的病人分明已經呈現為瀕死狀態。
“以前有什麼病嗎？”在搬運病人的時候我抓緊時間詢問病情。
病人的兒子說：“肺癌，但我們一直在吃靶向藥。”
聽見肺癌兩個字後，我心中便大致明白了一些。
原來這是一位肺癌晚期且發熱的病人，病人正在經歷著絕大多數肺癌病人臨終前的狀態。
“指脈氧多少？心率多少？呼吸多少？血壓多少？”
連上心電監護後，我迫不及待再次為病人監測了生命體徵。
心電監護立刻發出了此起彼伏的報警聲，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僅能維持在60%左右的經皮指脈氧，這不僅意味著病人嚴重呼吸衰竭，更意味著病人完全有可能在短時間內便出現心跳呼吸驟停。
病人為何會這樣？
事實上，多數肺癌晚期病人可能都會出現這種狀況，也是導致多數肺癌病人去世的直接原因之一。那就是，病人會因為肺癌肺內轉移、肺部感染、大量難以咳出的痰液、越來越多的胸腔積液等原因而影響呼吸功能。
這個時候，我所關心的，也是第一時間需要解決的並不是體溫，而是呼吸。
“這個情況要插管，不然風險太大了。”我一邊為病人扣上了呼吸面罩，一邊讓同事準備著氣管插管所需物品，一邊對家屬解釋了現在的情況。
病人危在旦夕，插管事在必行。
但是，家屬卻猶豫了，兒子說：“有這麼嚴重了？”
“是的，不插就會死亡。”急迫的形勢讓我顧及不了家屬的心理能不能接受死亡兩個字的衝擊，我必須要在最短的時間內解決病人的問題，也必須要在最短的時間內讓家屬知道病人真實的病情。
然而，病人的兒子卻遲疑了。
“醫生，你先等一會，我要和我妹妹商量一下。”
“我等不了你多久，耽擱了的話，一切後果你自己承擔。”這話雖然直白，卻也是在病人危在旦夕之時最有效的語言了。
“沒事，沒事，我知道了。”這位不到五十歲的兒子拿起了電話走了出去。
使用了一會面罩之後，搭班護士又為病人吸痰。
從病人口腔之內吸出了源源不斷的黃膿痰，一塊接著一塊，甚至要將吸引器堵塞了。
即使吸出了大量的痰液，又用了高流量的呼吸面罩，我手下這位瘦骨嶙峋的肺癌晚期病人依舊只能維持在80%左右的指脈氧指數，而動脈血壓分析中更是有著許許多多的危及值。
五分鐘過去了，病人的兒子還在打電話。
我必須要知道他作出了什麼樣的決定，開啟搶救室大門，只見他還在打著電話。
一位佝僂著腰，兩鬢斑白的老太太卻拉住了我：“怎麼樣，怎麼樣。。。。。”
說著顫抖的話，不由自主蹦著雙腳，老太太甚至開始帶著哭腔了：“你救救他，救救他。”
不用說，這位老太太一定是病人的老伴了。
“正在救，正在救，老人家你先坐一會，有訊息我們告訴你。”招呼護工師傅將老人扶在了急診搶救室門口的長凳上，我向病人的兒子大聲喊道：“怎麼說？”
幾米之外的他卻只是朝著我搖了搖手，並沒有回答，而是繼續打著給妹妹的電話。
看到這裡，有人會說：“病人病情危機，還不及時搶救，為什麼非要聽家屬的意見？”
這句話非常有道理，畢竟在疾病面前，醫生才是最具發言權的，家屬的話僅能作為參考。
但是，有些實現的情況卻也是不得不考慮在內的，尤其是面臨著一些經濟和人倫的問題時。
我曾經不止一次遇見過下面這樣的情況，病人危重，沒有家屬或者暫時聯絡不上家屬，積極搶救後，家屬甚至有些病人不僅不會感謝，甚至會埋怨：“誰讓你們搶救的，我求著你們搶救了嘛，你們搶救不收費嘛？”
我也曾遇見過這樣的情況：“明明知道要人財兩空，你們還要搶救，還要讓病人受罪，你們就是為了賺錢，就是沒有醫德。我們不懂，你們醫生還不懂嗎？你讓病人受了這麼大的痛苦，能保證治好嗎？”
這些都是血與淚的經驗，都是由一條條生命總結出來的現實狀況。
這樣的肺癌晚期病人往往都會面臨著這樣的矛盾，積極搶救的話，或許可以保一時的心跳呼吸，終究要面臨死亡；如果不積極搶救的話，病人卻要在眼前一點點的被病魔吞噬掉生命，這又違背救死扶傷的初心。
沒有醫務人員不希望自己的病人能夠從死神手中逃脫，沒有人在面對這樣的矛盾現狀時能夠讓病人少一些痛苦多一些尊嚴。
但是，縱有一腔熱血，在現實面前卻也不得不讓人多一分冰冷。
甚至有難以作決定的家屬會這樣問：“醫生，如果是你的家人，你會怎麼辦？”
我通常不會直接回答，不是因為我不高興，更不是因為我無法回答。
相反我有我的答案，但我也絕不會告訴提問者：“治或不治，救或不救，插管或者不插管。”
因為每一個病人的病情都是不同的，每一個家庭的情況也是不同的，每一個人對現實打擊的接受能力也不是不同的。
最重要的是，我首要負責的便是自己病人的生命和尊嚴，其次才應該是他人的顧及或想法。
又過去了五分鐘，病人的女兒也趕到了醫院。
兄妹兩人還在商量著病人下一步的搶救治療方案，他們的母親依舊坐在搶救室對面的長凳上等著著訊息。
面罩幫助呼吸下的病人已經處於昏迷狀態了，這個世界留給他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雖然病人被送進醫院的時間並不長，但是他卻在家中和來醫院的途中耽誤了將近一個小時的時間。
確診肺癌47個月之後，他就要離開了。
病人的女兒哭紅了眼睛，言語之間透露著絲毫沒有做好心理準備的狀況：“我們不是好好的嗎，不是一直都在治療嗎，現在就這麼嚴重了？”
病人的兒子沒有你說話，病人的老伴站在女兒身後焦急的聽著我們的談話。
“確診肺癌已經47個月，明確全身轉移也已經超過16個月，能撐到現在已經算很好了。就算一直在治療，也只不過是在減少痛苦和延緩生命，總會有這麼一天的。”
病人的兒子試探著問：“能不插嗎？”
這個問題一開始我便問答了，現在卻又要再次強調：“不插也可以，就是人會死；插也可以，就是給病人一個機會，儘量拖一段時間。”
實際上，類似這樣的病人，家屬們都會做出下面三種選擇的一種：一是不考慮經濟壓力，不顧及患者有沒有尊嚴，全力搶救，一切按照流程來，自己能夠接受人財兩空的結果。二是放棄一切積極有創搶救措施，要麼立刻帶回家，要麼最終在搶救室裡閉上眼睛。三是接受在急診搶救室範圍內的搶救所措，卻拒絕進一步住院尤其是重症監護病房的治療，拖上幾天後，要麼回家，要麼等待殯儀館來人。
如果再不插管呼吸機輔助通氣的話，病人便真的要在呼吸窘迫之中越發嚴重了。
我沒有時間可以留給家屬們考慮了：“要麼插，要麼不插，你們要是沒有明確不插的意見，我就要按照最積極的方案來了，我能考慮的就是病人暫時的生命安全，你們的想法我就顧及不到了。”
此刻距離病人被送進急診室已經過去了近20分鐘，每一分鐘都是生死考驗。
病人的兒子對自己的媽媽說：“不要讓他受罪了，就這樣昏迷了，不知不覺走了更好。”
哭紅了眼睛的妹妹除了點頭之外，再也沒有說一個字出來。
反倒是焦急不安的老太太給了最後的決定：“聽我兒子安排吧。”
兄妹兩人最終做出了選擇：儘量吸痰，然後回家。
在被送進急診室一個小時後，這位被捆在輪椅上覆蓋了毛絨毯子的病人又被送回了家。
兒子找來了車，女兒攙扶著媽媽，走在這人世間的土地上。
對於身為急診醫生見慣生死的我來說，這一幕只不過是日常工作中最常見的尋常一幕罷了。
但是，對於大多數普通人來說，那個決定卻是太難、太痛了。
生活中沒有人願意去經歷這種痛的選擇，人的一生中也沒有誰能夠逃避開這樣的事實。
或許，我們應該早一點去正視生死，更應該去思考一下生命和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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