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三十年後，宦官們向成化皇帝講述永樂時期的大航海故事。對此很感興趣的成化皇帝命人到兵部索取鄭和航海的檔案。由於擔心皇帝會有再度遠航的計劃，兵部車駕郎中劉大夏悄悄將檔案藏了起來，並且說：“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弊政！”
左起：鄭和，朱棣，姚廣孝
15世紀初的鄭和下西洋，是明朝政府在海外貿易及中外關係上的一場誇張的表演！這場大劇的主角是鄭和，幕後導演則是明成祖朱棣。
永樂帝登基後不久，即派宦官作為使節到海外宣詔，鼓勵東南亞、南亞和中東的國家前來與明廷建立關係。朱棣一方面四處征戰，冀圖以豐功偉業來改變自己“篡位”的形象；另一方面他還希望各國前來朝貢，營造一種“萬國來朝”“四海一家”的盛世景象，烘托自己作為“天下共主”的氣勢。在他統治期間，他至少派遣過七十五個由宦官率領的使團進行海外探索。鄭和下西洋，是朱棣信用宦官的體現，更是積極的對外政策的一部分。
當然，對於鄭和下西洋，人們有更直接的解釋。人們說，朱棣派遣親信宦官鄭和多次遠下西洋，真實的動機是要到海外尋找
建文帝
。據說1402年朱棣奪取皇位後，建文帝朱允炆並沒有死，而是潛逃出宮了。為此，朱棣即位後，從永樂五年（1407年）便派胡濙借尋訪道人張三丰的名義，四處探尋建文帝的下落。《明史·鄭和傳》似乎相信這種說法，說：“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不過，《明史》的纂修者並沒有完全侷限於這樣一種解釋，還添了一句：“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
著名的東南亞史家王賡武先生說：“也許，沒有任何一種單一的理由足以解釋明朝何以耗費如此巨大的人力和物力進行此類遠征。尋找寶藏、炫耀實力與財富、希望瞭解帖木兒和亞洲極西地區的蒙古人在做什麼、擴大朝貢體系、永樂個人的虛榮自大和對榮譽的貪求、宮廷內外的權力鬥爭和政治事態，所有這些都可能是導致永樂做出此項決定的原因。”這些原因當中，最重要的是兩個：一、在政治和外交上，招徠各國前來朝貢；二、在經濟上，重新開啟中國與東南亞及南亞各國之間的貿易通道。
永樂盛世，協和萬邦
招徠海外各國前來朝貢，似乎只是一種外交上的努力。但是，這種外交努力是服從於明王朝的政治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種“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的朝貢體系外交模式。
除了外交之外，朱棣還熱衷於擴充套件海外貿易。他認為對外貿易有兩個作用，一是“資國用”，一是“來遠人”。“來遠人”，是招徠各國朝貢、懷柔遠人的意思；“資國用”，則表明中國其實在鄭和下西洋的活動中也是可以獲益的。實際上，鄭和下西洋，除卻帶回各國遣往中國的使節以外，還採購大批香料、犀角、象牙、珍寶，換回黃金等貴重金屬。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的青花瓷器、絲織品出口量的增加，刺激了國內手工業的迅速發展。海外貿易和海洋經濟的發展，給國家財政收入以有力的補充。
鄭和航海是否為明朝帶來了經濟效益，學界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不考慮鄭和航海對民間海外貿易的推動，而僅僅就國家財政上說的話，政府組織如此規模的航海活動，自然是要耗費巨資的。鄭和下西洋曾攜帶大量白銀，以換購海外各國的奇珍異獸、香料以及供宮廷消費的奢侈品。不過，鄭和航海的根本動機不是經濟上的，而是政治上的。這個目的，就是要建立以明代中國為核心的朝貢貿易秩序。通常情況下，“賞賜”總是大於“朝貢”的。
永樂二十年（1422年），鄭和第六次遠航歸來。此時，文官們已經開始批評
皇帝的海外政策了，他們認為，皇帝從遙遠的海外取來的通常無益的物品耗費了鉅額的金錢。兩年後，永樂皇帝朱棣在出徵蒙古回師的途中病逝於榆木川。繼位的洪熙皇帝
朱高熾
對遠洋航行沒有興趣，
命令停止遠航
，並且將鄭和安置在南京。鄭和在南京提督南京城外大報恩寺的修築工作。
1430年，宣德皇帝
朱瞻基
決定第七次派鄭和下西洋。1433年，第七次遠航的鄭和船隊回到中國。然而，關於此時鄭和是否還活著卻是一個謎，因為據說鄭和在當年航海途中逝世於印度的古裡。然而，鄭和的逝去卻似乎標誌著明初大航海時代的結束。由於文官們的強烈反對，以及宣德皇帝於宣德十年（1435年）逝世，整個明朝帝國對於海洋的熱情迅速消退，遠航的計劃從此被取消了。
三十年後，宦官們向成化皇帝講述永樂時期的大航海故事。很感興趣的成化皇帝命人到兵部索取鄭和航海的檔案。由於擔心皇帝會有再度遠航的計劃，兵部車駕郎中劉大夏悄悄將檔案藏了起來，並且說：“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弊政！”
這一說法只見於嚴從簡寫成於萬曆二年（1574年）的《殊域周咨錄》，而沒有其他證據佐證。學者們對劉大夏是否真的銷燬了鄭和航海檔案表示懷疑。然而，在儒家保守主義日益佔據上風的明代中晚期，昔日鄭和下西洋的壯舉反成了被儒家士大夫批評的“弊政”，大約是事實。
亨利王子以國家名義持續性地鼓勵航海事業
大航海的停止，像它的開始一樣突然。此時，大陸的另一端，葡萄牙“航海王子”亨利（1394—1460年）做出了撇開地中海、面向大西洋的海洋探險計劃，儘管他的船隊只能在非洲西海岸——西撒哈拉的博哈多爾角附近逡巡，但尋找印度和試圖進入印度洋的決心卻沒有動搖。然而，此時明帝國卻從印度洋領域完全退出了。
對明朝的人來說，鄭和遠航也擴充套件了他們的地理知識。跟隨鄭和遠航的隨從人員馬歡和費信、鞏珍等人，回國後分別寫下了《瀛涯勝覽》《星槎勝覽》《西洋番國志》等書，詳細記載了所經歷各個國家的風土人情，增加了中國人民對它們的瞭解，豐富了人們的地理及航海天文知識。鄭和所用的航海圖原本雖然早已失傳，然而明人依據鄭和下西洋的路徑，繪製了二十四頁的《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簡稱“鄭和航海圖”，儲存在茅元儀的《武備志》之中。為此，李約瑟曾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中感嘆說：“明代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航海探險時代。”
1905年，梁啟超先生髮表《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盛讚鄭和是與哥倫布、達？伽馬並時而興的“全世界歷史上所號稱航海偉人”。
20世紀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在《人類與大地母親》一書中說，鄭和的船隊“在世界上是無與倫比的，所到之地的統治者都對之肅然起敬。如果堅持下去的話，中國人的力量能夠使中國成為名副其實的全球文明世界的‘中央之國’”。
年鑑學派歷史學家布羅代爾說，鄭和遠航停止以後，有著許多優點的“中國帆船”，從此“只開往日本，朝南從不超過北部灣”。而且，由於明朝政府禁止民間使用二桅以上的大船。1498年，葡萄牙人到達印度時，中國的商船已在多年之前停止了對蘇門答臘以西的貿易。明朝政府在向海洋邁出一大步後，退了回來。
鄭和下西洋之後，以政府為主導的朝貢貿易衰落了，海禁政策抬頭。僵化的朝貢貿易體系，已不足以應對繁榮昌盛的海外貿易需求了。私人海外貿易卻因此受到刺激而繁盛起來了，海外移民的熱潮也興起了。萬曆時代的嚴從簡在《殊域周咨錄》中引用嘉靖《廣東通志》的話說：“自永樂改元，遣使四出，招諭海番，貢獻畢至，奇貨重寶，前代所希，充溢庫市，貧民承令博買，或多致富，而國用亦羨裕矣。”從這條記載來看，明朝人確實認為16世紀民間海外貿易的繁榮，受惠於永樂初年的“遣使四出”。
和平使者鄭和受到海外熱情款待
隨著葡萄牙、西班牙、荷蘭人在16世紀到達亞洲，東西方的經濟圈就此接軌，一個全球化的貿易時代即將來臨。1573年，第一艘滿載白銀用以交換中國絲綢和瓷器的西班牙大帆船來到馬尼拉。中國的生絲、瓷器等商品，經由澳門、菲律賓的馬尼拉等中轉港，運往歐洲，而歐洲殖民者從美洲掠奪到的大量白銀，由馬尼拉大帆船源源不斷地運到馬尼拉，陸續流入中國。由今天墨西哥西海岸的阿爾普爾科，到菲律賓的馬尼拉，再到中國的澳門，構成了16、17世紀的“太平洋絲綢之路”。
美國學者弗蘭克在其《白銀資本》一書中認為，17、18世紀全世界白銀產量的三分之一乃至二分之一流入了中國。但是，富庶不代表先進。著名經濟史家吳承明先生評價彭慕蘭《大分流》時說：“18世紀，中國與西方比，無論在國富或民富上都勝一籌，至少旗鼓相當。但是，富的不一定先進，往往更保守。中國在科技和制度，尤其法律與經濟制度改革上，已落後於西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