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歷史上，“玄武門之變”是最著名的一場宮門喋血。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真正的原因可以概括為這十六個字：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情勢所迫，不得不為。
客觀而言，我們無法給這場政-變作出“正義”或“非正義”的定性，因為這純屬皇室內部為爭權奪利而導致的兄弟相殘和子父相煎。
在這樣的殘酷鬥爭中，不管哪一方心慈手軟，在關鍵時刻舉棋不定，錯失良機或者權術智謀差點火候，都將會給自己造成滅頂之災。
李世民對付父皇、兄弟，像過去他在戰場和官場中對付其他勁敵一樣，表現了他的剛決果斷和權謀心機，使他成為這場鬥爭的勝利者。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李世民和李建成的矛盾由來已久。
李建成是李淵的長子，在反隋建唐的鬥爭中立下不少戰功。按照立嫡以長的傳統，李建成被立為太子，繼承皇位是當然的事情。當李氏父子建立了唐朝時，他被名正言順地立為太子。
但與此同時，秦王李世民在推翻亡隋、統一天下的過程中建立了遠遠超過其兄李建成的功業。嗣君不徵也是慣例，這使李建成失去許多立功揚名的機會。
相反，李世民打過許多大仗、硬仗，他指揮的一些重大戰役對唐王朝的建立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這使他贏得了聲名。其功之高，被李淵封了個“天策上將”的至高名號，位在王公之上。
從心理上說，由建成為儲君、繼皇位，李世民必然不滿意、不服氣。“聰明英武，有大志”、不甘心居於人下的李世民必然由感到委屈，進而產生爭奪皇位的野心。
另一方面，李世民手下那些跟隨他出生入死的文官武將也會產生對李建成執政功高不賞的憂慮，必然鼓動李世民爭奪最高統治權。
可想而知，李建成則因功不及秦王，僅以長子身份而居嗣君之位，不能不對李世民生嫉妒和戒備之心。
事實上，李世民的功業聲名確實對太子形成了威脅。兄弟之間心理上的隔閡對峙可能從李建成被立為世子、太子時就已經產生。但那時建成與世民功業相當，天下紛爭，李氏父子傾全力與群雄角逐，兩人的爭強較勝心態還處於朦朧潛伏狀態。
後來，建成為太子，多留守京都，李世民則多出徵應敵。及至李世民先後消滅薛舉父子、劉武周、宋金剛、王世充、竇建德，擊敗劉黑闊，兩人之間功名高低便越來越拉開了距離，心理上的距離也越拉越大，骨肉親情逐漸為權利之爭所代替。
經過幾年的醞釀，到公元622年，兄弟之間的矛盾便表面化、公開化了。這時唐王朝的統一戰爭已經結束，新興政權已經穩固，到了分享和爭奪勝利果實的時候了。
建成、世民之外，還有一個弟弟李元吉，也有奪位野心。但他既沒有建成作為長子繼承皇位的合法地位，也沒有世民勞苦功高聲名遠播的優勢。
但李元吉有自己的打算。他考慮的是建成和世民哪一個更容易對付，將來能取而代之。李建成性格敦厚，為人較李世民懦弱，李元吉想支援建成鞏固其太子地位，殺世民而除對手，伺機為變。
當部下諛稱李元吉的名合成一個“唐”字，“終主唐祀”時，李元吉就高興地說：“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因此他與建成合謀，一起陷害李世民。
武德五年，統一天下的戰爭剛剛結束，李氏宗室內部的爭鬥便熱鬧起來。兄弟三人都培植黨羽，私樹威名。
李建成一黨深懼李世民的威勢，因此積極協助李建成樹立聲望，以與李世民抗衡。
而李淵既不能違背傳統廢太子，也不忍心貶黜李世民，這就導致了李世民與太子的長期較量。即便從武德五年算起，這場明爭暗鬥也延續了四年之久。至武德九年，終於釀成你死我活勢不兩立的局面。
歷代史家不乏詬病李淵者，均指責玄武門之變的發生，是他優柔寡斷的種種做法所導致的。
如果我們設身處地替李淵著想，作為人君，又為人父，他確有為難之處。高祖曾對李世民說：“建成年長，為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說明他並沒有廢建成而另立世民的打算。
史書上有不少有關李淵企圖改立世民為太子的記載，根據當時的情勢，都不可信據。那不過是李世民奪位成功後，他自己及屬下為他篡位奪權制造的合法根據。
到了武德九年，李建成與李元吉密謀，定下利用元吉出征餞行的機會殺死李世民，由李元吉在軍中坑殺秦府諸將的毒計。
在太子和秦王的鬥爭中，雙方都注意收買對方爪牙作為內線。太子率更丞王垤就是李世民在東宮的一條內線。他把這一重要情況洩露給了秦王。
這已經到了生死關頭，形勢迫使李世民及其黨羽下定了發動兵變奪位的決心。於是發生了那場生死搏鬥，玄武門從此在唐史中具有了異乎尋常的意義。
李世民也知道“骨肉相殘，古今大惡”，但他採取這種非常手段，是由雙方實力對比和他所處的地位決定的。
李世民雖功蓋天下，但在與李建成爭奪皇位的鬥爭中，卻在不少方面處於劣勢和被動地位，相對來說，李建成則具有不少優勢。
李建成為長子，立為太子名正言順，而且已久居儲君之位，無故不可能有廢立之事。傳統支配著人們的觀念，而觀念就是一種無形的力量。
這種力量支援著建成，使他不需要採取非常手段，只要按部就班，就能水到渠成地繼承皇位。一旦高祖晏駕，大權在握，那政敵李世民就成為俎上肉。
而對李世民來說，雖然李淵在世時他們兄弟之間還能相安無事，但將來必然為人所制。這就是他被動的一面。
在宰相中，裴寂、封德彝支援建成，蕭瑀、陳叔達傾向世民。但裴寂居首相地位，是高祖最寵信的大臣。因此在爭取皇帝和大臣的支援方面，建成具有優勢。
李建成和李世民都努力爭取高祖妃嬪的支援，以求獲得“內助”。但建成是太子，妃嬪們大都認為他是李淵的法定繼承人，都設法巴結他以圖高祖去世後能得到優待。
加之建成久居皇宮，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她們，長期以來又一直在極力拉攏收買，因此她們大多支援建成，在高祖面前說建成的好話，而詆譭世民。
最重要的是皇帝李淵傾向建成。
李淵是一個老成持重的人，他的思想行動更多地受傳統支配。他對建成兄弟的互不相容是瞭解的，而他採取的是保守“療法”。他的願望是各安其位，不願意看到任何一個兒子為爭奪皇位而失去生命。
考慮到建成是長子，而世民功大，權衡利弊得失，在誰為皇嗣問題上或許也犯過思量，甚至在建成有了過錯時，更有過猶豫，一度產生過改立世民的念頭，向世民有過表示。但他最終的決心還是維持建成的繼承權。
不管怎麼說，高祖以建成為太子之意既決，發展下去，世民的處境就越來越不利。雙方都意識到可能有一天兄弟將兵戎相見，因此東宮和王府都擁有相當數量的武裝力量，這不能不說是皇帝李淵的一個失誤。
對於李世民來說，既然謀取皇位缺乏正當途徑，既然兩軍對壘難以取勝，既然任事態發展等於坐以待斃，他只能採取非常手段。這樣做難免不為人詬病是弒兄逼父，但總比束手就擒、為人魚肉的下場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