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2019年2月25日，在第91屆奧斯卡金像獎評選中，彼得·法拉利執導的公路劇情片《綠皮書》擊敗《黑豹》、《波西米亞狂想曲》、《羅馬》、《黑色黨徒》等影片，以黑馬之勢斬獲“最佳影片獎”，並同時將“最佳男配角、最佳原創劇本獎”收入囊中。
1962年，世界上優秀的黑人鋼琴家雪利將前往種族歧視嚴重的南方舉辦巡迴演奏會，為保旅途順利他聘用了白人保鏢託尼作為司機，由此兩人之間展開了一段跨越種族、階級的友誼的故事。
作為一部取材敏感的劇情電影，很多人將故事最後“託尼和雪利的相擁”解釋為“意識形態上黑白兩個群體的的種族和解”，但事實卻並非如此。
01無處不在的政治暗示，但僅僅只能作為故事背景存在
20世紀60年代，正是以馬丁路德金為代表的的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高峰期。那時的美國，雖已在1954年廢除了“種族隔離制度”，但黑人與白人的相處仍然勢同水火：白人歧視黑人，黑人反對白人，呼籲著種族平等。
而《綠皮書》的故事時間1962年，處於民權運動的前夕，種族隔離制度下遺留下來的“隔離但平等”政策依舊存在著，以至於在影片中我們隨處可見雪利被異樣對待的場景。在這一點上，僅僅是一個簡單的時間，便已經具備了明顯的政治暗示。
與此同時，介於這樣的時代背景，《綠皮書》選取的兩個主人公更是進一步深化了“種族矛盾”這一政治內涵。
白人司機託尼，一個掙扎在社會底層邊緣的小人物，但即便如此，也抵擋不住他作為白人與生俱來的優越感。而黑人鋼琴家雪利，一個遊走於權貴階層社會的上流人士，他三歲就登臺演出，擁有音樂、心理學和禮儀藝術三個博士學位，可以流利地說8種語言，他享受著普通黑人難以企及的榮耀。
白人司機、黑人鋼琴家，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黑白之分，膚色與階級的雙重對位讓本就矛盾四伏的兩個角色更加具有衝突性，也使影片多了一層更為深刻的政治意味。
但是，不論是體現的時代背景，還是選取的黑白主人公，它們所帶有的政治暗示，僅僅只能作為一個故事背景存在。
它們是整部電影不斷向前推進的主線，是所有情節得以合理化的前提，但如果輕率地將整個故事歸結為“黑白種族的和解”，那實在有待商榷，畢竟，在《綠皮書》裡，黑人所受的壓迫貫穿始終。
02“黑白和解”外衣下，曝於人前的是赤裸裸的種族歧視
電影的片名《綠皮書》源自於美國曆史上真實存在的一本黑人旅行小冊子。
1936年，居住在紐約黑人社群的郵遞員維克多·雨果·格林彙編了當時願意接待黑人旅客的餐館、酒店、旅館和度假目的地，出版了第一本《綠皮書》— The Negro Motorist Green Book，意為給黑人旅客的安全出行指南。這本書深受黑人歡迎，尤其在種族歧視嚴重的南方。
僅是這樣的一個片名，便已經是種族歧視的歷史見證，而影片中雪利所遭遇的一系列不公平對待，則是種族主義下無數黑人的常態。
雨果曾在《法國和比利時遊記》中寫道：“這是我在旅行中抒發的莊嚴的感嘆緒論：大自然是美的，但人是醜的。”這樣的文字描述種族主義下的美國再合適不過。
在那個“黑人的出生即原罪”的年代，後天的光彩始終無法褪去先天“卑微的底色”，即便優秀如雪利，他也終歸是一個黑人。舞臺上，他是那個光芒四射、縱情演繹的天才鋼琴家，而聚光燈後，他只是千萬黑人中的其中一個。
演奏會上，被主辦方拒絕使用正常的衛生間，而只允許使用房子外面的露天廁所；雨夜迷路，巡邏的警察不問緣由強制讓其下車並野蠻收押；西裝店裡，想要試穿衣服時，卻被店家拒絕除非先行付錢；最後一場演出，多番表示要在高階餐廳吃飯而慘遭反對，最後只能去黑人的專屬飯店……
“成為天才還不夠，唯有勇氣，才能改變人心。”
告別北方的安逸，踏上前往南方的艱難之旅，雪利具備了反抗現實的勇氣，但很遺憾，人心太過堅硬，他以一己之力無法撼動。不僅如此，甚至連他的同胞也對他投來異樣的眼光。
前往北卡羅萊納州的路上，車子突然拋錨，託尼修理車子，西裝筆挺的雪利站在車旁，望著公路對面在田間勞作的黑人，對方同樣回望著他，那一刻，雖沒有半分言語，但同胞的疑惑不言而喻。
“孤獨是音樂人的詛咒”。於雪利而言，他承受著來自同胞與異種人的雙重歧視，而這些，追本逐源，始終是種族主義下的產物。
因此，嚴格意義上講，《綠皮書》只是單純地是影射了那個年代黑白衝突的歷史，而在所傳遞的主題上，並不具有政治屬性。
03種族歧視只是催化劑，兩個靈魂的彼此救贖才是核心
相比較兩個種族的觀念和解，《綠皮書》更多地，是構建了大環境下兩個個體的自我意識覺醒：託尼和雪利的彼此救贖才是影片的真正核心。
馬克·吐溫曾說：“旅行是消除偏見的最好方法。”
對於託尼與雪利，這一次的南方之行讓各自的觀念都得到了洗禮。
在遇到雪利之前，託尼是一個十足的種族歧視者。他輕蔑地稱呼黑人幫工為“茄子”，嫌棄地扔掉他們用過的杯子，更鄙夷雪利的“惺惺作態”。雪利嫌託尼的名字拗口勸其改名，他執拗不從；雪利看不慣託尼與一群人趴在地上扔骰子，他不以為意。但當看到雪利第一次彈琴時，他開始有點認可眼前的這個鋼琴家。
而當他們到達印第安那州，工作人員未曾提供雪利要求的專用鋼琴施坦威並出言不遜時，託尼以他的暴力手段為雪利爭取來了他想要的鋼琴。看著雪利依舊瀟灑地在舞臺上肆意彈奏，託尼臉上洋溢著得意、滿足。這一刻，算是真正意義上兩人關係的首次破冰。在這之後，吃炸雞、去酒吧解救被為難的雪利、教訓對雪利無理的巡警，一切變得理所當然，託尼內心的種族歧視早已被瓦解。
至於雪利，他表面是一個高喊種族平等的民主人士，但骨子裡流淌的依舊是自卑孤獨的黑人血液，與生俱來的膚色讓他敏感而脆弱。他不聽黑人音樂，不與黑人為伍，甚至在託尼與黑人賭博時出言教育，並直呼“你和他們不一樣”。在雪利內心，他無時無刻不謹記著黑與白的鴻溝。
雨夜，衝下車的雪利在黑夜中歇斯底里地呼喊著，“是，我住在城堡裡，一個人，而富有的白人讓我為他們彈鋼琴，因為這讓他們感到高雅，但是當我走下舞臺，對於他們來說我又變回了一個老黑，因為這就是他們真正的文化”。
雪利有自己的心結，但好在他遇到了託尼。最後一場演出，當主辦方拒絕雪利在高階餐廳就餐時，託尼帶著雪利來到了附近的黑人餐館。在這裡，雪利進行了人生的第一場迴歸自我的演出。偌小的舞臺，幾位黑人伴奏，一群黑人觀眾，雪利與他們縱情歡笑。
這一刻，他的身心得以停泊，靈魂也終有了歸宿。自始至終，真正羈絆他的，只有他自己而已。
影片最後，雪利與託尼一家共度聖誕節，歡樂的氣氛裡，沒有歧視，沒有自卑，有的只是兩個彼此救贖的Soulmate。
結語：
取材的敏感使《綠皮書》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意味，但如果因此將其過分誇大，而忽略了影片所傳遞的真正主題，那就真的失去了故事本身的價值。身處種族主義的洪流，兩個平凡個體的理想救贖不應更令人動容嗎？這，或許就是《綠皮書》得以獲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