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將衣服及其裝飾的總和泛稱“服裝”或“服飾”，且還能描述個體著衣後的狀態。人類從什麼時候開始穿衣？人類為什麼要穿衣呢？不可否認，古埃及、美索不達米亞、中國及印度等古代文明國家的有據可查的著裝及飾品，與我們現今的各種各樣的服飾之間確實地存在著絲絲縷縷的聯絡。如果我們以雲南少數民族的服飾現象為例來審視這一問題，又會怎樣呢？由於諸多因素的制約，雲南少數民族的社會形態發展參差不齊，呈現出不同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及其特定的人類服飾特徵，表現在服飾的方方面面。
當然，探究衣服的起源固然重要，不過就現今而言，透過認識衣服的發展及衣服文化的變遷，進而瞭解人類文化的發展歷程，這似乎更有價值。人類社會從最初的矇昧狀態緩緩前行，服飾與人相伴相依，服飾從最初的雛形發展完善成為現代意義上的衣裝；人體從裸態的彩紋繪身，繼而是草葉裙披、獸皮披掛，這些覆蓋物作用於人體表層，既可抗寒，又可護體。隨著人的活動範圍的擴大、狩獵地域的拓寬與食物來源的更為豐富，衣的製作成為了生活手段和經濟手段。
新石器時代所形成的定居農耕生活，又使天然纖維的使用成為一種可能和必然，直到19世紀80年代人造纖維的出現；衣與人逐漸融為一體，人的生存離不開衣，人慾達到的各種生活目的及其為之而奮鬥的整個過程都需要衣的扶輔。總之，人類社會的發展和人類文化的變遷與人類衣裝的關係是不可分割的。從服飾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看到：“人類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對服裝的需求不僅僅限於遮體防寒，還要滿足人類在其他方面的更多要求。”人類穿用服飾的目的當是服飾起源的基礎，從服飾起源的多元性可知服飾的目的必然也是多元的。
其實，衣的功能除了對人類自己的身體進行生存保護之外，隨著社會生活的複雜化及社會文化的發展，服飾及其功能也不斷地在分化和逐漸加強，衣服最初的純粹實用性及其宗教作用逐漸向裝飾性及象徵性過渡，服飾涵義逐漸豐富，並具有了深層的內涵：裝飾審美、禮儀道德、示類標識、擬扮裝身等等。也即是說，服飾的“變化”實質上已不僅僅是其最初的保護身體及維持生命的目的，這一目的自始至終都是變化最小的。
在評論少數民族服飾文化的物質價值時應重點剖析其思維過程，即服飾文化中的科學性思維過程。這一思維過程是檢驗少數民族服飾質量優劣的標準。正是這種“思維”的導因，使得民族服飾能基於並不算高的紡織水平及純粹的手工加工基礎，完成一件件不同凡響的服飾“作品”，以適應自然、適應社會。這一完成過程因為所依賴的生產力水平及物質條件的滯後，而與現代人所理解的“完成”過程大相徑庭。這一系列奇思妙想的思維過程正是我們探索雲南少數民族服飾文化作為一種物質文化的切入點，同時，這也正是雲南少數民族在物質文化領域所創造的寶貴財富之一。
毫無疑問，一概而論地拿成品質量的精良與否以及穿著功能的舒適程度與現代成衣相比較來衡量少數民族服飾的物質價值是不合時宜的。透過以上關於服飾誕生過程的分析，我們能夠了解到服飾與生俱來的外顯特徵首先表現為實用性和科學性的“物質”（這是服飾成立的基礎），而後還著重表現為審美性、裝飾性和象徵性。於是，服飾超越了其本身最為基礎的單純的物質價值，而融合了人類理性和人類情感的意蘊，服飾伴隨著人及人的精神而將“人”的形象塑造得更加趨於完美。
隨著社會的發展，服飾所承載的精神功能有可能越來越突出。例如，服飾的藝術及其審美特徵也許會越來越受到重視，但我們不能由此而徹底否定服飾的物質實用功能，“衣”的實用功能往往成為一種不言而喻的“必然”，而遭遇忽視的現象是不正常的。在很多情況下，人們談到“服飾文化”似乎只是一味強調其精神功能的承載，而很少提甚或絕口不談其物質本質，衣的“物質文化”似乎只是現代成衣工業領域的專利。
總之，這種有失偏頗的看法在少數民族服飾文化研究方面並不算少數。實際上，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對衣的要求的確更多地表現為首先注重其審美特性，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即使在未來的社會里，人類與衣的關係也絕不可能僅僅表現在精神方面。不論過去、現在和未來，物質實用關係一直是、而且今後將仍然是衣存在的基礎，人們無論如何都不能拋棄自身對服飾物質實用功能的根本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