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在廣西桂林召開的一次紀念明代地理學家徐霞客的會上，地理學著名學者譚其驤發表了一次講話，題目是《與徐霞客差相同時的傑出的地理學家——王士性》，指出“從自然地理角度看，徐勝於王，從人文地理（包括經濟）角度看，王勝於徐”。1985年，在全國徐霞客學術討論會上，譚其驤再次高度評價王士性，稱他與徐在“伯仲之間”。
徐霞客是明代地理學家、旅行家、文學家，經30年考察寫成了60萬字的地理名著《徐霞客遊記》，被後世稱之為“千古奇人”，在中國科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如今也早已家喻戶曉。那麼，王士性到底是何許人也，為何能與徐霞客處於“伯仲之間”？
談及明朝的歷史人物，在如今清宮劇的洗腦下，很多人認為不過如此，根本不能與清朝相媲美，實際上在
明朝中期時，禁錮思想的理學已經不再佔據主流，當時社會呈現出百花爭鳴的現象，各種思潮不斷湧現，其中最廣為人知的是讓思想自由的心學，在這一背景下明朝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奇葩”人物，遠沒有清朝袁枚“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詩句中表達對社會思想僵化的無奈，而王士性就是“明朝奇葩人物”之一——一位特別喜歡旅遊的文人。
王士性是浙江台州臨海人，出身於明代臨海四大家族之一，與徐霞客一樣都是富人家子弟，但比徐霞客早出生40年。所謂“窮家富路”，今天是這樣，古代更是這樣，今天偶爾還有“窮遊”的辦法，而古人如果要全國各地遊歷，沒有足夠的銀子根本不可能，王士性與徐霞客有錢是他們能各地遊歷的物質基礎。值得一提的是，《臨海章安王氏》族譜記載王士性家族始於千年豪族——“太原王氏”，也即秦朝王翦重孫創立的家族之一，王翦另一個重孫建立的是琅琊王氏。
根據文獻記載，王士性出生於嘉靖年間，性喜遊歷，“少懷向子平（東漢隱士，遍遊山川）之志，足跡欲遍五嶽”。萬曆五年（1577年），王士性高中進士，開始了他的宦途生涯，由此也讓王士性幾乎得以走遍明朝。
當時，中國劃分為15個省級行政區劃，徐霞客與王士性各走了14個，王缺福建，徐缺四川。由於王士性比徐霞客早，因此明朝第一旅行家應該是王士性，而不是徐霞客。
在古代社會，中國地理儘管一直是顯學，但卻居於顯學邊緣位置，古代文人偏重文獻考證，口耳相傳得多，實地考察得少，所以自然容易出現很多謬誤。與傳統文人不同，王士性親歷親為，“皆身所見聞也，不則寧闕如焉”，“窮幽極險，凡一巖一洞，一草一木之微，無不精訂。”
不過，與徐霞客“驢友式”的自助遊不同，王士性的旅遊更多地得益於官員身份。從1577年擔任河南確山知縣開始，之後王士性歷任禮科給事中、廣西參議、河南提學、山東參政、右僉都御史、南京鴻臚寺正卿，官員的身份給予王士性遊歷的便利，後人評說他是“無時不遊，無地不遊，無官不遊”，同時這也讓王士性與徐霞客的視角大不相同。
徐霞客遊歷帶有探險性質，沒有或不正常走成熟路線，每天都寫日記以記錄當日見聞，更注重自然地理環境的描述，屬於以自然環境為主的旅遊實錄；王士性以成熟線路為主，記錄是事後回憶的遊記，更注重人文地理、國計民生之事，具有高度的分析性、總結性，所以他的《五嶽遊草》、《廣遊志》、《廣志繹》、《玉峴集》等著作就具有了更深層次的價值。
其中，《廣志繹》、《五嶽遊草》、《廣遊志》等，今被編輯成《王士性地理書三種》，是王士性的代表作。
著名地理學家周振鶴在王士性著作的前言中寫道：“繼《史記·貨殖列傳》、《漢書·地理志》開我國人文地理研究先河以來，其後長時間均未能超出《史》、《漢》的水平。可以說直到《廣遊志》和《廣志繹》問世，才算躍上了一個新臺階。”
也就是說，周振鶴認為王士性在中國地理學上是一位劃時代、里程碑式的人物，中國地理學理論自漢朝以來1500年內基本一直原地踏步，是王士性以一己之力將之推到了新臺階。
評價之高讓人驚訝，那麼王士性著作中到底有什麼非比尋常的觀點呢？
如今我們都知道，自然環境會影響人的行為，西北沙漠居民與江南水鄉居民的行為必然大相徑庭，但古人不清楚這種情況，即便或許有人知道一二，卻沒有明確表述出來，而王士性卻比較詳實的寫了出來，至今讀來仍能引人深思。
以浙江為例，王士性認為浙江可分為三種區域，即水鄉、丘陵、濱海。其中，杭州、嘉興、湖州一帶屬於平原水鄉，屬於“澤國之民”，物產豐富，同時水網密佈舟船往來便利，百貨在此匯聚，因此當地比較富裕，縉紳勢力很大，風俗更為奢侈；寧波、紹興、溫州毗鄰大海，屬於“濱海之民”，當地具有濱海之利，但由於經商不多，因此不太富裕，風俗也就“居奢儉之半”；金華、衢州等地處丘陵地帶，屬於“山谷之民”，具有“石氣所鍾，性情剛烈，習性儉約”的特性，而且當地人不把富人放在眼裡。時至今日，回頭再看王士性的分析，至少浙江各地經濟情況大抵如此，由此也可見王士性眼光獨特、見解非凡。
更讓人驚訝的是，王士性眼光非常超前，早在400年前就已經提出了黔、粵大發展的可能。
由於在各地遊歷途中，王士性十分關注與國計民生相關的社會經濟、交通漕運、地理形勝、民間習俗和人民疾苦等，注意研究各地社會文化的差異，於是熟讀歷史的他提出了一個觀點：從秦漢到宋明，中國的經濟重心不斷南移。
在《廣遊志》中，王士性指出：“自昔以雍、冀、河、洛為中國，楚、吳、越為夷，今聲名文物反以東南為盛，大河南北不無少讓何？客有云：此天運迴圈，地脈移動，彼此乘除之理。餘謂是則然矣。”
也就是說，吳楚昔日為蠻夷之地，如今卻比昔日“中國”之地更為繁盛，原因在於“天運迴圈，地脈移動，彼此乘除之理”。將經濟重心南移視為天運、地脈等原因，雖然不夠科學，但總結出經濟重心南移，以及對其原因的分析總結，以當時認知水平來看卻非常難得。
在《廣志繹》中，王士性指出：“江南佳麗不及千年。孫吳立國建康，六代繁華，雖古今無比，然亦建康（南京）一隅而止。至殘唐錢氏立國，吳越五王繼世，兩浙始繁。趙宋至今僅六七百年，正當全盛之日，未知何日轉而黔、粵也。”
他認為宋朝之前，江南整體不夠繁榮，三國東吳時富則富南京一地而已，直到五代吳越之後，兩浙之地才開始繁盛，如今進入全盛繁榮時期，按照這一規律來看，未來經濟重心或會從江南轉移到黔、粵等地。
事實證明，最近數十年來，廣東經濟發展迅速，雖不能說經濟重心已經南移，但廣東經濟崛起也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王士性的眼光。
王士性屬於做官做得好、玩也玩得好、學問也好、詩文也好、視角獨特觀點更新更好的人，但遺憾的是在於52歲英年早逝。更遺憾的是，王士性的著作並未引起重視，儘管徐霞客在遊記中稱王士性為“王十嶽”，對他十分推崇，顧炎武在他的著作中多處引用王士性的學說，甚至整節整節地照錄王士性的原文，但王士性依然沒有得到清朝統治者與文人的重視，而是沉寂了400餘年，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才得到關注，可惜至今還是鮮為人知，這不得不說是中國地理學史上的一個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