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的歷史，與鄱陽湖的地理特徵息息相關。鄱陽湖並非是地理上成型的大型湖泊，它在秦漢時期的面積較小，是一連串的小型湖泊及沼澤地，史稱“彭澤”。唐中期之後，鄱陽湖周邊地區開始出現持續性水患災害，湖面逐漸擴大並發展成連片的大湖，並最終發展成中國第一大淡水湖。與內陸湖息息相伴的，永遠都是持續不斷的水患災害。根據地方誌記載，清代268年中，鄱陽湖流域無水災年份只有25年，其餘243年至少有一縣發生了較大規模的水災。這種持續性的水患，導致江西地區始終未能發展成為江南地區的經濟中心，也難以出現具有影響力的產業叢集。
江西北部河流密集，鄱陽湖更是五水匯聚（贛江、撫河、信江、饒河、修水）。一旦夏秋之際江西境內降雨量過大，洪水匯聚鄱陽湖，水位就會隨之大漲。此時如果恰逢長江流域出現洪峰，江水倒灌鄱陽湖，鄱陽湖流域就會發生大規模的水患災害。這種水患頻繁的局面從唐中期開始持續至今，沒有大的改善。鄱陽湖流域最早開始進行大規模的水利設施建設，始於明代中期的弘治（明孝宗朱祐樘）年間，以當時受水患最嚴重的南昌府為中心，採取“以工代賑”的方式，沿湖興修圩堤，以求鎖住湖面，抵禦水患。此後明清兩代，圩堤建設成為了地方官員的治贛常策。然而由於鄱陽湖地區的特殊地形，雨季長江洪水倒灌，以圩堤鎖湖之策，並不能發揮良好的效果。因此江西一地雖然位於長江中下游地區，理論上屬於我國的主產糧區和經濟發達地區，但江西長期不能承擔與其地理區位相匹配的賦稅。明後期的萬曆年間，朝廷歲入約2千萬兩白銀，而江西全省僅能上繳80-100萬兩，不足江浙地區的一府之地所繳。就當時的兩京十三省的行政區劃來說，江西所納賦稅不足二十分之一，遠未達到其應承擔的稅額。
清代之後，江西在賦稅上的大規模拖欠和豁免成為了政治常態。每過五到十年，滿清朝廷就被迫要釋出敕令，以水患為由，免除江西的欠稅，並給予賑濟。如嘉慶九年，上諭：“江西省濱臨江湖各縣被淹田畝，惟德化縣之桑落、赤松二鄉，成災七八分不等，其南昌、新建等縣低田間有被淹，高田仍屬有收，勘不成災，被水之初即經降旨諭令撫卹，酌給一月口糧。”再如順治十三年，朝廷批覆：“八年拖欠錢糧著蠲免。”
在這樣的背景下，作為江西省的首府，南昌的歷史地位一直非常尷尬。南昌在地理上，恰好位於鄱陽湖水系的環抱之中。鄱陽湖但凡發生水患，每次都少不了南昌的份。可以說，南昌其實在地理上是最不合適作為省會的城市，沒有之一。如果要以風調雨順人傑地靈作為首府選擇出發點的話，江西最合適作為省會的城市，其實是吉安。吉安號稱贛中糧倉，是江西最重要的產糧區。並且吉安文風昌盛，白鷺洲書院天下聞名。整個明代科舉考試一共錄取了24898名進士，明代333個州府（地級市），吉安一府之地就錄取了837人（佔比3。4%），遠遠超過省府南昌的643人。《明史》稱：“國初館閣莫盛於江西，故有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講的就是吉安一地，文風璀璨，在科舉領域佔據壓倒性的優勢。這麼說吧：如果宋代之後，江西在首府的選擇問題上，完全放棄南昌，轉移到吉安，不在水患頻繁的環鄱陽湖地區投入那麼多經濟和政治資源的話，那麼江西經濟將會比現在好得多。選擇南昌這個最不合適的地方作為首府，並且永不改正，這是江西犯下的最大的歷史性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