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構”一詞來源於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一書中提出的德文詞彙destruktion，該詞含有“破壞、毀滅”等含義，但海德格爾卻取其“顛覆性的分解”之意，表示“將結構加以拆解，從中發掘並彰顯意義”。
法國哲學家雅克·德里達繼承並發展了這一概念，並將destruktion變為了deconstruction以更明確地表達他的思想。1967年，德里達連續發表了《聲音與現象》《書寫與差異》和《論文字學》三本書，奠定了解構主義的思想基礎，宣告解構主義思想的誕生。
一般認為，德里達解構思想的產生源於對海德格爾和索緒爾等前人思想的繼承和批判；也有觀點認為，德里達以“消解性”為主要特徵的解構思想的提出是由於其個人曾經歷邊緣化的成長環境，因此對中心力量有天然的反叛性。
尼采在《權力意志》中有這樣一段話：“肯定，乃是第一個明智的行為！`把事情當真‘乃是開端！”
1992年春，當劍橋大學提議授予德里達榮譽博士學位時遭到歐美澳10個不同國家16位教授的反對時，德里達對之進行了強烈的反駁，他說：“他們不一定要同意或相信我的話，但是，如果他們想要反對我此刻說的話，就應該讀一點那個文字。”
德里達從青年時期就非常關注文學與自由的關係問題，信奉“文學是一種允許人們以任何方式講述任何事情的建制”。但在當時殖民統治、種族歧視等時代背景下，文學自由表達只能是一種令人絕望的空想和“天真”的奢望。
德里達在文學內容自由層面遇挫的情形之下，只能藉由文學形式———語言哲學的思考，曲折地探究自由問題。用德里達自己的話來說，即：“大概是基於我十分嚮往卻又總是渺茫得高高在上地看待的文學作品所面臨的那種無能與禁止，我的興趣不久便轉向要麼是關於文學的一般形式問題，要麼是對言語與書寫的關係提出質疑的哲學機制的問題”
德里達認為，“寫”比“言”、“思”具有更多的實在性。言語中心論中“言”與“寫”的對立是以“言”對“寫”的壓迫為特徵的，“言”總是擁有特權，“寫”總是受到貶低和壓制。這就意味著一種暴力的“等級制”和“從屬的秩序”存在於這一對立中。
德里達對言語中心主義的解構，旨在推翻言語對書寫的壓迫，從而徹底顛覆“在場的形而上學”。根據德里達的觀點，如果我們取消了傳統哲學體系所賦予言語的中心的、首要的地位和特權，將書寫置於“中心”位置，那麼，整個言事中心論就難以存身了，以其為基礎的形而上學體系也會因此而坍塌。
在此，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創始人索緒爾首當其衝成了德里達的靶子。因為索緒爾在他的《普通語言學教程》中堅持言語優於書寫的立場。德里達利用了索緒爾言語優於書寫的觀點中的漏洞和矛盾，對其進行了解構。
２０世紀中葉，從存在主義到結構主義，再到解構主義對結構主義形而上學因素的拆解，社會政治事件構成了不言自明的語境。關於這個問題，麥克·里拉在《德里達的政治哲學》中有具體闡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以薩特為代表的存在主義和人道主義具有重要影響，胡塞爾的最後著作《歐洲科學的危機與先驗現象學》也是德里達早期最關注的著作之一。
實際上，從現象學出發的語言哲學也具有顯著的獨創性。從語言哲學出發，現象學就是一種把作為整體的語言和領悟在語言中得到表達的現實方式聯絡起來的嘗試。這種在語言之先並且獨自使語言指示任何事物的東西，實際早就是《邏輯研究》一書的討論主題（第一卷《表達與意義》）。
而胡塞爾在此後的研究中則指出，被知覺的物件已經是一種假定的“意義”的“統一體”。它在該物件隨後的諸種現象出現的過程中可以有效或無效。因而在語言之前就有意義。語言不只是作為人與世界之間的中介物出現的，毋寧說是作為兩種要求變動的手段而出現的：
其一是要求語言成為合乎邏輯的，要求語言具有一種最終的目的；另一個則要求語言應當在能述謂（ante-predicative）階段有基礎，這一要求賦予語言一種形成因。象徵功能就是按這兩種要求被理解的。而在《危機》中，胡塞爾對這樣一種語言作用的性質有更精確的認識：語言藉助這種作用指示在語言之先的經驗。這個在先的基礎，就是生活界。
但生活界不單純是一種直接性的東西，它本身受制於一種作用：這種作用既在語言中出現，又對語言出現，包括一種反省、一種逆反過程、一種回溯性的提問，透過這種作用，整個語言在98杜小真：德里達的解構主義非語言的東西里面覺察到自己的作用，這種逆反過程可看作為一種元語言。但是，元語言不只限於闡明天然語言的句法，它還表明了作為整體的象徵功能發揮作用的條件。
當然，由於我們對德里達解構主義的理解主要是來自德里達學派，這難免和德里達先生本身的思想之間有著較大的差別。比方說，德里達學派強調閱讀是一種主觀活動，強調閱讀者的主觀意志力的擴張。而德里達則認為解構性閱讀並不等於自由作用，而是要使讀者更進一步地瞭解本文。德里達認為，解構這一文化結構，並不是要拋棄西方傳統和秩序，而是從這一秩序內部來懷疑、破壞這一秩序，造成內部的震盪，從而深入地理解這一文化結構的侷限，最終將西方哲學和文化推進到一個新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