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寫字、印刷、包裝都離不開紙張。對於人類來說，紙在傳播知識、促進科學進步以及在日常生活等方面，均起著極大的作用，這是眾所周知的。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紙在工業、農業等領域的應用範圍必將越來越廣泛。中國是紙的發明之地，中國內地生產紙張的歷史可追溯到距今兩千多年前。東漢蔡倫對造紙技術的革新，作為造紙技術發展史的里程碑早已被載入史冊。那麼，地處中國西南邊遠之地的雲南又是何時開始造紙的呢？各民族古代和現代的造紙技術又是怎樣一種狀況呢？
居住在滇西北麗江納西族自治縣、中甸縣、維西傈傈族自治縣一帶的納西族，亦為較早利用紙張抄寫宗教經典的民族之一。納西族信奉東巴教，其經典《東巴經》用獨特的象形文字寫成，稱東巴文。此種文字大約產生於唐宋時期，最早是刻在木、石之上，故有“木石之痕”（納西語叫“森究魯究”）之說。現在北京圖書館、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央民族大學博物館和雲南省博物館等機構所藏年代最早的《東巴經》紙寫本，為納西族在明清時期所制，故可推測納西族造紙大概始於此時。
據潘吉星先生考證，此種紙張系用樹皮為原料製造的，厚重而堅韌，無簾紋，類似藏族造的寫經紙。因為簾紋不明顯，故潘先生認為納西紙不是使用竹簾抄造，而是以固定紙模抄造而成。現在滇南的傣族尚用固定的紙模抄紙，雲南最早的紙模也許就是固定紙模。據李瑞泉和楊傑升兩位先生研究，麗江的造紙業開始於明代天啟年間（1621~1627年），是木氏土知府聘請的一位名叫李先常的紙匠來開創的。李先常從江南落籍於今大理白族自治州鶴慶縣松桂鄉五營村，由木氏賜馮氏為妻，安排定居在獅子山下的玉水河畔，以造紙為業，為土知府製造貢紙。
而李氏的後代繼續以造紙為業，至清代康熙年間，李先常的四世孫李健，便將造紙技術傳教給自鶴慶遷居獅子山下、玉水河畔的楊那和楊寶兩兄弟。此後，懂得造紙技術的人增加了，造紙業也就得到了推廣。其時玉水河畔共有四個家庭作坊，至嘉慶年間（1796~1820年）已增至八戶。根據民國15年（1926年）11月15日的麗江縣報告書，其時該縣有六家造紙作坊，其中大研鎮雙石橋有一個作坊，開辦於光緒八年（1882年），以構樹皮為原料生產黑皮紙和本地紙，銷往中甸、維西、鶴慶等地。
明清時期，中國的紙張大約可分為兩大類，即皮紙和竹紙。皮紙用褚皮（即構皮）或桑皮等樹皮製造，竹紙則用竹子的內纖維為原料。雲南早在大理國時期就能夠造綿紙，但使用何種原料並無記載，估計是使用樹皮。納西族《東巴經》紙，系用樹皮製造。但在17世紀至19世紀之間，中國紙張生產出現了變化，主要原料逐漸從樹皮轉至竹材莖稈纖維。雖然宋應星於其《天工開物》（1637年刻）第十三卷“殺青”中，詳述了兩種紙張的製造技術，但重點描寫的還是竹紙製造方法。
18世紀以後，中國人口劇增，對紙張的需求亦隨之增大。為了滿足人們的需要，竹子纖維遂成為造紙的主要原料，不僅如此，在原料處理的技術上也有了改進，即採用了以大量生產為目的的短縮化的技法。從樹皮造紙到以竹莖纖維造紙的轉變，最初主要出現在福建、江西及廣東等省。中國西南處於漢族文化圈的邊緣地區，居於該區的少數民族，是否很快接受了此種新的造紙技術，沒有學者作過考察和研究。如上所言，明清時代，中國的造紙技術發生了變化，即主要原料逐漸從樹皮轉向了竹子。
最後，從歷史記載及現存的紙樣文物來看，古代中國的造紙原料主要有麻、皮、藤、草和竹五大類。此外，古代造紙還使用過破布、魚網等。可見，造紙原料因時代而有所不同，有過明顯的變遷過程。唐宋以後，麻和藤這兩種早期造紙原料為新興的造紙原料竹和草所代替，而樹皮則從東漢開始至近代一直被利用著。一些造紙原料，雖然早已失去了原來的地位，但古人在利用這些原料的過程中所積累的寶貴經驗卻一直流傳下來。自17世紀以後，以單一的竹纖維造紙的情況漸漸多了起來。由於這種方法可提高造紙的生產效率，因此逐漸向中國各地傳播，成為造紙技術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