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社企論壇聯合歐洲知名影響力推廣機構TBLI Group推出
“他山之石”系列
內容，分享來自世界各地實戰派影響力領袖人物的善言善行。
本系列文章基於TBLI Group旗下的TBLI基金會每週舉辦的線上英文訪談節目內容，關注善企業創業家和影響力投資人，由社企論壇策劃整理每場討論的精華部分併發布。
TBLI是
Triple Bottom Line（三重底線）
的縮寫，是指包含
社會、環境生態以及經濟價值
的會計框架。該機構致力於在全球範圍推廣“三重底線”投資，引導資本向善和建設包容性經濟等概念已長達25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希望透過分享全球案例和經驗，為國內商業和資本向善生態建設提供可借鑑的經驗，開闊發展思路。
--關於嘉賓
艾米·多米尼（Amy L。 Domini）是多米尼影響力投資公司（Domini Impact Investments）的創始人兼董事長。她被公認為是負責任投資領域的領軍人物。在2005年，《時代》雜誌將她評為《時代》雜誌“全球最有影響力的100人”之一。2006年，她被美國東北大學法學院授予榮譽工商管理學位。耶魯大學伯克利神學院於2007年為多米尼女士授予榮譽博士學位。2008年，多米尼女士被《管理者》（Directorship）雜誌評選為“Directorship 100”，該雜誌評選了在公司治理和董事會中最有影響力的人物。多米尼女士擁有波士頓大學國際和比較研究學士學位，並擁有特許金融分析師職位。
多米尼女士是美國全國社群發展貸款基金協會，以及跨信仰企業責任中心（Interfaith Center on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的主要發起者。她也是波士頓證券分析師協會（Boston Security Analysts Society）的成員。她還擔任CNBC的Talking Stocks和其他廣播電視節目的常駐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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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事件：我如何進入可持續投資領域
1975年，我找到了一份工作，成了紐約證券交易所的一名銷售代表，和一家經紀公司對接。我逐漸意識到這份工作很難做，因為我認識的人不多，而我需要建立起名聲，讓別人都知道我。所以我開始上夜課，學習如何成為一名好的投資者，並在白天教別人我在夜課學到的知識，讓別人覺得我對投資很瞭解而來找我。
隨著業務增長，我發現，如果告訴客戶他們討厭的某家公司有很好的投資機會，會讓客戶很不爽。我當然不想這樣，於是我會主動問他們，你有什麼堅決不做的事情嗎？分析一個投資機會時聽到什麼會讓你反感？從他們的反饋中，我發現了對可持續投資的巨大需求。於是我去圖書館查相關資料，再重新規劃我所教授的課程，並把課程名稱改為“道德投資”。課程很快就座無虛席，出版商也來邀請我出書。1984年，我的書《道德投資》面世了。
當時的時代背景是，1971年，美國聖公會主教去了通用汽車的年會，希望他們不要在南非營業。1977年，沙利文原則（Sullivan Principles）作為反對種族隔離和權利不平等的南非官方政策，被公佈並簽署，該原則從某種程度上要求公司上報他們在南非的行動。大家當時都對於在南非投資是否是道德的這件事存有疑惑，但那時對這一領域研究不多，所以我就成為了各種講座的演講嘉賓，去講倫理道德能否融入投資原則、道德投資除了提升人品以外還能創造什麼財務收益等話題。1986年，南非的人權問題受到了美國和全世界的關注，一些運動員拒絕參加在南非舉辦的比賽，消費者拒絕購買在南非有生意的公司的產品。此後，我相信投資者有能力以“非暴力”的方式成為一場運動的支柱。
我從南非的事情中學到了兩點。首先，這一事件源於南非聖公會的主教在聖公會主教會議上關於南非情況的講述，美國的主教詢問其是否需要幫助，從而開始了一場涉及到無數企業的運動。其中，聖公會作為一個全球性的平臺網路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我由此認識到了全球性網路的重要性。
其次是資料的重要性。研究一個企業是否道德可以透過設計一些問題進行評估。比如公司裡白人和有色人種高管分別有多少？你們會在一個食堂吃飯嗎？這種問題的回答沒法被偽造，因此我們就有證據證明，美國企業為種族隔離火上澆油。社會大眾因此憤起反抗，帶來南非的變革。支撐這些決策的背後的資料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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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尼400社會指數：我們如何推廣可持續投資
我和同行們漸漸認識到，團結起來比單打獨鬥能夠產生更大的影響力，於是我們成立了可持續和責任投資論壇（The Forum for Sustainable and Responsible Investment）。
我們常常會被問到各種問題，核心無非就是三點：可持續投資花的錢多嗎？合法嗎？高效嗎？有人說沒有完全道德的公司，而且每個人對道德的標準不一樣，憑什麼投資者就可以決定什麼是道德的。還有人說，這是一種低效率的方法，政府才有責任推廣道德責任。為了應對這些質疑、減少可持續投資的阻礙，我們創立了一個公司，來研究可持續投資到底要花多少錢，我們為此發明了多米尼400社會指數（the Domini Social Index 400）。這一指數獲得了成功，透過該指數，人們認識到影響力投資的在投資收益方面的優勢，不再像以前一樣擔心可持續投資的成本過高，從而推動了這一行業的發展。
我們透過設定一系列的問題，以沙利文原則為基礎，進行標準化。我們研究公司的利益相關方，並把自然環境列為利益相關方之一。我們更注重全球社群而非本地社群。我們的研究有了購買者和投資者。在研究方法上，我們偏愛不經公司插手、記錄在案的資訊，公司可以回答是或否的簡單問題，以及其他重要的事情。比如一家公司有慈善捐贈不意味著該公司的管理運作是符合道德的，所以公司的捐款記錄不重要。
出於上述的研究偏好，我們開始努力減少可持續投資的阻礙，出版書籍。我之後出版的《社會責任投資》（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ing）前所未有地被翻譯成了多國語言，說明大眾對這個領域的興趣增長了許多。於是，我們決定建立一個全球網路，聯絡海外的同行，一起做研究。這之中也遇到了一些問題。在美國，我們能從政府那裡拿到企業的排汙量資料，但是別的國家不行，這就影響到了我們的利益相關方模型建立。不過最終，我們還是形成了一個全球性的倡議。
至於第三個問題，可持續投資高效嗎，能對世界產生影響嗎？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於1934年建立之前，企業會談論收益，但並不懂收益是什麼意思，對銷售這類概念也沒有統一標準，就很容易撒謊。後來，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確立了規則來監管企業，改變了金融市場。90年後的今天，財務報表的公開使得讓股東利益最大化成為了企業的目標。我希望，投資者對於可持續發展的興趣能夠影響企業對利益相關方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