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篡漢時，士大夫階層紛紛依附王莽政權，積極支援王莽改制。而到了綠林、赤眉軍起義之後，士大夫們又逐漸人心思漢，其態度前後反差不免讓人感慨。
忠君觀念不僅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內容，同時亦是維持王朝統治的教化方式之一。那麼儒士支援王莽的這種行為，是否是對西漢的不忠呢？本篇文章就來分析一下西漢後期的忠君觀念。
西漢儒家忠君觀念概述
首先我們要明確的是，雖然西漢時也強調忠君的重要性，但相比東漢的“君為臣綱”尚不夠強化。西漢時期的君臣觀不僅有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內涵所在，更深受天命維德思想的影響，王莽篡漢更是集中體現了士大夫在忠君上的選擇。
西漢儒學忠君觀的新發展
東漢王符在《潛夫論》中寫道：“自成帝以降，至於莽，公卿列侯，下迄縣尉，大小之官，且十萬人，皆自漢所謂賢明忠正貴寵之臣也。莽之篡位，惟安眾侯劉崇。東郡太守翟義思事君之禮，義勇奮發，欲誅莽功雖不成，志節可紀。夫以十萬之計，其能奉報恩，二人而已。”
這句話的大意是，漢成帝到王莽的這段時期，西漢上至列侯，下到縣尉，大小官員約有十萬人。而到了王莽篡位時，想著報答漢朝恩惠的只有兩個人而已。王符一語揭露出儒生大臣在王莽篡漢中的立場，認為眾人依附王莽乃是對西漢忠君觀的一種諷刺。那麼，眾多官員為什麼會選擇支援王莽，這是否可以看作西漢忠君觀的淡薄呢？
首先，西漢早期忠君觀仍有早期民本思想的影子。西漢建立之初，忠君一說並沒有被放入至高的地位。但隨著儒學被立為官方的統治思想，忠君觀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
忠君開始與大一統的政治體制相結合，成為約束臣民行為、穩固君主地位的有利武器。雖然皇權體制下的忠君觀仍是從劉氏政權的角度出發，但是並不強調愚忠。
這一點並非杜撰，以西漢思想家董仲舒為例：“君人者，國之本也”“是故孝子之行，君臣之義，皆法於地也，地事天也，猶下之事上也”，董仲舒的這番話雖然是為了鞏固君權，但是其君權神授、天人感應說的觀點也在理論上制約了君主的權利，使儒生有了批判朝政、諷諫君主的可能。
劉向在《新序》中談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為謀……則邊境侵。”劉向認為，君主同樣要透過禮遇等手段來獲取臣下的效忠，否則將會造成無賢臣可用的局面。
董仲舒、劉向都是西漢的大思想家，他們的忠君觀念並非一味地強調愚忠，而是對君主的德行同樣有著相應的要求，如果君主失德，臣下有義務去規誡君主。
西漢儒生從忠君到天命的轉變
儒生從忠君到天命的轉變亦是一個曲折而又反覆的過程，這一轉變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結果。西漢後期，社會問題突出，懷揣著儒家政治理想的儒士們掀起了託古改制運動。元帝時期，蕭望之、周堪、劉向這批儒士受到皇帝的重用，史載：
“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即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即劉向）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向）納之”。
在與宦官勢力的鬥爭中，以蕭望之為代表計程車大夫階層最終以失敗告終。成、哀兩帝時期，王氏外戚專權的現象愈發嚴重，下層百姓的起義時有發生，社會矛盾尖銳。士大夫官僚無力與外戚勢力作鬥爭，改革的舉措也都是不痛不癢，並沒有起到實際的效果。
這些改革主要圍繞著宗廟體制、恢復先王古制而展開。大臣師古、孔光、何武等人更是積極推動“限田限奴”政策的實行，這種做法必然觸犯了王族大臣的利益，改革難以進行下去。
由此就可以看出，西漢後期，以儒士為代表的官僚階層並不是無所作為，相反他們一直想要透過恢復古制改變現有的社會局面，然而一次次的失敗最終導致了漢末儒生在忠君觀念上的轉變。
在這些改制運動失敗的同時，儒士階層便開始宣揚天命思想了。早在宣帝時期，眭弘便以災異論批評當時的社會，甚至上書讓皇帝禪位：“漢帝宜唯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自封百里，如殷週二王，已成順天命”。
王莽的出現，使得儒生們有了寄託理想的載體
隨著社會矛盾的激化，成、哀兩帝都無子嗣的現狀使人們對劉氏政權的擔憂愈發嚴重，王莽的出現使儒士理想得以寄託。
王莽雖然也是專政，但是王莽的為人處世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博得了儒士階層的好感。王莽輔政之後，頒佈的政策也深合儒士的心意，緩解了當時的緊張局勢，這一切都為王莽改制和篡漢埋下了伏筆。
王莽大義滅親的行為，更是直接博得了儒生們的好感。儒士階層積極支援王莽，為王莽政權尋找合法性，也意味著傳統忠義觀對士大夫的約束越來越減弱。儒士抬高王莽的地位，將王莽比周公，群儒又為王莽追加“九錫之禮”，認為王莽應該享受大臣中的最高待遇。
隨著改制的推進，王莽代漢的野心也愈發膨脹，群臣又引周公的例子，將王莽推向了皇帝的位置。
這其中不乏有反對的聲音，但是對於多數人而言都是順潮流而為。自此，儒家傳統倫理的忠君觀徹底向所謂的天命屈服。
王莽篡漢與西漢後期忠君觀的特點
首先是西漢末期的忠君觀念，體現了非忠一姓之君的特點。前文已經提到，王莽篡漢之時，儒士以天命來論證王莽代漢的合理性。這種天命的說法，深深影響了兩漢之際的忠君觀。
董仲舒提倡天人感應，認為皇帝是上天在人間的代理人，皇帝的一舉一行都要符合上天的意志，這就要求君主要能夠以德教施政。
西漢後期，外戚干政，儒生們本來是想著將改制的希望寄託於君主的，而西漢後期君主無力去改變現有的社會面貌，他們在忠於劉氏與天命的選擇上就必然會向天命傾斜。
這種天下為公的理念使王莽代漢更容易為人所接受，在他們看來，君主不過是上天的代言人，君王失德，自然應該換人。
但同時，從王莽篡漢的過程來看，忠於劉氏的觀念並不是沒有影響力的。大臣們在為王莽政權尋求合法性的時候，也不得不將他與漢室聯絡起來。即使是王莽本人也不得不考慮劉氏政權的影響。
總的來說，西漢時期，在忠於漢室還是支援王莽的選擇上，儒生更多是處於現實利益的考慮。從王莽篡漢的過程來看，也不能僅僅用西漢忠君觀念的淡薄來解釋儒生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