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中的張愛玲，雙手叉腰，頭顱高昂。眉眼和唇角都極力上揚，含著笑意。雖非十全十美的相貌，卻是傾城之姿。
她幼時就曾放言：“八歲我要梳愛司頭，十歲我要穿高跟鞋，十六歲我可以吃粽子湯糰，吃一切難以消化的東西。”
對於美的早熟，或許來自母親的遺傳。張愛玲的母親黃逸梵是湘軍水師提督之後，骨子裡有湘女的果敢，又是個思想前衛的新女性，會畫畫、彈鋼琴，曾與徐悲鴻、蔣碧薇等人深交。而父親則恰好相反，一副遺少的做派，終日流連於煙榻和酒館。
張愛玲十二歲時，得到人生中第一筆稿費，旋即去買了一隻小號丹琪唇膏。愛美之心，由此一發不可收拾。不幸的是，由於思想衝突嚴重，母親選擇留洋進修，父親之後再娶妻子。繼母有阿芙蓉癖，曾與陸小曼同榻吞雲吐霧。她對待愛玲十分苛刻，過門時將自己的兩大箱舊衣扔給她穿。
彼時，張愛玲正就讀於貴族化的女校，周邊皆是打扮時新的女孩，而她卻只能揀繼母穿剩的衣服穿。那些衣服不是磨損了邊角，就是款式陳舊，令她十分難堪，“碎牛肉顏色”的薄棉袍更是成了她青春期裡抹不去的傷疤。
誰曾想，這個以自戀和孤傲出名的女作家，那時候卻沉默寡言，看起來十分纖弱。她身形修長，線條流暢如畫，從頸脖到腰身順勢而下，勾勒出一個薄而長的倩影。那身體被包裹在素灰的旗袍中，清瘦得幾乎不見，如一縷似有還無的詩魂。
滿人入關兩百多年，漢族女人都未徹底易服，反而在民國之後開始迷戀旗袍，多少令人有些不解。其實，這並非民族問題，而是性別戰爭導致的結果。
中土女裝一直是上衣下裙，入清以後仍舊保留明代遺風，而男子卻嚴令剃髮留辮，穿長袍馬褂。這便是所謂的“男降女不降”。清代旗人女子不滿於長袍的肥大笨拙，曾打算改穿更能彰顯女性美的襖袴，卻遭到皇帝的明令禁止。
誰料到了北伐前夕，女子們紛紛改穿旗袍，還將頭髮剪短。其用意是要與男子平起平坐，投身時代的洪流。這些女子們賭氣似的要與“第二性”劃清界限，同時又有幾分“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的氣概。因此張愛玲說：“初興的旗袍是嚴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風格。”
九十年代初，柯靈回憶起自己與張愛玲的初相識。那是七月的一天，張愛玲身著素雅的絲質碎花旗袍，肋下夾著一個報紙包，走進了福州路晝錦裡附近的中央書店。報紙包中就是日後發表在《永珍》上的小說《心經》和她自己繪製的插畫。這身普通上海小姐的裝束，是張愛玲一生中少有的保守造型，像是林黛玉初入賈府，謹小慎微。
之後的幾年裡，張愛玲紅遍上海灘，急吼吼地喊著：“出名要趁早”。她憑藉筆桿子獲得了可觀的收入，終於在父親面前抬起頭，也有了立足於世的底氣。而少女時期穿舊衣服留下的陰影，在此時徹底爆發，她成了一個十足的Clothes-crazy。
一片式的旗袍，線條流暢優美，又節省人工和衣料。它可以迎合高矮胖瘦各種身段，適用於一切場合，不管是作常服，還是舞衣、制服，都十分合適。因此，旗袍很快席捲全社會，從學生到女工，乃至上流名媛，都開始穿旗袍。“服分等級，飾別尊卑”的規條不復存在，旗袍就是民意所向。
然而，到了三十年代以後，旗袍需要被重新定義。
此時的旗袍，削減了腰身，放低了領口，寬大的喇叭袖漸漸縮短收窄。最令人駭然的是，裙襬的開衩不斷上升，甚至一度高至臀部。裙身裡的鼓鼓囊囊的棉褲被換成了薄如蟬翼的絲襪。行動之時，步履前後交錯，不經意似地露出珠白圓潤的玉腿，修長曼妙。被禁錮了幾千年的身體，驟然甦醒。
西風漸進，傳統的中國裁縫也開始借鑑西方剪裁，設計出更加立體貼身的旗袍。鏤空的領與袖，皮毛珠翠的裝飾，還有時新的外國面料，都成了旗袍上的新元素。傳統與現代就這麼握手言歡，彷佛在一夕之間達成和解。從此，旗袍勾勒出的婀娜線條，成了舊時上海的海岸線。
當然，到了此時，旗袍再也不是單槍匹馬的行頭。時髦的女子在旗袍外披上裘皮大衣、披肩、線衫，以適應四季更迭。夏季的旗袍則被減省至無袖或短袖，薄汗輕衣透，自有一種嫵媚風情。
彼時的上海被稱作東方巴黎，這裡的時尚潮，透過月份牌傳播到全國各地，影響著一代人衣食住行。
如今，張愛玲被看作是舊上海的一個符號。其實，對於張愛玲來說，上海這座城才是她的審美胎教。在上海，摩登與傳統並存，東方與西方互相滲透，這個大熔爐賜予了她與生俱來的藝術天賦。她對美的痴迷，超出常人，似乎全身毛孔都呼吸著美感，對氣味、聲音、顏色的感觸也極其敏銳。她的文字像是濡溼的顏料盤，絢爛陸離，一不留神那些色彩就會隨時流動，形成另一幅風景。
張愛玲偏愛鮮明的對照，沉重的黑與輕盈的白，清冷與明麗，簡約的現代線條與傳統花紋，皆是她的心頭好。她為自己設計的許多旗袍亦是如此，愈激烈愈著迷。在香港唸書之時，她就將獎學金全數拿去買衣料做衣服，並且樂此不疲。她還獨創了很多穿法，譬如說在旗袍外邊罩件短襖，在旗袍外穿上清裝大襖和浴衣，別有一番風情。
與胡蘭成熱戀時，她穿“能聞得見香氣”的桃紅單旗袍，繡著雙鳳的繡花鞋。她曾在香港淘到一塊廣東土布，刺目的玫瑰紅上印著粉紅花朵，嫩綠的葉子，印在深藍或碧綠地上。這布在鄉下也只有嬰兒才穿，她卻做成了衣服，穿著四處招搖，“彷彿穿著博物院的名畫到處走，遍體森森然飄飄欲仙”。她還用舊被面做過衣裳，穿著它與李香蘭合影。兩人對陣，張愛玲毫不怯場，反而更有範兒，實在怪煞人也。
張愛玲信奉驚世駭俗的美學，衣不驚人死不休。她去看望蘇青的時候，身著怪異的服裝，引得弄堂裡的孩童在身後追趕。還有一次，她去印刷廠校對，工人們齊齊停工，駐足觀看她的奇裝。這些矚目令她十分滿足，彷佛瞬間揚眉吐氣，一掃少時的服裝陰影。
她曾經告訴旁人：“要想人家在那麼多人裡只注意你一個，就得去找你祖母的衣服來穿。”那人嚇了一跳：“穿祖母的衣服不是穿壽衣了嗎？”張愛玲回答：“那有什麼關係，別緻就行！”
她本人就像是一個調色盤，一切不協調的色彩、裝束到了她身上，都顯得合理而隆重。
張愛玲曾說：“對於不會說話的人，衣服是一種語言，隨身帶著的是袖珍戲劇。”張氏小說中，旗袍亦是出鏡率最高的道具。
《沉香屑•第一爐香》中的葛薇龍以女學生的身份出場，竹布衫外面加上一件絨線背心，處處透露出一個內地少女的不合時宜。經歷過梁太太的調教之後，她開始穿磁青薄綢旗袍，增添了幾分成熟，亦有妖嬈氣息。而白流蘇這個“擅長低頭”的東方佳人，與範柳原初見之時，穿的一襲月白蟬翼紗旗袍，婉約中流露出性感的意味，難怪可以吸人眼球。
《金鎖記》中，老小姐姜長安亦是憑藉旗袍下的中國風情俘獲情人。更不用提被李安改編過的《色戒》，電影少了些尖刻與殘酷，被打磨得太過溫和，簡直不像張愛玲。倒是湯唯身上不斷變換的旗袍，總提醒我們這的確是張氏作品。在現代人眼中，張愛玲便是旗袍最忠實的捍衛者。
五十年代初，在上海召開第一屆文藝代表大會，夏衍惜才，邀請張愛玲參加了。此時，旗袍在大陸幾近絕跡，大會上不論男女，一水兒的藍灰中山裝，唯獨她還穿著旗袍，外面罩了網眼白絨線衫。這身衣服對她來說已經十分素淨收斂，可在當時看來依舊扎眼。
張愛玲深知，自己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她無法想象沒有旗袍的上海。於是，像少年時那般，她計劃了另一場出逃。幾經輾轉之後，她終於定居美國。那個曾經與她惺惺相惜的城市也不復存在，唯一沒有背叛她的便是服裝。
對於一個女人來說，步入異土之後，衣袍便是故鄉。1995年，張愛玲在家中去世，身穿赭紅色的旗袍，帶著上海四十年代最絢爛繁華的底色，安靜優雅地走完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