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爽、吳亦凡、趙薇……娛樂圈的風波一個比一個大，有人認為娛樂圈亂象頻出不窮，是因為演藝圈被資本壟斷了，資本控制了影視製作、發行、放映的全環節，不透明的閉環容易滋生腐敗，中國的電影產業可以借鑑美國的派拉蒙法案，將製片公司的發行和放映業務分離。
什麼是派拉蒙法案？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什麼是派拉蒙。
派拉蒙電影公司是美國著名的電影公司，創建於1912年5月。比環球電影公司還要早上一個月，在好萊塢八大公司中資格最老。建立之初，派拉蒙就擁有大量的電影院，同時兼營製片業務。
《教父》《阿甘正傳》《唐人街》《變形金剛》《蜘蛛俠》等一系列叫好又叫座的經典電影都是出自派拉蒙之手。
電影《教父》由派拉蒙出品
圖片來源於電影《阿甘正傳》（派拉蒙公司出品）
如果說它有什麼缺點的話，那就是太過於強大了。派拉蒙在1921年就被政府盯上，這也就有了電影史上著名的派拉蒙案。
美國八大電影製作公司壟斷市場
為什麼會被盯上呢？還得從美國整個電影行業的發展說起。
20世紀20-40年代，好萊塢的大製片電影公司迎來黃金時期。大的電影公司不僅僱傭了大批為影片服務的編劇、導演和演員，還打造了集製作、發行以及放映一條龍完整產業鏈的商業模式，串聯起行業的各個環節，整個市場基本被好萊塢的大製片廠所壟斷。
在銀行資本的幫助之下，派拉蒙、華納兄弟、米高梅、雷電華和福克斯（俗稱“五大”）透過併購，完成了垂直壟斷的控制體系，即製片——發行——放映產業鏈的垂直控制。另有環球、聯藝和哥倫比亞（俗稱“三小”），這三家公司雖然沒有控制院線，但卻在製片和發行方面佔有很大的市場份額。
這八家電影公司，便是俗稱的“八大”。“八大”控制了美國長篇故事影片的生產，它們生產的長篇故事影片佔到整個美國長篇故事影片市場的50%-60%，其中的80%-90%都是最賺錢的影片。在發行領域，“八大”均有全國性的發行網路，每個發行網操控著不同地區的影片發行。到了1947年，“八大”之外的全國發行網路只有3個，其餘都是州級發行商。在放映環節，“五大”控制的全美“首輪”院線高達70%，1945年，“五大”控制的14%的院線支付了全美電影稅收的45%。
這直接導致小型影院和獨立製片公司被迫邊緣化，失去話語權，任人宰割。當時，獨立製片想要借用大製片公司的固定演員或編劇等，不僅需要徵得大製片公司的同意，還要支付相當高昂的費用。而影院想要放映大製片公司旗下的影片，則要以支付高額的票房分成作為代價，或直接被大製片公司拒之門外，無法獲得放映大製片公司影片的資格。
反壟斷部門盯上電影業
而競爭，一直是美國工商業得以持續發展的源頭活水。競爭的意識在美國根深蒂固，早在1890年便制定了《謝爾曼法》，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反壟斷法。之後，又於1914 年制定了《克萊頓法》，以便能適時打破工業壟斷，重造競爭環境，保證美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克萊頓法》一落地，美國司法部和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就鼓足勁加油幹，開始起訴各種壟斷行為，判斷的標準就是，是否為垂直統一管理模式。
電影產業“不幸”中槍，像上文所述它正是垂直整合的典型。
《派拉蒙法案》是美國於1948年5月開始推行的法案，該法案判定大製片廠垂直壟斷為非法，好萊塢各大製片公司被迫將電影發行和電影院放映業務分離。但因處於特殊年代，世事變遷，派拉蒙法案從起訴到判決、執行，前後經歷了27年之久。
1921年FTC起草起訴書，隨後美國司法部起訴包括派拉蒙在內的十家制片廠，經過兩輪上訴後，高階法院於1930年判定這十家發行商均違反了反壟斷法。
但1929—1933年的經濟大蕭條讓電影工業陷入了經營困難。到1933 年，羅斯福新政實施，發行商尋求《國家產業復甦法案》的保護。為避免反壟斷判決給電影工業帶來毀滅性的打擊，政府採取了非常時期的非常規應對措施：一是宣佈法院反壟斷的判決無效，二是允許發行商臨時運用包租和垂直營銷模式。
在非常時期度過之後，美國經濟開始復甦，電影工業獲得非常保護就顯得多餘。政府於1939 年重新啟動了派拉蒙案。
案件在紐約聯邦地方法院開審，經過審理，法官於1946年1月宣判：
八大製片廠限制貿易的行為違法（包租、壟斷聯營協議等）；
如果“五大”限期終止壟斷聯營的話，則可繼續保有影院；
勒令建立一個“競標”系統——透過競標的方式，出價最高的影院獲得放映權。
司法部和“八大”均不滿判決結果，紛紛上訴至高階法院。經過三個月的審理，1948年5月，最高法院修正了初審法院的判決。
一方面，最高法院肯定包租行為限制了競爭，構成違法，應予禁止，所有的影片都應單獨出售。另一方面，高階法院建議“五大”拆分影院。
該案最終又發回紐約聯邦地方法院重審。在重審開始前，司法部鼓勵“五大”，只要它們願意剝離院線，便可從訴訟中脫身。這意味著他們可以節省上百萬美元的訴訟費用。
放棄院線將直接影響“五大”的收入，因而“五大”對這一建議並不感興趣。為保住影院所有權，“五大”不惜重新將案件訴至最高法院。
關鍵時刻，總是會有人打破“團結”的，雷電華率先打破僵局。雷電華的老闆霍華德·休斯於1948年11月突然宣佈剝離影院。休斯的這一舉動加速了其他製片廠的剝離程序。
雷電華為何突然這麼做？這是由於它在“五大”中規模較小，剝離影院反而有利於其改善競爭環境。
派拉蒙緊隨其後，於1949年2月同意執行判決。它的妥協同樣有其深意。因為派拉蒙找到了新的經濟增長點——正在崛起的電視業。
由於FTC有權撤銷派拉蒙的電視經營權，派拉蒙最好的選擇就是簽署協議，剝離院線控制權，而將重點放到正在崛起的電視業。
20世紀福克斯和華納於1951年也剝離了院線，米高梅則相對較晚，1954年才完成院線的剝離工作。
至此，“五大”完成了派拉蒙法案中將電影發行和電影院放映業務分離規定的執行。
派拉蒙法案給美國電影工業帶來什麼
派拉蒙法案可謂徹底改變了好萊塢電影的生產、發行和放映模式。
放映部門的分離終結了五大電影公司自拍自放的慣例，影片必須根據其自身質量參與競爭，這給獨立製片人和發行商提供了機會，它們的產品不必再受出身的困擾。而此時的發行商急於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對獨立製片人持歡迎態度。
競爭的加劇以及電視競爭的出現，提升了影院的規格和豪華程度。
由於製片廠不能繼續依靠以前的壟斷手段以降低影片生產的風險，所以大製片廠放棄了部分影片的生產，從主要的影片生產商轉變成了獨立影片的贊助者。同時，它們也放棄了合同制度，導演、作家、製片人也相應轉變成了自由職業者，這是自明星制建立以來的一次重大轉型。
法院透過斬斷垂直壟斷鏈條的方式，為電影工業重新帶來了競爭的格局。
從消費的角度來看，電影工業的競爭可以為觀眾帶來更多、更好的作品。
從生產和發行的角度來看，競爭也能激發企業的創造性，從而保證作為整體存在的電影工業的可持續發展。
《派拉蒙法案》的實施，使得獨立製片公司和影院得到了解放，獲得了喘息的機會。這也為後來獅門電影公司以及溫斯坦公司等獨立製片公司提供了崛起的空間，併為後來的三大院線AMC、Regal和Cinemark形成的格局創造了條件。
從美國的經驗來看，
壟斷的打破和競爭環境的培育，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都需要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的強力主導。
中國演藝圈亂象與瘋狂的資本
中國電影文學學會副會長汪海林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認為，中國影視行業存在壟斷現象，從文學網站即所謂的IP開始，到製作、藝人經紀、播出、宣發甚至資料，全部被資本方掌握，形成一個閉環，而這個閉環是不透明的，容易產生腐敗。
“在銷售中，給的回扣多，即使作品不好也能賣出高價錢，好的作品反而賣不掉。他們會想出一些對老闆或者平臺有說服力的說法，流量就是其中一個說法。這個明星為什麼值這麼多錢，為什麼需要用這麼多費用去買，因為他有流量。”汪海林說，資本方和製片方就會想盡辦法把明星的流量資料抬高。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所所長、研究員鄧希泉認為，“資本+流量明星”的無序擴張、過分追求高額回報、社會責任缺失的綜合作用，改變了青少年偶像崇拜的格局，使偶像崇拜的個體化行為轉變為組織化行為，由暫時行為轉變為長期行為，由精神投入為主、經濟投入為輔轉變為精神和經濟雙方面的巨大投入，對青少年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造成嚴重衝擊。
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講師林品認為，急功近利的造星模式侵蝕正常的人才培養機制，業務能力欠佳卻片酬不菲的“流量明星”擠佔影視專案的製作成本；刷量控評、養號刷分、資料造假等行為讓網路文藝批評失去公允的評判標準。
針對飯圈文化、流量經濟、藝人失德等現象，國家監管部門集體發聲，對資料造假、藝人偷逃稅、“陰陽合同”等行為堅決抵制、懲戒和組織引導。
8月27日國家網信辦釋出《網際網路資訊服務演算法推薦管理規定（徵求）意見稿》，明確提出不得利用演算法流量資料進行造假，控制熱搜、操縱榜單，進而影響網路輿論和規避監管。
在汪海林看來，目前國家對於流量至上現象進行了多方位管控，短期內會遏制流量經濟愈演愈烈，但仍需加快建立新的質量評估體系和風險評估體系。
“呼喚中國的‘派拉蒙法案’。製作公司不能做院線，經紀公司不能做製作。這樣一來，經紀人就會去維護藝人的權益，製作公司就要去和經紀公司談判，降低藝人的成本，如此才會形成良性業態。”汪海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