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犯罪片真正起源並具有型別意識是在八九十年代，犯罪本身就夾帶著人性的貪戀，這種貪戀與商業社會屬性有巨大的聯絡。
1990年代是大陸社會商業發展的轉型關鍵期，伴隨著社會形勢的轉變，與此語境相適應的大陸犯罪電影應運而生。
相對於中國大陸犯罪電影型別的滯後性，好萊塢犯罪電影起步較早
，幾乎在其誕生初期就已經有了犯罪片，最開始以強盜片的形式出現，早期著名的強盜片有1927年的《地下世界》，1928年的《紐約之光》，以及之後拍攝的《小凱撒》《疤臉大盜》等著名強盜電影。
一般而言，犯罪片是指以犯罪人作為敘事主人公，展現犯罪過程的一類影片。但在我看來，犯罪片的內涵直徑早就被擴大了。
由於八九十年代是一個跨度將近20年的時間範圍，必然導致犯罪片的內涵在特定歷史時期呈現出不一樣的表徵變化，
於是將科幻犯罪片擴大定義為帶有科幻元素
，包含警匪較量並展示犯罪過程的一類影片，區別於一般意義上的偵探片、警匪片。
1980年代中後期，電影娛樂性被談論得熱火朝天，張子恩這時也創作了《神鞭》《黃河大俠》《龍年》等引起關注的娛樂片，並提出“高檔娛樂片”概念，力求在電影的藝術性和觀賞性上達到統一。
1990年代初期又創作了“神藥”系列電影，1991年上映的科幻電影
《隱身博士》
就是“神藥”系列之一。
透過電影製作形式的創新提高電影的表現形式，同時，這種策略在當時強調觀眾中心地位的輿論環境中，對電影新形式的探索既是對影片觀賞性的重視，也是電影的自救。
“高檔娛樂片”概念對電影娛樂性的規格提出了更高要求。
同時，張子恩還認為高品格的電影與民族性時刻聯絡一起，與社會發展緊密聯絡，不是為了娛樂而娛樂，而是“寓教於樂”的彰顯娛樂。在《隱身博士》中，張子恩以敏銳的觀察力透視出社會轉型帶來的社會意識的變化。
犯罪心理學家劉琪認為
社會因素是犯罪行為導致的本質源泉
，人的任何行為只有在社會因素下才能找到合理的解釋。
這時的社會語境與改革開放之前相比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輿論焦點從農村轉向城市，一大批知識分子從農村回到城市，城市經濟建設成為中國崛起至關重要的一環。
到1990年代，南巡講話廣東經濟建設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經濟建設成為舉國民眾發展的大事。
“下海”風潮興起，“萬元戶”極具財富象徵的時髦語彙出現。當民間慾望與上層話語重合，人性貪慾找到合理的宣洩口。各方資本急劇累計，金錢崇拜成為一股勢不可擋的歪風邪氣在整個社會蔓延，當這股風氣在社會上形成一定風浪時，社會問題開始暴露，偷盜、搶劫等犯罪問題層出不窮。
《隱身博士》正是站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控訴商業社會的弊端，人心的浮躁。
《隱身博士》中的主人公博士成為警匪關係的樞紐，也是犯罪行為出現的源頭。他研製出一種“隱身藥”，向專利局申請專利不利，被助手小燕偷用，這一過程正好被犯罪分子窺視到。
於是犯罪分子偷盜了“隱身藥”，隱身後將銀行保險箱開啟，偷走錢財，更意想不到的是犯罪團伙也盯上了“隱身藥”，矛盾一觸爆發。
其中的科幻元素成為犯罪事實實現的重要依據。
博士充當了犯罪事實的間接製造者，但警察不是解決犯罪事實的主體，而是以博士為代表的民間力量是危機得以化解的重要力量，官方權威在世俗文化中被消解，民間話語取得一定主動權。導演在諷刺金錢社會醜惡的同時，也一併對財大氣粗的商人進行了批判。
博士被犯罪人員作為飯店老闆的姐姐看上，為了追求博士，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從飯店帶來豐盛的飯菜，說自己的飯店每天可以達到多少營業額，看上博士是博士修來的福氣等之類的說辭。
但博士果斷拒絕了老闆娘的霸道要求，老闆娘的醜態盡顯無疑，老闆娘的風塵氣與博士的書生氣形成鮮明對比。這是傳統的精英精神與世俗力量的對抗，以老闆娘粗俗的形象敗下陣。
但之後老闆娘在關鍵時刻的搭救，代表著世俗文化雖然與精英文化有衝突，但世俗文化在商業社會的價值開始凸顯，社會意識不再是精英文化佔據主導。
以上是就電影的犯罪思想內涵而言，如上所述，
《隱身博士》的科幻成分“隱身藥”是影片犯罪事件發生的關鍵
點，而返回技術層面來看其中的“隱身藥”功能，它能將人體完全隱藏起來，並透過特效技術展示給觀眾，人的突然出現和消失，在“隱身藥”的作用下運用自如。
《隱身博士》的特效技術相比起《異想天開》也有了更大的進步。
《隱身博士》的“隱形”已經去除了過於明顯的特效痕跡，人的消失變幻非常自然。雖然相比於好萊塢科幻電影超強的特效技術支撐，此時中國大陸科幻電影的特效技術顯得有些“雕蟲小技”，但
大陸科幻電影的特效技術從最開始的《珊瑚島上的死光》到《隱身博士》，已經展示一條出明顯的特效技術進步之道路
。
這種意義是對於中國大陸科幻電影本身而言的。
所以重回到張子恩的“高檔娛樂片”概念，他在《隱身博士》中將科幻的娛樂性和犯罪的現實性結合，實現了“高檔娛樂片”的概念實踐。
當張子恩這批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導演在型別片探索中還被委以“載道”重任時，另一批導演在商業電影中游刃有餘。這部分商業電影的人物關係構架成典型的二元對立結構。
二元對立的人物關係對內呼應“十七年”時期刻板的英雄人物塑造法，往外能和美國好萊塢型別電影形成聯結，這種典型的好萊塢商業電影製作模式在1990年代中期發生改變。
1990年代初期合拍片興起，特別是與香港的合拍片數量增加。香港電影有成熟商業電影的製作機制，大陸電影在與其合作的道路上無疑會直接受到這種風格的影響。
1995年李國民拍攝的科幻電影《再生勇士》屬於典型的合拍片，其中的主演大部分來自香港，追車、打鬥等港片經典橋段也被穿插其中。
李國民的創作風格與傳統導演完全不同，這得益於其特殊的人生經歷。
他在1980年代曾組建過中國第一支電影特技隊，對科幻電影所需要的技術支撐有其他科幻電影導演不具備的優勢。同時，他還是一位動作片演員及導演。
1982年底與香港合拍了《一代梟雄》，又在與香港合拍的《方世玉之英雄出少年》中擔任武術指導，1997年又拍攝了與香港合作的《霹靂戰士》。
從此可看出，李國民對香港商業電影的敘事策略有著深入的瞭解
。《再生勇士》作為李國民與香港合拍的科幻犯罪片便順其自然，影片中警匪槍戰、飆車，具有黑幫色彩的犯罪團伙等元素充滿著濃郁香港商業電影氣息。
因為有足夠的商業元素支撐，人物形象塑造退出影片的敘事任務，作為主人公的宋大畏性格單一，被塑造成一個擁有一身功夫但缺少謀略且極度固執的人物形象。
八年前，宋大畏在一次執行逮捕罪犯任務的飛車激戰中被撞成植物人，八年後注射醫學博士李明研製的人體增強劑醒來，醒來後一切都發生了變化。警局的作戰技術大部分都需要高科技支援，甚至是警局的常規設定都和科技緊密聯絡，
宋大畏固執地相信高科技不能代替他高強的武術。
這時醫學博士李明被犯罪盯上，並將其綁架，宋大畏在沒有經過警局同意的情況下一意孤行，追捕綁架者，最後發現原來綁架者是八年前將他撞成植物人的同一幫犯罪團伙，於是新的一場激戰又開始了。
宋大畏的孤注一擲是典型的個人英雄主義傾向。他正直、固執、魯莽，憑藉一身功夫就妄想使困境轉危為安，這種從集體主義轉向個人主義的崇拜，是新語境下賦予人權利的迸發，也是被壓抑過久的中國人內心真正的釋放，同樣是香港電影世俗文化強大影響力的結果。
為了將電影的商業性質增加到最大，除了槍戰、飆車等極具衝擊性的情節設定，宋大畏與前女友的三角戀加入使電影又有了一層柔性色彩，不再全是硬邦邦的男人戲。
另外，李國民組建了中國大陸第一支特技隊，對科幻電影的特效技術自然有較深的研究。
《再生勇士》的特技技術相較於之前的科幻電影有了更強的衝擊力。以元安為首的犯罪團伙運用基因技術將機器與人體結合，製造一大批為其效命的附庸，這樣的人機科幻元素搭配在《錯位》中也有運用，但《再生勇士》的衝擊感更加強烈。
在激烈的戰鬥中，鏡頭對人機合成的機器人採用全景掃描的展示方式，而不再是遮遮掩掩的鏡頭組接，
特別是激烈衝突下機器人被爆頭導致的分裂等衝擊性畫面展示
，一方面顯示出較強的技術自信，另一方面也是八九十年代科幻電影在特效技術與敘事策略上的商業化傾向。
科幻犯罪電影從1990年代起步，在娛樂浪潮下，一步步從“載道”的重壓下解放出來，完成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大陸科幻電影的商業化轉型，以成熟的商業姿態在特定時期給科幻電影注入一劑新鮮血液。
但遺憾的是，
《再生勇士》之後，大陸科幻電影在1990年代後期似乎就走向了盡頭
，只產生一部科幻兒童電影《瘋狂的兔子》，足可見1990年代，由於時代背景的大轉換，文化藝術又只能在探索中重新起步，適應新的時代步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