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師是近代佛學界乃至是文化界的奇人，其入世之時以才學聞名內外，斬斷紅塵之後精研南山律宗，數百年內與之並肩者可謂寥寥。且不說當今之人對於他傳奇一生的不斷感懷，就是與他同時代的文化名人，對於弘一大師也讚譽倍加。
一生剛硬如魯迅者，卻以得到弘一墨寶為榮，欣欣然而不能自已。而一向以毒舌薄涼著稱的張愛玲，更是公開表示自己對大師的敬重：“至少在弘一大師的院牆外，我是謙卑的。”而如黃永玉、豐子愷、夏丏尊、葉聖陶、郁達夫、馬敘倫等名人，更是不吝惜自己的筆墨，寫下了大量回憶大師的文字。
然而，這些文字美則美矣，筆者覺得其中有稍稍不足。究其根本，或許是李叔同在成為弘一之後，已然悄悄地甚至是光明正大地被捧上了神壇，而關於其一生行跡的文字，在光影的流變與眾人的參拜中已然失真。泉州承天寺與開元寺都留下過弘一的足跡，尤其是弘一大師晚年圓寂之前，駐錫於海濱鄒魯的佛國泉州，或許我們可以在此重現一個更為真實的弘一。
泉州承天寺，弘一法師化身地
世人談弘一，要麼是談論一些家長裡短的瑣事，要麼就是談論他身為李叔同時的過往，要麼就是對已成懸案的“悲欣交集”揣測議論。但似乎大多數人都忘記了，李叔同也好，弘一也好，他終究不過是一個浮塵俗世中的人。對於一個人而言，什麼才是最最難以捨棄的身外之物呢？什麼才是對與自己朝夕相伴的六塵和合之物呢？
家世？才華？聲譽？財富？眷屬？不錯不錯，世人看弘一，往往著眼於這些外在，故而大量的關於弘一的文字都侷限於此。所謂翩翩佳公子，一朝斬斷紅塵而專修律宗，這對於世人來說的確是極大的震撼。廣屋精舍、嬌妻幼子、摯友高堂、華衣美食、琴棋書畫、半生才名，對於外人來講，大概這些東西便構成了我們印象中的李叔同。
而青燈古佛、衲衣破缽、經卷寶幢、粗茶淡飯、戒行精嚴，這些在外人的眼中，又構成了我們認為的弘一大師。然而然而，對於弘一來講，或許這些仍舊是不值一提的身外之物，能夠終身與其相伴的，只有那一軀心識寄宿的色身！“峨冠大帶，布衣草履”，這是外人眼中的自己，唯一能與有情眾生相伴到老的，便只有那“反客為主”的肉身。
眾生心性所迷，以為肉身便是我、意識便是我，殊不知自己只是一個寄宿者。我們忽視與自己朝夕相處的色身，也本能地認為他人的色身即是本尊，愚痴中顛顛倒倒。人能夠真正地意識到自己與肉身的關係，大概只有在生病尤其是重病的時候吧，故而多病者往往與佛有緣。
故而，要想真正地體味弘一大師的一生行跡，必然要從其多病的一生開始入手。所謂膏粱，所謂才名，所謂眷屬，不過是色身的附屬，我們原來是寄居在其內的過客。
弘一大師一生多病，這是世人所熟知的，但他究竟病在哪裡，這是世人所忽略的。幼年時多病的李叔同，寫下了“人生猶似西山日，富貴終如草上霜”這樣的詩句，這大概可以看成他與佛教因緣的開端。或許從此時開始，便註定了他與佛教的不解之緣，而這樣的因緣與歷史上許多高僧的經歷不謀而合。
久病未必能夠成良醫，但久病之人更能感受到無奈與孤獨，而無奈與孤獨是成佛的基礎。倘若沒有無力感與孤獨感，一個人是不會主動接近佛教的，沒有歷經曠世的孤獨與悲慼，一個人學佛是很難有大成就的。筆者對此深有感悟，只有當你躺在病床上動不了的時候，你才會主動地追問一些東西，不知這是幸運還是不幸。
幼年多病的人，青年時大概會有一段快意的時光，這既是自然生長的規律，也是人性發展的規律。所謂自然生長的規律，青年時期人的血氣最為旺盛，此時不易被疾病所侵襲，所謂人性發展的規律，多病的人往往會更加註意身體健康，也更容易得到家人更好的照料。
青年時期的李叔同便是如此，此時的他成為了聞名滬上的人物，東渡扶桑之後又馳名海外。1899年，袁希濂、許幻園、蔡小香、張小樓四人與李叔同在“城南草樓”義結金蘭，號稱為“天涯五友”。多年以後，許幻園站在李叔同門外的雪地告別：“叔同兄，我家破產了，後會有期吧！”此事竟如夢幻一般，冥冥之中的事情真的難以講清楚。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這是李叔同為許幻園做的詞，名字叫作《送別》。但1899年的李叔同還未想到“長亭外，古道邊”，而是任由熱血在自己身上流淌，世事竟是如此難料啊。青年李叔同畫畫、演戲、寫詩、作文、參加社會活動，與當時的所有進步青年一樣，他在盡情地揮灑自己的豪情與熱血。
1905年，李叔同26歲，他的生母王氏病逝。在葬禮上，李叔同沒有流露出過多的悲慼，反而彈著鋼琴唱著歌為母親送別——此時的他，身體是極為康健的。隨後，他便將自己的妻子與兩個孩子留在國內，轉身奔赴東瀛留學。在日本，李叔同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藝術才華與浪漫才情，他的身上是有著舊時代的才子氣的。
再娶、狎妓、醉酒、狂言，你很難想象，這樣的一個人會在日後成為一代高僧。而事情的轉折點，就在他37歲那一年，這一年的李叔同來到了杭州的虎跑寺。在虎跑寺，李叔同開始了為期18天的斷食生活，這並非由於他徹悟或是如何，而是困擾他一生的神經衰弱相當嚴重——曾經不可一世的青年，已經步入中年了。
在夏丏尊和豐子愷的回憶中，李叔同似乎在擔任教師期間的地位很高，是一位很受歡迎的教師。但筆者以為這是夏丏尊與豐子愷過分崇拜他的緣故，訴諸筆端的時候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後人不明就裡產生了錯覺。據一些資料記載，李叔同在當時被人詬病為“神經病”，因為他經常請假，理由是神經衰弱。
筆者倒認為後者的可信度頗高，藝術類的老師在世俗人的眼中，是不可能有多大地位的，這完全符合中國的國情。更何況李叔同三天兩頭請假，理由又是頗為新奇的神經衰弱，這樣的老師註定是不大如意的。當然，李叔同不需要在乎別人的眼光，因為他是錦衣玉食的富家公子，他不需要為柴米油鹽這類生計去發愁。
後世關於李叔同的前半生的文字，往往都是寫他如何卓爾不群，但這裡面是有一個大前提的——他不需要考慮生計問題。不過，即便是如此，他仍然感受到了無可奈何，這種無力感來源於他的肉體，進而影響到了他的精神。37歲前後，他的神經衰弱越來越嚴重，後面竟發展到了整夜無法入眠的地步。
為此，他尋找了很多辦法，包括中醫、西醫、道教以及佛教在內。有一件事情頗為耐人尋味，其實李叔同一開始靠近佛教，僅僅是為了治療神經衰弱，中醫西醫他都試過了，效果甚微。夏丏尊在回憶錄中寫道：“他的床頭多有道藏”，事實上，李叔同對於道教的研究也多半是為了治病。
“民國五年（1916年）的夏天，我因為看到日本雜誌中有說及關於斷食可以治療各種疾病，當時，我就起了一種好奇心，想來斷食一下。因為我那時患有’神經衰弱症’，若實行斷食後，或者可以痊癒亦未可知。要行斷食時，須於寒冷的季候方宜。所以，我便預定十一月來作斷食的時間。”
這是李叔同《斷食日誌》中的文字，我們可以從其中看到，他一開始的斷食與信仰無關，與科學倒是有很大的關係。在經歷了18天的斷食之後，李叔同感覺這個方法的效果很好，他在日誌中寫下了“身心靈化、歡樂康強”八個字。他自己也承認，這是他出家的“近因”，而並非是他出家的主要原因。
1918年，李叔同正式出家為僧，7月13日得法號弘一。但成為弘一法師之後的李叔同，依舊對自己的神經衰弱無能為力，出家之後的他疾病纏身。關於弘一出家的原因，他自己也說不清楚，坊間對此的猜測也相當多。但筆者認為，正如弘一自己所說的那樣，生病治病是最明顯最直接的“近因”，而他與佛教的緣分只能訴諸因果了。
或許筆者的文字要打破很多人心中的夢境了，但筆者始終認為，李叔同即便是成為了弘一，他也不過是寄宿在色身之內的凡人。信佛，是不能治病的，和尚，生病也是正常的，修不修行與生不生病是沒有多大關係的。將高僧和佛教過度地神化，不僅違背了佛陀言教的本意，更是對佛教以及教徒的無形傷害。
在弘一的身上，筆者看不到什麼圓滿的東西，反而看見了很多矛盾，但這也是筆者對弘一念念不忘的原因。他接近佛教的最初原因是為了治病保全性命，而佛教教義的根本是叫人看清色身只是暫時的，不要過度執著。世人都以為高僧不會生病，但弘一在出家之後疾病纏身，即便他在修行方面是無可挑剔的。
佛教以悲天憫人的情懷光照世間，而弘一出家之前拋棄一切近乎無情；弘一出家後專修南山律宗，而他在出家之前浪蕩不已。從錦衣玉食到粗茶淡飯，這一切的交集點就在於一個“病”字，這是弘一與佛教不解之緣的由來。有一個小細節是很多人忽略的，以進步著稱的李叔同，在出家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對中醫情有獨鍾。
他不僅篤信減食、斷食的療效，還對“綠豆治病”有著格外的青睞，而且在長達十餘年的時間內長期實踐。
“幸朽人稍知醫理，自己覓舊存之藥服之，並斷食一日，減食數日，遂能早痊（此病照例需半月或兩旬），實出意料之外耳。未曾延醫市藥，故費用無多，僅半元餘耳（買綠豆、冬瓜、蘿蔔等）。前存之痧藥等，大半用罄，惟餘藥水半瓶。乞仁者便中託人代購下記之藥以惠施，他日覓便帶下……”
1932年，弘一法師身患痢疾與傷寒，加上長期的神經衰弱使他痛苦不已，但此時的他仍舊“稍知醫理”為自己治病。或許有讀者要責怪筆者了，“弘一法師難道是貪生怕死之人嗎？”否也，生病治病是人之常情，佛經中經常講到“供奉醫藥”的功德，可見調理身體是完全符合佛教理念的。弘一是中興律宗的高僧，他的行為必定是如法的，而不是什麼貪生怕死。
但是在1936年之後，弘一法師對於自身疾病的態度發生了巨大的轉變，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小病從醫，大病從死”。弘一法師在當時已經是名滿天下的高僧，只要他點頭，供養醫藥的居士可以說是不計其數的。然而就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弘一大師卻開始不斷地提起“圓寂”，並且基本上放棄了對於疾病的抵抗。
“小病從醫，大病從死”，這或許是弘一在畢生與疾病鬥爭中的總結，亦或許是他最終了悟了佛法的真諦。弘一在他最後的歲月中，經歷了常人難以想象的病痛折磨，他的四肢尤其是雙腿自1936年以後便反覆浮腫，面板出現了嚴重的潰爛情況。1936年的重病對於弘一來講，是不幸也是大幸，在生死關頭他對於病痛有了更深的了悟。
如果說幼年的體弱以及陪伴其一生的神經衰弱，是李叔同轉變成為弘一的契機，那麼反覆的重病直至浮腫潰爛，則是弘一明瞭生死的因緣。自1936年以後，弘一不再將希望寄託在斷食和調理上，他意識到自己的病不是“小病”，而是“大病”。
“此次大病，實由宿業所致。初起時，內外症併發。內發大熱，外發極速之疔毒。僅一日許，下臂已潰壞十之五六，盡是膿血。然又發展至上臂，漸次潰壞，勢殆不可止。不數日腳面上又生極大之沖天疔。足腿盡腫，勢更兇惡，觀者皆為寒心。”
弘一大師認識到這是自己的業障所致，在他重病之時很多居士自發地為他念佛，而他自己也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乃於是時忽有友人等發心為朽人誦經懺悔，至誠禮誦，晝夜精勤。並勸他處友人，亦為朽人誦經，如是以極誠懇之心，誦經數日，遂得大大之靈感。”
從“不知生死”到“小病從醫”，再到圓寂之前的“大病從死”，弘一法師用盡了一生的時間。關於其過往的種種，我等的視角都不過是霧裡看花一般，唯有從他的肉體疼痛切入，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南山弘一大師的修行之路。世人愛談六祖，但六祖不可學，而南山弘一是可學的，因為我們必定與他一樣，目睹自己的色身逐漸衰敗而無可奈何。
世間之人所執著者，莫過於自己的色身，三千大千的愚痴眾生，都將本是客體的色身當作“我”。時光流轉導致色身衰敗，世人都知道從醫，卻不知“小病可治，大病難醫”。面對色身不斷地衰敗，那種難以名狀的無奈和恐懼，是人人都要面對的。但最終的結果如何，只能根據各自的修行來判斷，不識因果者必定走不出這個困境。
後人談及弘一，總是愛談他的“悲欣交集”，以為高深而意味悠長。但弘一之悲喜只有他自己知道，“小病從醫，大病從死”卻是任何人都要面臨的境遇，這既不是自暴自棄的悲觀，也不是斷滅因果的樂觀，而是經歷生死流轉之後，心性之間綻放的剎那光明。這一點光明，便是成道的根基所在，也是我們閱讀弘一事蹟能夠學到的東西。
1942年10月13日，一代高僧弘一大師以吉祥臥圓寂於泉州溫陵養老院晚晴室，留下“悲欣交集”四個字，至今無人能解。“問君此去幾時還，來時莫徘徊”，謹以此文致敬南山律宗中興祖師弘一法師，南無阿彌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