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薇龍與姑媽的關係是《第一爐香》的重要線索。（資料圖/圖）
許鞍華並非沒有拍過爛片，但像《第一爐香》這樣，從開機第一天便因為選角被罵，到前一陣子“疼痛文學”精選cut般的宣發短影片流傳，被指“下沉式營銷”，再到上映後“一瀉千里”的口碑——一部電影自誕生之初就遭遇的圍觀熱度與口誅筆伐，在許導45年的職業生涯中應屬少有。
尤其是2020年7月，時年73歲的許鞍華導演才迎來一項重要的獎項：第77屆威尼斯電影節終身成就金獅獎，成為全球首位獲此殊榮的女導演。在最新的採訪中，許鞍華認為得獎對自己來說不一定是好事，最怕被叫“華人第一女導演”。“我覺得第一是誰說的，誰投票了？不能有這樣‘偉大的’標籤貼在你身上，我覺得對我來講是一個好沉重的負擔。”
但許鞍華毫無疑問是這個時代重要的華人女導演。有人算過一個數字：十三次金像獎最佳導演提名、六次捧杯，幾乎是杜琪峰和徐克之和，《桃姐》和《女人四十》則是金像獎歷史上唯二兩部大滿貫電影。在功利的獎項之外，她是肇始於1970年代末的香港電影新浪潮主將，早期創作便呈現出與社會現實貼地飛行的關懷，在動作電影與型別片之外，拓寬了香港電影的邊界。
在張愛玲誕辰100週年前後，許鞍華第四次改編張作，搭配王安憶的劇本、杜可風的鏡頭、坂本龍一的配樂，如此高配的班底，的確容易讓人最初只將炮火對準演員，為馬思純和彭于晏的選角扼腕，或者說捏一把汗。以至於在風格酷似《前任3》的宣發小影片釋出後，還有人疑心這是“反向營銷”，讓人真的想去電影院探探，到底拍了個什麼妖魔鬼怪。
從目前的風評來看，《第一爐香》很像是一次事先張揚的失利。豆瓣開分至今，近三萬人打分，得分5。5，是許鞍華執導的長片生涯最低。在“許鞍華不懂張愛玲”“許鞍華誤讀張愛玲”的論調已經說了好幾輪之後，也有人提出：在更為溫和或者說慈悲的許鞍華同張愛玲的森森鬼氣和綺麗風格註定有隔時，創作者能不能尋求自己的表達，有沒有權利不像張愛玲，有沒有自由不像張愛玲？
遺憾的是，這更像是一輛高速行駛的列車試圖離開原有軌道，卻沒有平穩架接上另一條軌道，造成火車脫軌後隆隆的失重感。當張愛玲原作更為深刻的複雜意涵被剝離，僅留下“我願意奮不顧身愛你，為了你做任何事情”，如此的純情，整部電影便只剩“愛而不得”的疼痛文學式哀嘆。也讓人忍不住好奇，許鞍華對愛情的理解到底是什麼？
姑媽宅邸丫頭睨兒（右）與睇睇（左）。（資料圖/圖）
蒼涼的張愛玲與溫柔的許鞍華
2021年10月29日晚，最新一期《八分》中，作為嘉賓的許鞍華回溯了自己的三次張愛玲電影改編經歷（注：許鞍華共四次改編過張作，另一次是舞臺劇版《金鎖記》）。她最想拍的是《半生緣》，因為這一部“不是特別的張愛玲，其實比較平實，比較溫馨，不是那麼尖銳”。但在1980年代，香港人還不能回內地拍戲，於是先拍了《傾城之戀》。這部電影被視為許鞍華職業生涯的一次滑鐵盧，當時的報紙甚至以“許鞍華導演的《傾城之戀》極有可能是八四年香港電影屆最令人失望之作”作為聳動的標題，連張愛玲本人都表示“《傾》片不好”。因此當《第一爐香》的製作人找來，許鞍華一開始很猶豫，“本來我也不想再經受一次滑鐵盧，但是經不住誘惑。覺得哎呀，還是可以試試的。”
許鞍華對《半生緣》的理解，或許透露出一種微妙的裂縫，中間是兩種世界觀的差異。恐怕很少用人會用“平實”和“溫馨”這樣的詞彙來形容張愛玲的作品。《傾城之戀》裡，白流蘇是離婚女人，在1930年代的中國幾乎等於殘花敗柳，範柳原則是有錢又帥的黃金單身漢。在兩人的關係裡，範柳原只想得到白流蘇的身體，白流蘇則想獲得婚姻的合法身份，兩人的關係充滿了慾望、角力、博弈和算計。直至戰火綿延香港，現實庸俗的男女在“一剎那”體會到“一對平凡的夫妻”之間的“一點真心”。但這場需要由戰爭和一座城市的傾倒才能成全的愛情並非圓滿。婚後的白流蘇得到的是妻子的頭銜，一張長期飯票，還有“他把他的俏皮話省下來說給旁的女人聽”。
《金鎖記》中的曹七巧號稱“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黑暗的母親”。麻油店家的女兒曹七巧，作為兄長換取金錢的工具，被賣給患骨癆的姜二少爺。在性壓抑、金錢和宗法社會的絞殺下，變得極度猥瑣，財產成為唯一可以緊緊依傍的牢固之物。她會將腳放在兒子肩膀上，輕輕地踢脖子，也看不得女兒獲得她未曾有過的幸福。許子東評價《金鎖記》“延續了魯迅《阿Q正傳》的精髓，寫一個被欺負的人怎麼欺負別人，這也是中國現代文學裡面最嚴肅的一部分。”《半生緣》中的曼璐在某種程度上與曹七巧有一致性——初戀情人豫謹對曼楨產生愛意，幾乎揉碎了曼璐的世界裡僅剩的一點光，她因此將妹妹向下拉拽。雖然曼楨和世鈞幾乎是張愛玲的小說裡愛得最純粹的男女，但似乎也很難讓人用“平實”和“溫馨”來形容這個姐姐幫助丈夫強姦妹妹的故事。
究其緣由，或許是因為許鞍華本身就更在意人性的溫暖——在一片菸灰中看見光亮，併為其注入溫度的人。港大時期，許鞍華就是最勤力的學生，現在也是香港所有導演裡走路最多的人，生活中無時不在看景，被朋友形容極熟悉香港“小市民生活”。編輯出版《許鞍華說許鞍華》的鄺保威說，許鞍華喜歡法國新浪潮、義大利新現實主義和小津安二郎。張愛玲和許鞍華都戀物，但張描摹華麗袍子上的蝨子，許鞍華則像小津安二郎一般，會從一粥一飯、柴米油鹽中，提純出最動人和值得回味的部分。
因此許鞍華擅長拍平凡的小人物。影評人梅雪風如此評價《天水圍的日與夜》，“她用極輕的筆觸描繪出了看似冷漠實則然炙熱的中國式情感，東方倫理的複雜與醇厚，在許鞍華的鏡頭下得以重生。”她看似平淡的鏡頭下，實則暗流湧動，充滿錯綜複雜的東亞家庭關係。許鞍華並非不懂人性中殘酷的部分。因此在這個“長姐未成年打工供弟弟們讀書，弟弟住上別墅，姐姐還住在貧民區”的故事中，許鞍華會拍三餐幾乎沒肉的姐姐，還要在家族聚會中替弟媳打麻將，贏的算弟媳的，輸的算自己的。
如果說張愛玲是把華麗的長袍掀開，讓你看底下的蝨子。許鞍華就是在生活的瑣碎重複中，不斷汲取“柚子的甜”。看似冷漠的舅舅，也在承受了姐姐的恩澤後，承諾要供他的兒子讀書，即使可能只是客氣話——這也是大多數中國式家庭關係的延續方式。許鞍華長於剋制，2020年香港媒體的一次對談中，她提到自己表達的信心是從成瀨巳喜男身上得來的，“他拍很多絕頂悲情或者是很浪漫或者很悲傷的故事，其實都很平靜的。他不會有很多特寫，人們在顫抖。”
在《八分》中講到兩三年前，聽說許鞍華要拍《第一爐香》，提出過一個許本人也認同的觀點：“你是不擅長拍壞人的……那種很心機的、很計算、那麼腐敗、很黑的東西，你過去並不擅長。”許鞍華回答說，“我不是不認識這個東西，我也不太想說為什麼，其實我對於這個東西是蠻有深刻的認識的，可是我的策略就是儘量避開，然後就比較活得高興。如果真的要拍，你必須要拍出來面對這些東西，所以有一種迴避的心態，這對於創作沒什麼好處。”
“愛”更像是護身符
按照編劇王安憶的說法，許鞍華拍《第一爐香》有一個非常單純的想法：就想拍一部愛情片。“我到了這個年齡了，從來沒好好地愛過，你要讓我愛一次。”
電影上映後，很多人提到在張愛玲的原作中，葛薇龍本身是一個內心有打算，世故的女學生。她有勢利的一面，父母回了上海，傭人陳媽送她上樑府，她注意到陳媽也同睇睇和睨兒一般打著辮子，“她那根辮子卻扎得殺氣騰騰，像武俠小說裡的九節鋼鞭。薇龍忽然之間覺得自己並不認識她，從來沒有用客觀的眼光看過她一眼——原來自己家裡做熟了的傭人是這樣的上不得檯盤！”
學者許子東在《重讀〈日出〉〈啼笑姻緣〉和〈第一爐香〉》一文中，用“四次選擇”分析薇龍不斷向下的墮落過程。第一次是在踏足梁太太在半山的豪宅後，看到像古代皇陵的白房子，她驚羨之餘亦有恐懼，但年輕自信，“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禮相待”。第二次是在臥室的衣櫥中發現為自己定做的一大櫃“金翠輝煌”的衣服，她說“這跟長三堂子裡買進一個人，有什麼分別？”但也在入睡前對自己說了兩遍，“看看就好”。
第三次是在被司徒協扣上手銬一般的金剛石手鐲時，薇龍十分清楚手鐲的含義，“唯一的推卻的方法是離開了這兒”，但她也知道，“三個月的功夫，她對於這裡的生活已經上了癮。她要離開這兒，只能找一個闊人，嫁了她。”她深知要找一個有錢又合意的丈夫，幾乎是不可能。但找一個有錢的罷，“梁太太就是一個榜樣”。薇龍顯然不會容許自己走同姑媽一樣的路，她寧可在“愛”字上冒險，對喬琪的態度從謹慎暗戀到期待婚嫁，直到約會當晚撞破了喬琪和睨兒的私情，“愛的理想雖崩潰，征服欲卻仍在延續膨脹。她想回上海，又生了場病。梁太已將她的生活要求提得那麼高，喬琪又已將她的情感自信心壓到那麼低。回去？還是留下？這是第四次，也是最後一次選擇。”
在這個故事中，“愛”更像是護身符，也像是遮羞布。一個吃軟飯、需要靠女人供養，而又英俊的喬琪，像是從天而降的禮物，為葛薇龍提供了延續這種生活方式的合法性難題。有了愛的名義，似乎既能說服別人，也能說服自己。電影在改編時有兩處擴寫的細節，也在指向這種愛本身的不純粹。一處是薇龍在陽臺上對姑媽用略帶示威的口吻說，姑媽淫亂是為了彌補內心的荒蕪，而自己已經擁有愛情。另一處是在許鞍華導演在香港媒體對談中特意提到的“老虎機”，喬琪在蜜月期出軌後，薇龍在酒店大堂邊抽菸邊玩老虎機。許鞍華解釋，那是她人生中非常絕望的時刻，玩老虎機暗示了一種“賭徒心態”。
但在《第一爐香》全片中，幾乎看不出太多葛薇龍對於愛情感受層次的變化。她一開始就不像工於心計的樣子，倒像是誤闖了狼窩的小白兔。此後的愛情故事也更像一個戀愛腦女孩毫無起伏的心路歷程，我那麼愛你，你卻對我說這樣無理的話，我為什麼那麼固執地愛他，他的愛只有一剎那，你能不能對我說謊，直到早早揹負了生活重擔的薇龍終於在最後一刻不堪重負般地喊出，“我愛你，你個死沒良心的！”
這樣一個聖女救浪子的故事，搭配馬思純如同從《左耳》複製貼上的絕望出神、絕望抽搐、絕望海綿寶寶苦笑，悽美的愛情像極了一段發生在殖民地的青春疼痛文學，不得不讓人心生讚歎：葛薇龍真是好純情一女孩！
姑媽設宴招待喬誠爵士的場景。（資料圖/圖）
《第一爐香》改編得不徹底？
在原著小說之外，電影能否作為一個獨立的文字被對待，不用考慮到底改編得像不像？當然能。
在《好好拍電影》中，許鞍華說了一句話：“所有的電影，其實都指向救贖。”這句話或許可以成為理解許鞍華創作意圖的一把鑰匙。電影中盧兆麟和葛薇龍最後一次見面，是在唱詩班結束後的教堂前。盧兆麟拿了姑媽的錢要出國讀博士，葛薇龍則不再在意拿了文憑回上海好找事做，而是要嫁給喬琪喬。這對曾經互生情愫的同學幾乎見證了對方從青澀走向墮落的全過程，再見時全然不復之前的心境。這個時候，鏡頭裡出現了兩人中間的聖母像，接著聖歌響起，畫面到了葛薇龍的婚禮上，這一段鏡頭形成多重反差：婚禮本身應有的聖潔，與葛薇龍婚後可以想見的悲劇形成對照。
電影對於“混血兒”形象的改編尤其值得玩味。作為地域背景出現的香港，“不中不英，不土不洋”，混血兒也具有某種的異質性和邊緣性。張愛玲的原著中，周吉婕對薇龍說過一段話，“是呀！我自己也是雜種人，我就吃了這個苦。你看，我們的可能的物件全是些雜種的男孩子。中國人不行，因為我們受的外國式的教育，跟純粹的中國人攪不來。外國人也不行！這兒的白種人哪一個不是種族觀念極深的？這就使他本人肯了，他們的社會也不答應。誰娶了個東方人，這一輩子的事業就完了。這個年頭兒，誰是那麼個羅曼諦克的傻子？”
許鞍華給予了喬琪喬這個角色極大的愛與同情——葛薇龍作為他的救贖者出場，無論這場救贖是否成功且到位。周吉婕最後成為修女，某種程度上或許也暗示了最後神對於混血兒邊緣性的救贖。
張愛玲到了晚年，曾深受蚤害。她曾經說過“生命像一襲華麗的袍，上面爬滿了蝨子”，到了晚年，經常因為疑心跳蚤在洛杉磯的旅館到處搬家，有精神病醫生認為，這是張愛玲自己的精神之困。因為她不斷懷疑攜帶的行李裡面是有跳蚤的，東西幾乎丟光了。她在洛杉磯的公寓裡過世了好幾天才被發現，而且公寓裡幾乎沒有什麼東西，空蕩蕩的。
在《第一爐香》中，關於女性墮落，張愛玲關心的是一個人明知道事情不對，怎麼會一點點走進去，她認為這是人性的問題。另一種左翼文學傳統則關心墮落背後的社會問題，因此會出現姑媽前史的擴寫。但因為太滿太過直接，少了很多回味空間。
在對談中，許鞍華提到在1980年代剛開始讀張愛玲時，她還沒有封神，沒有成為“祖師奶奶”。而現在的許鞍華面對的是一個幾乎已經被神化的作家，要想按照自己的意圖填充內容，會有些進退失據。因此《第一爐香》很像是一次不徹底的改編，油門沒踩到底。“其實我覺得你跟王安憶做這個本子，是想走另一種詮釋，但那個東西其實可以更強，可以離開得更遠。”
付子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