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見文末連結）講述了站在楊令公廟前的我，慨嘆大宋江山下武將的悲哀，其價值已經失去了保家衛國的作用。走入廟內，看著佘太君、穆桂英、七郎八虎們的雕像，更有一種感慨。那就是楊家將是一個千年奇觀，人活著就開始被塑造，千年來“楊家將”已經失去歷史而走入“草根與文人共同譜寫的‘人間’藝術”。
歷史與藝術創造背後，千年歷史多種藝術
作為一名七零後尾巴，當我七八歲時，正趕上電視評書《楊家將》火遍中國的時候。田連元先生詼諧、動情的藝術表演，讓坐在電視機前、趴在收音機旁的我們，不斷地慨嘆楊業的悲劇、楊六郎的忠憨、楊興拍蒜瓣時的可笑、佘太君的沉穩、穆桂英的颯爽、柴郡主的溫柔與背景深厚。更對潘仁美、潘貴妃、宋太宗、宋真宗等人有了一種氣憤乃至憤恨。
我們對楊門良將們所受的遭遇深表著同情，更對楊門所帶來精神感召而深深吸引。當任堂惠為了兄弟之情、國家之義冒名頂替赴死的時候，像我這樣的人就有了一種說什麼也要去做楊六郎、楊令公那樣的英雄豪傑的壯志。
現在人到中年、身體也不好了、思想也成熟了，但在內心深處，總有一種“衝”的衝動，似乎在我的記憶深處還有一種“楊家將”“薛家將”、張飛張巡岳飛、左宗棠等忠臣良將們，兒時留下的性格殘存，
甚至有時自己都會被自己的“衝動”感動得落淚。
平心而論，楊家將的歷史功績相比狄青、曹彬甚至潘美都要低，但是他們在民間卻有很高的知名度。即使在宋朝，楊家將也是民間文學藝術的主人公。例如歐陽修就說，“繼業有子延昭，真宗時為莫州防禦使，父子皆為名將，其智勇號稱無敵。”“天下之士，至於裡兒野豎，皆能道之”。
由此可見，在楊繼業、楊延昭生前或死後，楊家的故事、事蹟就已經在民間廣為流傳，歐陽修的記錄已經說明，楊家將已經進入民間傳說領域，甚至已經從民間傳說到了民間藝術——說話（說唱藝術今稱曲藝，說話就是一種表現曲種）的階段。
大凡能進入曲藝並獲得流傳的歷史人物，往往都會被後人記住。相反，再牛的歷史人物你進不去，就會被人遺忘。
因為曲藝的本質就在於它符合老百姓最樸素的愛憎。
民間藝術的真誠和粗鄙，文人藝術的矯揉造作與禍害
忠臣孝子人人敬，佞黨奸賊留罵名！
評書業界有一個說法，即常聽評書的人不會教人壞，好人就是好人、壞人就是壞人。壞人不論多麼值得同情，他的結局也不會是好的結局，從而讓人記住：要做好人。相反，文人作品就不這樣了，文人的作品追求一種複雜的“炫耀”——壞人被他寫得讓世人同情，從而痛恨好人才是一種“最高能耐”（當然，我這只是對某些人的嘲諷而已）。
正如人們常說的“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一樣。您看，一些文藝作品的作者最喜歡把好人寫得可恨，壞人寫得多麼偉大或值得同情，
讓人看完作品後就會失去“愛憎”，失去愛憎的結果是什麼？就是沒有愛憎，只為自己而活著。
其實某種意義上，民間文學藝術比純文人的作品更有利於社會發展。
但民間藝術也不是完全都是好的，例如1949年以前的評書呀、大鼓呀、相聲呀等語言藝術，各種三俗、封建迷信的東西很多。什麼楊排風射箭、楊七郎的鬼魂陰風一陣就把射歪了的箭吹正了等等。
楊家將的故事，其主體人物、最被人熟知的人物，反而已經從之前的楊繼業、楊延昭、楊文廣三代人，逐漸讓位於佘太君、穆桂英等人。楊延昭、楊宗保和《薛家將》薛仁貴、薛丁山很相似。
女人再有能耐，也是男上女下，當然太有能耐了像樊梨花、穆桂英也可以居主，但無論你怎麼強勢，最終都要男強女弱，例如薛丁山和樊梨花這種關係要比楊宗保和穆桂英要明顯得多。樊梨花再有能耐也是“侯爺”、薛丁山也得壓著她一頭。在這點上，《楊家將》沒有《薛家將》表現得更徹底。
這背後更多的是“儒家思維”民間化的表現。為國盡忠是作為臣子的必須，男人死了女人上，男人沒死女人就得在下面。
所以，無論是民間藝術還是民間風俗也同樣有問題。既然民間藝術、文人藝術都有問題，就需要針對問題去解決問題，而不是一陣風式的意圖全盤解決問題，這絕無可能！
最後的結果是：不抓就亂，一抓就死，最終大家都盯著電視臺或舞臺看廣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