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漢雄渾，唐奔放，然而夾在它們中間的魏晉南北朝則少人問津，特點也不突出，彷彿是一個不倫不類，不上不下的樣子。如果要做個比喻的話它就好像中華帝國時代的中年前期，上接青年時期的強漢，勤勞勇敢，腳步雄渾鏗鏘。後接中年後期的盛唐熱情奔放，自信富強。自己做為中年前期卻迷失了方向，處在兩個高峰中間的低谷上，有所為，也有所不為，是一個變革的時代。
這是一個儒學黯淡蟄伏，玄學粉墨登場的時代。這是一個愛美，清談，酗酒，嗑藥，男人女性化的時代。這是一個漂亮又醜陋，清高又貪婪，瀟灑又勢利，高雅又庸俗，真實又虛偽的時代。
英雄與名士
誰是英傑誰為雄？這是漢末魏晉時期人們十分關注的，因為那是一個亂世。亂世出英雄。也只有英雄，才能在亂世一顯身手，大展宏圖。 關注的背後，是社會的認可與尊崇。這是一種新的價值取向。
我們知道，兩漢推崇的是功業，漢代風雲人物也都是與功業聯絡在一起的，比如張騫通西域，衛青平匈奴，司馬遷寫《史記》，公孫弘設博士。沒有這些功業，他們就沒有價值，也不被世俗所承認。 魏晉卻不以成敗論英雄。只要有英雄之志，哪怕未能如願或功敗垂成，也照樣能得到人們的敬重。
人物比功業更重要，這是一個轉變。 與此同時，對人物的追捧也由聖賢而英雄。聖賢都是道德楷模，英雄則未必。
實際上魏晉時期英雄的概念與道德無關。劉琨便原本是風流才子，喜歡聲色犬馬，祖逖的行為則幾近劫匪，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忠君愛國和建功立業。同樣，他們把天下大亂看作揚名立萬的大好時機，因半夜雞叫而驚喜，也不奇怪，儘管這驚喜難免“幸災樂禍”之嫌。
也許，這就是“魏晉風度”了：道德評判退隱，個人價值彰顯。吸引眼球顛倒眾生的，不再是功業、節操、學問，而是氣質、才情、風神。或者說，正因為懷疑和否定了外在權威，才有了內在人格的覺醒和追求。
所以，英雄可以同時是奸賊。
比如桓溫
論如何，桓溫都是不可不說也值得一說的。這不僅因為他的權勢和功業，更因為他那句驚世駭俗的名言：就算不能流芳百世，難道還不能遺臭萬年？
這是怎樣的人物！
東晉時時任荊州刺史的庾翼去世，誰來接替這個職位，就成了生死攸關的問題。
三歲的晉穆帝當然回答不了，執政的會稽王司馬昱也是清談家，何況這事本來就是難題。荊州北面是強胡，西邊是勁蜀，派個忠厚老實能力差的去當刺史，抵擋不住那些蠻族；繼續交給庾家人，又不放心。 最後，朝廷選擇了桓溫。
事實上，桓溫的野心就是從擔任荊州刺史之後開始膨脹的，只不過這野心也可以說是雄心。因為桓溫的矛頭並不像王敦那樣指向建康，而是指向胡人。滅亡成漢後，他又徵前秦、敗姚襄、伐前燕，兵臨長安，軍進洛陽，取得了東晉有史以來的最大勝利。
對此，朝廷的態度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實際上，自從成漢被滅，朝廷就起了戒心。桓溫的軍事行動每每不被批准，無能之輩則一再被啟用。結果這些傢伙兵敗如山倒，收復中原的大業就這樣坐失良機。
桓溫後來的北伐，其實是孤軍作戰。
想當時桓溫心裡一定充滿悲憤。軍進洛陽時，他站在旗艦的船樓上眺望北國，曾非常感慨地說：中原淪陷，大好河山丟失，某些人是應該負責任的！這恐怕是話裡有話。 然而東晉朝廷寧可不要中原，也不願意桓溫成功，這就註定了他的事業只能功敗垂成。伐前燕時，桓溫的部隊高歌挺進勢如破竹，一直打到枋頭（今河南浚縣），結果卻鎩羽而歸，還差一點就全軍覆沒。枋頭之敗讓桓溫威名頓挫，六十之年更讓他感到時不我待。寧可遺臭萬年也要功成名就的桓溫，決定把一肚子氣都出到天子身上，並藉此機會震懾天下。
沒錯，桓溫要廢立皇帝。
就在東晉朝廷對桓溫幾乎束手無策之時，好在還有謝安。
宰相謝安
實際上，謝安被公認為做宰相的材料，正是從一件小事看出。隱居東山時，他和朋友們一起出海，海上卻突然起了風浪。船伕見謝安神情閒適，便繼續前進，結果風浪越來越大而眾人喧譁不安。直到這時，謝安才不緊不慢地說：要不然我們回去？大家都說：回去！回去！謝安這才讓船伕掉頭。 於是輿論認為，如此器量，足以鎮安朝野。
鎮安朝野，正是公眾對謝安的期許，也是時代對他的要求。謝安則不負眾望，以他鎮定從容甚至不失安閒的精神風貌，讓東晉這隻大船躲過了風浪。
顯然，這裡面的關鍵詞就是器量。器量，也是魏晉風度的重要內容，而且是在東漢末年開始流行的新詞。它甚至比純潔更重要。一個人，如果器量不足，再純潔也只是清澈的山泉。相反，哪怕汙濁一點，也是汪洋大海。
謝安也許就是這樣。或者說，他希望能夠這樣。至少在這個時期的政治人物中，他最能代表魏晉風度，儘管真正能代表時代精神的另有其人。
作為竹林七賢的精神領袖、魏晉風度的代表人物，嵇康以他的生命為代價，維護了自己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從而贏得了永遠的尊崇和敬重。 而他和諸葛亮更是有許多相似之處：他們耕田，未必是為了謀生；他們讀書，只不過觀其大略。他們最喜歡的，或許並不是挑燈夜讀，也不是高談闊論，而是在清晨和夜晚抱膝長嘯于山林。這是什麼樣的風度？ 魏晉風度。
嘯，更是成了魏晉名士的身份標誌之一。
什麼是名士？名士原本指名滿天下計程車人，這是戰國時期就有的。但以士族中的精英為名士，併成為社會群體和流行概念，是在東漢末年。黨錮之禍後，社會輿論以各種名目為士人做排行榜，榜上有名的就是名士。
後來，排行榜不做了，品評人物則成為風尚，許劭就是這方面的名家。他不願意對曹操做點評，恐怕也因為曹操實在不能算作名士。但稱曹操為英雄，卻意義重大。
實際上漢末魏晉對社會影響最大的就是兩類人物：英雄和名士。前者以曹操、劉備、祖逖、劉琨、王敦、桓溫為代表，後者的典型則有孔融、阮籍和嵇康。
英雄是有可能創造歷史的，儘管歷史未必都由英雄來創造，以英雄自許的卻往往以此為己任。在他們看來，成就大業原本前緣命定，奪取天下則不過囊中取物。因此英雄們大多豪氣干雲，充滿自信，不憚於把自己的本色甚至野心展露出來，此之謂“英雄氣”。
名士卻多半隻有派頭。因為名士並不能創造歷史，只能書寫或點評，還未必能夠由著他們來。於是名士的驕傲和自信，就只能表現為個人風採和人生態度。比方說，風流倜儻，超凡脫俗，恃才傲物，卓爾不群。
也許這就是區別：英雄氣，名士派；英雄本色，名士風流。當然，英雄也好，名士也罷，都得是真的。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
於是這便是魏晉風度，這風度所指亦是中華所向。此間的種種並不能夠簡單的制下定義，刻下符號。然而正是因為其的存在與發展，對之後中華文明的重塑與進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之再造新文明！
文中多段引用易中天先生的《易中天中華史：魏晉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