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白老師火了。
點燃火藥桶的是白老師自己的兩段話：
一段是：“難道我們現在指望的是房價很低？然後工作到處隨便找？然後一點兒壓力都沒有？然後只要喜歡的女孩，跟她一追求就OK？不會吧？”“相比之下，中國年輕人買到擁有自己產權的房子是最早的。您去日本試試去，看到多大歲數的時候，您才交完房供？”
另一段是：“幾年前我就說過，當房價超過三四萬，再怎麼漲，跟普通人就沒什麼關係了，反正也買不起。而潛在失業的壓力，流動的壓力，將來孩子教育醫療的壓力，這一切都使年輕人覺得，連自己都很難照顧，而且是疲於奔命，還怎麼撫育下一代，只有社會綜合改變，變成一個對年輕人友善的社會，對生育意願非常鼓勵的社會，我們今天擔心的問題才能慢慢改變。”
有網友將這兩段話揉碎剪輯到一起，形成了一種奇觀：白巖松激辯白巖松。
的確，這完全是兩個觀點，指向的方法論，也即解決路徑，完全南轅北轍。
關於諸如買房子、結婚、生小孩等涉及到現代年輕人壓力的事兒，其話題觀點切忌走向兩個極端：
一個是把責任全推給社會，認為全是社會的原因，年輕人是純粹的時代受害者；一個是把責任全推給年輕人，認為是年輕人自己不努力、沒能力、懶、蠢。
這兩種觀點都是片面的。
客觀說，白巖松這兩段話，如果放到同一場演講中，也是可以自圓其說的。白巖松第二個論據（中國年輕人買房早），如果指向社會和世俗對年輕人必須買房的執念、指向城市發展的功利主義，或者只針對眼高於頂的年輕人，問題都不大。
我看有媒體在2019年報道過一個數據，萬通控股董事長馮侖接受採訪時表示：“中國人買（首套）房的年齡平均是27歲，全世界幾乎沒有一個國家的年輕人平均27歲就能買得起房，在發達國家一般是37～40歲。”
這被很多人引用。但是馮侖在這場採訪中，還說過另外一番話：
“很多時候房價是隨著城市化以及基礎設施、空間結構改變的，中國過去20年房價的上漲都跟城鎮化發展有關。而美國已經有差不多三四十年沒有大規模建住宅了，他們的基礎設施幾十年前都做完了，都確定了，不需要再折騰了，而中國城市化過程中需要天天折騰基礎設施。”
發達國家的年輕人之所以買房晚，恰恰在於他們很放鬆、不焦慮。中國年輕人之所以對買房子有執念，其實恰恰是源於沒有安全感，恰恰顯得很被動、沒有選擇權。
因為有沒有房子，不僅成了一個能力和地位的評判標準；也確實事關生活水平。另外，現在的年輕人買房子，很多靠的可不是自己，那是啃老，有的甚至要掏空六個人的錢包。
我也勸過一些年輕人不要抱怨，要從自己做起，從自己手頭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起。因為抱怨只是一種情緒，無法改變現實，除非這種情緒凝聚成了一股力量。抱怨只是問題的一種反應，它不可能成為解決問題的手段。
但壞就壞在，白老師是在不同的場合，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要知道，觀眾看劇是有帶入感的。我們明明都已經把你當成正派男一號了，你突然演了一下反派，能不讓觀眾大罵並喊退票嗎？
一場演講，如果是題目先行的話，也勢必會讓觀點先行，結果論據及論述都會圍繞著觀點來，這就出現了白巖松激辯白巖松的尷尬局面。
常在臺上說，哪有不閃舌。上一位翻車的老藝術家潘長江，還是熱乎的。
話說，在一次網路直播中，潘長江對嘎子的飾演者謝孟偉說：“網上的東西都是虛擬的，我怕你把握不住啊孩子，因為這裡水很深……”
謝孟偉聽完教誨感動地一把鼻涕一把淚，說自己不會再從事酒類銷售。但沒過多久，潘老師自己也開始了酒類產品的直播帶貨。
此橋段被網友調侃為“潘嘎之交”。
白老師和潘老師的翻車，既形似，也神似。
連白老師和潘老師這麼聰明精悍的人，都接連翻車了。其實也恰恰證明，這不僅僅是他們個人的問題，而是他們也困在了系統裡。
俗話說，屁股決定腦袋。在不同的舞臺、以不同的身份、面對不同的受眾，揣著不同的使命去說話，註定會左右互搏、打自己耳光。
我也算是白老師的半個同行，還曾站在同一個舞臺上。（我認識他，他不認識我的那種。）阿基米德說過，給我一個支點，我就可以撬動地球。
依我看，評論員這種行業，如果沒有穩定價值觀、沒有自由人身的話，大概也就是：給我一個觀點，我可以湊足一千字。
老白也好、老胡也好，莫不如此。
事實上，也不止他們，現在的很多話筒掌控者，都具備指哪打哪、說批誰就批誰、說誇誰就誇誰的能力，區別只在於或主動、或被動罷了。
當然，我永遠不贊成因言廢人。觀點始終是觀點，他們有表達的權利，我們可以批評、可以反對，但沒必要上升到人身攻擊，或者逼他辭職。
畢竟，重新換一批演員，也未必比他們演得更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