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策是一種高階認知功能，它滲透於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選擇某家餐廳就餐，大到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可以說，我們人類的一切行為都是決策的結果。
情感決策最初從
“
熱
”
執行功能中逐漸分化出來，具有高度的情感捲入，是一種重要的社會適應能力，對個體的社會生活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情感決策功能發展不良或受損往往會給個人或社會帶來嚴重的後果。
情感決策主要包含了三個重要的特質：第一，價值矛盾，每個不確定性反應結果往往都伴隨著獎勵和懲罰，個體需要對此進行評估，最終推測出適宜的選項；第二，情感衝突，在情感上能造成重大後果；第三，以未來利益為取向，做出對未來有利或對社會有利的選擇。
以往研究分別考察了主觀價值評定、著眼於將來選擇的能力以及性別、年齡和人格特質等個體差異對情感決策能力的影響。但情感決策的
“
不確定性
”
層面鮮少有研究者涉獵，尤其在國內，針對不確定性與情感決策的研究較少。
而個體對不確定性的容忍程度通常會對其行為結果產生影響，比如，當面臨同樣的不確定性情景或事件時，有些個體無法忍受，容易感到焦慮和壓力，常常試圖逃避或預防；有些個體則調整心態，積極應對並適應良好。
因此，本研究從情感決策的
“
不確定性
”
方面入手，探討個體的不確定性容忍度對情感決策的影響，並從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考察這種影響是否具有穩定性，是否會受到其他因素的調節改變，據此對後續的研究提供理論依據和參考資料。
情感決策是指個體面臨價值矛盾的選擇而引發情感衝突時，針對兩種及以上價值型別和價值大小不同的事物，以未來利益為取向，做出有利於將來的選擇的能力。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適應能力，情感決策具有高度的情感捲入，其功能發展不良或受損往往會給個人或社會帶來嚴重的後果。
情感決策是一種不確定性決策，需要個體在反應結果不確定的條件下，對每個反應所伴隨的獎勵和懲罰進行評估。但不同個體在面對相同的不確定性情景或事件時，其行為反應存在差異
。
其中有些個體容易感到焦慮和壓力，常常試圖逃避或預防；而有些個體則能積極應對並適應良好。因此，本研究從情感決策的
“
不確定性
”
入手，使用愛荷華賭博任務和延遲決策任務來考察個體的不確定性容忍度
水平對其
情感決策的影響，以及當客觀獎懲條件和主觀決策角色發生改變時，這種影響是否具有穩定性。
本研究共包含一個預實驗和四個正式實驗。其中，預實驗用來探討個體的不確定性容忍度水平與情感決策之間的關係。
在此基礎上，實驗一和實驗二分別透過突出獎勵和突出懲罰的任務來考察當客觀獎懲條件改變時個體的不確定性容忍度對情感決策的影響是否具有差異性；實驗三和實驗四則分別考察自我
-
籠統他人和自我
-
具體他人主觀角色改變時不確定性容忍度對情感決策的影響是否具有差異性。
不確定性容忍度在客觀獎懲改變時對大學生情感決策的影響
研究一透過實驗方法操縱被試對不確定性的認知，以提高或降低被試對不確定性的忍受程度，透過突出獎勵和突出懲罰的任務來探討不同條件下不確定性容忍度對情感決策的影響，以及這種影響是否會受到客觀條件的改變而改變。
本研究結果表明，無論是突出獎勵的正向任務還是突出懲罰的逆向任務，高、低不確定性容忍度水平被試最終都學會了規避不利牌，選擇有利牌。
但選擇有利牌的數目在兩項任務中還存在有差異：在正向任務中，高不確定性容忍度水平被試選擇有利牌的數量高於低不確定性容忍度水平被試
。
與之相反的是，在逆向任務中，低不確定性容忍度水平被試選擇有利牌的數目則多於高不確定性容忍度水平被試。這部分驗證了
Bais
的研究結果，低不確定性容忍度個體相比高不確定性容忍度個體在標準愛荷華任務中表現更差，他們容易被較高的即時收益所誘惑，而忽略相對更高的可變損失。
Dugas
，
Gosselin
和
Ladouceur
等人認為不確定性容忍度在焦慮的形成和維持中起著核心作用，越容易焦慮的人其不確定性的容忍度也就越低。那麼，不確定性容忍度低的個體在逆向愛荷華任務中的表現優於不確定性容忍度高的個體也是有跡可循的。
因此，我們是否還可以做另外一種假設：不確定性容忍度低的被試對獎勵有更強的敏感性，當獎勵出現在與長遠利益有關的選項時，他們能夠做出有利決策，反之，則做出不利決策。
研究一還發現個體的不確定性容忍度水平在兩項任務中的表現呈倒
U
型模式，增加高容忍度水平被試的忍受能力和減少低容忍度水平被試的忍受能力，都會使得個體對不確定性的容忍度水平走向兩個極端，導致不良的決策後果。
範富霞的研究結果發現不同程度的不確定性對情感適應的影響不同，當不確定性太多以至於超過個體的容忍程度時，不確定性就不能在情感反應過程中增強並維持情感強度，不能夠再延緩個體的情感適應。
而著名的耶克斯
-
多德森定律也指出，壓力和焦慮是一把雙刃劍，過高或過低的焦慮都會影響個體績效的表現。綜上所述，個體對不確定性的容忍度水平只有保持在一個正常的範圍內時才能更好地預測其行為表現。
不確定性容忍度在主觀角色變化時對大學生情感決策的影響
研究二考察了當個體主觀角色變化時，不確定性容忍度對情感決策影響是否具有穩定性。結果表明，在為自我和籠統他人決策時，不確定性容忍度水平的主效應不顯著
。
但低不確定性容忍度水平被試的延遲決策平均成績要優於高不確定性容忍度水平被試的成績，且自願等待的比例也是低不確定性容忍度水平的被試偏高
。
其次，決策者角色的主效應顯著，為籠統他人進行決策的成績和自願等待比例都明顯高於為自我進行決策。
如果將籠統他人進一步細分為親密他人和陌生他人時，結果發現，無論是高不確定性容忍度水平被試還是低不確定性容忍度水平被試，在為親密他人決策時，其延遲決策成績和自願等待比例都比為自我決策和為陌生他人決策時高，而為自我決策又稍高於為陌生他人決策。
在本研究中，實驗三透過操縱社會距離來實現操縱心理距離的目的，其中籠統他人具體用校園裡的另一個大學生代指，需要被試自行想象為這個大學生進行決策，並沒有嚴格規定是認識的、親密的還是陌生的。
因此，這就會造成每個被試心中想象的他人出現較大的差異，與自己的心理距離有近有遠。這似乎說明，使用社會距離來代表心理距離在籠統他人上是有缺陷性的，籠統他人與自我的社會距離並不一定遠。
比如在實驗三的結果中，為他人決策的成績和自願等待比例都明顯高於為自我進行決策，這一結果在朱慧芳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證實。雖然心理距離的概念是從社會距離間接引申或推匯出來的，但自我與他人的社會距離並不完全等同於心理距離，最直接的方法是測定和操縱自我
-
他人心理距離。
研究發現用
“
關係親近問卷
”
和
“IOS
量表
”
來測量心理距離比操縱社會距離更有效。因此，在實驗四中，將
“
籠統他人
”
具體細化為
“
親密他人
”
和
“
陌生他人
”
，用
IOS
量表來評定親密他人和陌生他人的心理距離。
結果發現，親密他人與自我的心理距離更近，而陌生他人與自我的心理距離更遠，這表明操縱個體的心理距離是有效的。在此基礎上，實驗四探討了不確定性容忍度水平不同的被試分別為自己、為親密他人和陌生他人進行決策時是否會產生差異。
結果發現，無論是高不確定性容忍度水平被試還是低不確定性容忍度水平被試，在為親密他人決策時，其延遲決策成績和自願等待比例都比為自我決策和為陌生他人決策時高，而為自我決策又稍高於為陌生他人決策。
表明個體的不確定性容忍度水平對情感決策的影響是不穩定的，會受到決策角色的調節作用。當為心理距離近的物件決策時，被試傾向於選擇風險小、價值大的延遲選項，而當為心理距離遠的物件進行決策時，則傾向於選擇風險大、價值小的即時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