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耕讀”是安身立命和治家的根本之道。早期儒家傳統尊“勞心”賤“勞力”，孔子在迴應“樊遲請學稼”時表示：“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焉用稼？”（《論語·子路》）他認為講求禮義才是君子之選。孟子提出：“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孟子·滕文公上》）不過，當時也能看到不同情況，《說苑》記載，“曾子衣敝衣以耕。”出身沒落貴族家庭的曾子，不得已而力耕於泰山之下。顏回也曾親自參與耕作，據《莊子·讓王》載，顏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
後世儒家的價值觀念逐漸從“焉用稼”轉變到對“亦耕亦讀”的追求，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耕讀觀念適應社會發展而不斷變遷與拓展。“耕”不僅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業生產勞動，且可以擴充套件為事稼穡，豐五穀，養家餬口，以立性命；“讀”也不僅僅是傳統四書五經的學習，而是指知詩書，達禮義，修身養性，以立高德。到了漢代，人們開始把耕讀相兼的教育思想加以強化。經學家鄭玄，“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與學生一起力行耕讀相兼的生活。《後漢書·袁閎傳》有“以耕學為業”之語，其中的“耕學”暗喻文人應如耕者般勤於學問。《晉書·隱逸傳·朱衝》中提出：“好學而貧，常以耕藝為事。”朱買臣“負薪讀書”、倪寬“帶經而鋤”，都是代代相傳的勸學勵志典故。
三國時期，諸葛亮“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西晉學者皇甫謐“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徐苗“少家貧，晝執鉏耒，夜則吟誦”。範隆“隱跡不應州郡之命，晝勤耕稼，夜誦書典”。範宣“家至貧儉，躬耕供養”。東晉陶淵明“逃祿而歸耕”，辭官歸隱過著耕讀生活，“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南北朝時期的思想家顏之推強調要教育子女“知稼穡之艱難”，認為“斯蓋貴谷務本之道也。夫食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他在《顏氏家訓》中指出，只有透過農業勞動來體會人生，才能做好官、當好家。士大夫如果不瞭解農業，不參加農業勞動，會“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隨著顏之推等倡導耕讀思想的流傳，耕讀教育對於維繫家業的意義家喻戶曉，耕讀傳家的觀念逐漸深入人心。
▲位於雲南省安寧市青龍街道的鄉愁書院內景。（圖片來源：新華社）
唐代也不乏耕讀的事例，如時人有詩云“儒翁九十餘，舊向此山居……但有子孫在，帶經還荷鋤”。到了宋代，耕讀教育逐漸走向鼎盛。“耕讀”二字聯合，並作為專詞應運而生。宋仁宗實行勸耕政策，耕讀教育成為當時重要的教育理念。蘇軾就曾自稱為識字的耕田夫，陸游的詩中也有“頹然靜對北窗燈，識字農夫有發僧”之語。時人認為耕讀不僅可以科舉入仕，改變命運，而且可以明人倫，正家風。如《李氏長春園記》曰：“人生天壤間，有屋可居，有田可耕，有園池臺榭可以日涉，有賢子孫誦詩讀書，可以不墜失家聲，此至樂也。”朱熹亦對耕稼非常重視，在《勸農文》中指出：“大凡秋間收成之後，須趁冬月以前，便將戶下所有田段，一例犁翻，凍令酥脆……”蘇轍有“般柴運水皆行道，挾策讀書那廢田。兄弟躬耕真盡力，鄉鄰不慣枉稱賢”之詩句，表明其家已有耕讀傳統。南宋人舒邦佐的傳家訓詞中，有“後世子孫，優必聞於詩禮，勤必苦於耕讀”，也帶有耕讀傳家的意思。元代理學家鄭玉曾寫過《耕讀堂記》，借誇讚鮑生提出“耕田以養其親，讀書以修其身”的志向，並強調如果人人皆盡耕田之力，皆有讀書之功，則人情自厚，風俗自淳。
明代詩人徐勃有詩云，“半榻暮雲推枕臥，一犁春雨挾書耕”，恰到好處地把“耕”與“讀”結合起來。明末清初理學家張履祥在“耕讀教育”思想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認為，士人以耕為恥，“只緣制科文藝取士，故競趨浮末，遂至恥非所恥耳”。他很重視“耕”與“讀”的結合，提出無論為農為士者，均須耕讀相兼。耕則力耕，學則力學，須知“讀而廢耕，飢寒交至，耕而廢讀，禮義遂亡”。思想家顏元重視“習行”，要求學生學習農學知識，認為勞動能“治心”“修身”，“君子之處世也，甘惡衣粗食，甘艱苦勞動，斯可以無失矣”。理學家孫奇逢在《孝友堂家訓》中言及“樊遲問稼”時，對子孫提出了“不有耕者，無以佐讀者”的觀點，寄望子孫以耕讀傳家。耕讀結合的教育不僅拓寬了教育的社會基礎，促使讀書人自食其力，同時也成為培養其品格、磨礪心性的重要方式。
清末名臣曾國藩始終將耕讀教育作為治家的根本，強調“以耕讀二字為本，乃是長久之計”。他指出“耕讀之家，謹樸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則可以綿延十代八代……故教諸弟及兒輩，但願其為耕讀孝友之家，不願其為仕宦之家”。曾國藩強調：“吾家子侄半耕半讀……其拾柴收糞等事，須一一為之；插田蒔禾等事，亦時時學之。”這表明當時“耕讀傳家”不僅把農耕勞作納入教育的範疇，而且把生活起居和日常禮儀等也納入教育的內容。（完）（原標題：“以耕讀二字為本，乃是長久之計”——中國傳統耕讀教育淺談）（文章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邵彥敏，李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