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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與眾不同的畫家出生於威尼斯治下的克里特島，這兒曾一度受到拜占庭藝術風格的影響，而他的學畫生涯大部分在義大利度過，這讓他受到了幾乎所有義大利名家的影響：
老米的形體、提香的色彩、蓬托爾莫扁平而神秘的空間、帕米賈尼諾擁擠而變形的人體、丁託列託戲劇性的強烈光線對比，等等。
他的樣式主義風格堪稱前人的集大成者，而且相比義大利畫家們走得更遠，更極端，這些畫作背景陰沉、色彩衝撞、人物擁擠、肢體修長。
這位與文學家塞萬提斯同時代的畫家，以這種誇張而神經質的風格，為觀眾記錄了當時西班牙緊繃的信仰狀態。
《耶穌揹負十字架》 格列柯 1577-87年
壹 特蘭特會議與反宗教改革
上回說到1573年，委羅內塞因那幅原名為“最後的晚餐”後更名為《利未家的晚餐》的畫，受到起訴。
如果聯絡到此時歐洲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錯綜複雜的歷史背景，僥倖過關的委羅內塞算是幸運的，很多其他藝術家和他們的作品，在這場運動中也受到了波及。
自1517年10月31日，馬丁。路德在維登堡城堡大教堂的大門上張貼出了《九十五條論綱》後，在信仰新教的北方地區，堅決反對聖徒崇拜及聖像崇拜，再度掀開了禁止偶像崇拜的運動，聖像、甚至普通人的肖像作品，都遭受到破壞。
插圖《聖家族與抹大拉的瑪麗亞》區域性 格列柯 1590—95年
這場因為對教義理解不同而引發的破壞運動，在整個藝術發展史上並不鮮見。
距離最近的一次，就在文藝復興盛期的佛羅倫薩。1497年，一個與達芬奇同齡的修士——吉洛拉謨·薩伏納羅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年）成為了宗教領袖，他的追隨者在領主廣場點燃了“虛榮的篝火”。（見第五十一篇文章：《虛榮的篝火之後，青年米開朗基羅的藝術野心：永恆的美麗，永恆的悲憫》）
距離更遠的一場偶像破壞運動，發生於8世紀。當時拜占庭帝國皇帝利奧三世（Leo III 公元717——741年在位），於726年下令將各地教堂中的聖像、雕塑和十字架等全部搗毀，這場運動間接促使了此後基督教與東正教之間的大分裂。（見第二十七篇文章：《中世紀藝術的不同面貌：歐洲的首次覺醒、基督教的分裂與十字軍東征》）
而到了委羅內塞的時代，無論新教地區，還是天主教的心臟羅馬，都開始重新審視充滿人文精神的藝術作品，是否允許表現信仰，或者與教義是否相違背。
在這股逆流之中，米開朗基羅留在羅馬西斯廷教堂的那幅《最後的審判》也遭受了質疑。
沃爾泰拉為米開朗基羅所作的胸像 1564年
1534年，來自美第奇家族的教皇克萊門特七世去世後，繼任者為保羅三世（1534—1549在位），正是在他老人的關照下，老米從1534年至1541年在西斯廷完成了那幅鉅作。
保羅三世在位期間，歐洲的信仰分裂已經迫在眉睫，為了應對危機，他召開了特蘭特大公會議（the Council of Trent），這場會從1545年開始，一開就開了18年，一直持續到1563年，這18年時間羅馬又經歷了四任教皇。
分別是：
尤利烏斯三世（JuliusⅢ 1550—1555年在位）
馬塞勒斯二世（MarcellusⅡ 1555—1555年在位）
保羅四世（PaulⅣ 1555—1559年在位）
庇護四世（PiusⅣ 1559—1565年）
這18年的會議，當然也不是連續不斷的文山會海，而是分為了三個階段：
從1545年12月到1547年9月，這22個月為第一階段。歇了幾年後，又從1551年5月到次年4月召開了為期12個月的第二階段會議，第三階段從十年後開始，從1562年1月持續到1563年12月，這一階段耗時23個月。
特蘭特會議制定並頒佈了大量的教規教令，其中取得的主要成果體現在《特蘭特聖公會議教規教令集》。針對新教、特別是德意志的路德宗給予了全方位的討伐。
貳 針對馬丁。路德的反駁
馬丁。路德將聖經翻譯成德文時，對於聖經《羅馬書》中的“因信稱義”（英文：Justification by faith）譯為“唯信稱義”（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認為信徒只有透過自己的“信”、憑藉信仰就可以與上帝直接交流，從而成為“義人”獲得救贖，這就無須以教皇為首的教階制度做為中介，透過購買贖罪券來換得救贖。
這不僅斷送了羅馬的財路，也動搖了羅馬作為西歐各封建王權的精神支柱的地位。
針對這一點，特蘭特會議特別出臺了“關於稱義之教令”，譴責馬丁·路德在“稱義”問題上對天主教會的責難。
馬丁。路德認為，新約聖經中只提到兩項聖禮：即洗禮和聖餐禮，因此，除這兩項聖禮之外的其他五項聖禮均應無條件廢除。針對馬丁。路德對七道聖禮（洗禮、堅信禮、聖餐禮、告解禮、終敷禮、聖職禮和婚禮）必要性的質疑，特蘭特會議決定就七項聖禮問題逐一作出回答，而且在原有基礎上進一步強化了對七項聖禮的信念。
除了上述反駁和澄清外，特蘭特會議的主要目的是透過革除天主教會內部的弊端以迴應新教對天主教會體制的批判。以特蘭特會議精神為指導，此後形成的“特蘭特體系”一直維持著天主教世界的秩序，直到上個世紀60年代，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英語為：Second Vatican Council，拉丁文：Concilium Vaticanumsecundum，召開時間1962—1965年，簡稱梵二會議）召開後，這一體系才有所鬆動。
當特蘭特會議於1563年12月落下帷幕後不久，次年1月，教宗庇護四世（Pius Ⅳ，1559—1565年在位）頒佈諭令，規定“所有基督信徒都必須接受並遵守那些教令”。老米於1564年2月18日離開了人世。
在此前，他留在西斯廷的《最後的審判》就被貼上了“路德派的穢物”的標籤，對於這一“異端”畫作的審判，也被呈交到特蘭特會議上討論。
此間的教皇保羅四世和庇護四世都有讓米開朗基羅將畫作修改的想法，但最終礙於其巨大的聲望，最終不了了之。
而在其去世後，這一案件立刻被重審，並做出修改壁畫的決定。而那位達涅爾。特。沃爾泰拉（Daniebe da Volterra 1509-1566年）在他生命最後的日子，為壁畫中的那些英雄們穿上了褲子。
叄 “希臘人”格列柯遠赴西班牙
此時的西班牙國王為作為菲利普二世（Philip II 1556—98年在位），是神羅查理五世與葡萄牙的伊莎貝拉的唯一倖存的兒子，作為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第二位國王，是羅馬天主教的堅定支持者。
菲利普二世於1564年7月12日下令，在西班牙本土及其屬地公佈相關檔案，又明確規定只有經過他的批准，教會才可以制定和頒佈其他規章。
查理五世與菲利普二世雕像 1550年左右
在西班牙之外，法國此時雖然新教勢力日益強大，但仍舊可視為天主教國家，一些宗教史家認為，為了避免被新教徒視作挑釁再度點燃內戰的危險，導致法國對這些教規拖延執行，直到17世紀初才接受這些新教規。
而有關英國宗教改革的情況，與西班牙、法蘭西和德意志都完全不同。這個話題留待以後再為您細表。
至此，在介紹完委羅內塞的主要作品後，可以對義大利本土的樣式主義稍作一番總結。
此前我用了十篇文章，介紹了義大利樣式主義繪畫的主要人物和他們的代表作品，這些人物的線索大致包括三方面：
其一是佛羅倫薩畫派一脈，他們的師承從佛羅倫薩畫派最後一代的領軍人物——安德烈·德爾·薩託開始，此後是羅素、蓬托爾莫、瓦薩里和布倫奇諾等人；
其二是帕爾瑪的安德烈亞·曼特尼亞——科雷喬——帕米賈尼諾一脈；
其三，便是是威尼斯的丁託列託和維羅內塞等人。
在上述這些畫家之外，還有一位特殊的畫家，他比這些畫家年紀要小，但更是一位承前啟後、不可忽略的樣式主義畫家。
他就是埃爾·格列柯（El Greco，1541—1614年），他的活動時間與那位《唐·吉訶德》的作者塞萬提斯（1547—1616年）大致相當。
格列柯 《自畫像》1595–1600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格列柯的與眾不同首先在於他的國家身份，他出生於威尼斯治下的克里特島，這裡曾一度受到拜占庭藝術風格的影響，而他的學畫生涯大部分在義大利度過，這讓他受到了幾乎所有義大利名家的影響，包括老米的形體、提香的色彩、蓬托爾莫的空間、帕米賈尼諾的變形、丁託列託的強烈對比的光線，等等。
格列柯原名多米尼克斯。希奧托科。普羅斯（Doménikos Theotokópoulos），格列柯是人們為他所取的外號，意思是“希臘人”。
“埃爾”是西班牙語，而“格列柯”卻是義大利語。但他在畫作中的署名，常常用希臘語，有時也加上克里特人一詞，可見他很為自己是希臘人的身份而自豪。
但是他主要獲得成功時，是36歲以後移居西班牙後，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為一位西班牙文藝復興時期最重要的畫家。
格列柯在肖像畫做中的簽名
格列柯作於1590年《聖母瑪利亞像》中的簽名
可能正是有了這些獨特的多元文化背景，這讓格列柯的樣式主義相比義大利畫家們走得更遠，更極端。他的畫作背景陰沉、色彩衝撞、人物擁擠、肢體拉長，以這種誇張而神經質的風格，為觀眾記錄了當時西班牙繃緊的信仰。
大約在1560年之後，格列柯來到威尼斯，曾進入過提香的工作室。據說提香曾經在寫給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的一封信中提及過這位年輕的學徒，但格列柯似乎更傾慕於丁託列託那種讓人震撼的力量，於是也跟隨丁託列託學習過一陣子。
有關其代表作，且待下期再為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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