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說康熙年間，皇帝營建暢春園九經三事殿，按照中國傳統，安置最高的一根中梁的日子，也叫上樑日，是要選黃道吉日的。上樑那天，康熙帝親臨現場。大梁吊起來後，不知道什麼原因，死活不能落榫固定。這可急壞了在場的工部官吏。此時，有人想到了工匠雷發達和兒子雷金玉。只見金玉腰別鐵斧，跨步攀登，斧落榫入，轉危為安。為此，雷金玉得到了康熙的器重。圓明園擴建時，雷金玉成為樣式房的掌案。
故宮博物館留傳下來的樣式雷燙樣，就是雷姓家屬傳承的中國建築史瑰寶。現存燙樣包括圓明園、萬春園、頤和園、北海、中南海、故宮、景山、天壇、東陵等處的單體建築和群落建築。同治年間重修圓明園時期所制燙樣佔多數，計有圓明園中路的泉石自娛、同樂堂、上下天光、思順堂、天地一家春，圓明園北路的恆春堂、課農軒、廓然大公，南路的勤政殿，西路的萬方安和等數十具。這一定會勾起好些人的圓明園重建夢想。
燙樣是按比例縮小的建築模型。那為什麼叫“燙樣”呢？我們先來看看燙樣的屋頂是如何製作的。屋頂是中國建築特徵的重要部位，有廡殿、歇山、硬山、懸山和攢尖等幾種。因為形狀不規則，製做屋頂較製做牆體更加複雜。我國民間利用瓷盆作為胎模，在瓷盆的外面先貼一層刷過水的紙，然後上面再貼塗滿漿糊的紙或堆上紙漿，反覆數層，晾乾後就可製成硬的紙盆，備以盛物。這種方法稱為“盔作”。燙樣屋頂的做法與此相似，不過用紙和胎模更加考究和精細，而且還用到了“熨燙”工藝，故叫“燙樣”。
樣式雷燙樣有單座建築和組群建築兩類。例如勤政殿燙樣就是典型的單座建築，它的房頂是組合式房頂。移開屋頂燙樣，可以看到建築物內部，如樑架結構、內簷彩畫式樣等。燙樣上還貼有表示建築各部名稱和尺寸的標籤。透過詳細觀察燙樣，可以掌握這座建築從整體和細部的情況。
燙樣分為五分樣、寸樣、二寸、四寸以至五寸樣等數種。五分樣是指燙樣與實物之比為1：200。寸樣指每一寸作一丈，即1：100比例尺，二寸樣為1：50比例尺。以此類推，根據需要選擇適當的比例。
樣式雷除了留下了燙樣，其實還有珍貴的圖檔。這些燙樣和圖檔向世界說明，中國的建築不但有設計而且有科學。樣式雷建築圖檔中，有一種被稱為“格子圖”，圖紙上用墨、朱線繪製著分佈均勻的經緯網格，這種網格被稱為“平格”。“平格”多以百尺為單位，將複雜的地形投向這樣一個經緯格網，不僅可以據此計算面積，還能透過交點記錄地勢的高度，從而計算土方工程量等等。只要見到燙樣和圖樣，無人不因此折服。
中國上下五千年，從來不缺乏宏偉的建築，那麼它們也有燙樣和圖樣嗎？抑或就像有些西方建築史學家所斷言的那樣，中國建築在世界建築史上沒有地位，殘存的建築都是工匠個體的精巧構思而已。改變這一斷言的是中國營造學社，特別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等人利用“田野調查”這一科學方法。
田野調查，又稱田野研究或工作，在中文裡另有野外調查、實地考察等稱呼，是對原始資料蒐集的概括，其所應用的領域及其廣泛，包括民俗學、考古學、生態學、地質學、語言學、建築學等領域。根據研究物件的不同，田野調查的實質內容也會有所差別。化石與考古遺址的田野調查包含發掘等實地工作。建築學就包含測量、照相、繪圖和整理分析等工作。
朱啟鈐先生於1930年成立中國營造學社。起初只是中國建築學者在美國庚款資助下的《營造法式》的系列主題講座，這是一個鬆散的個人的學術講座。梁思成是營造學社的法式組負責人。
梁思成在美求學時就提出，中國人一定要調查研究自己的建築，一定要寫出自己的建築史。自30年代初開始，他和妻子林徽因以極大的勇氣和專業精神，克服種種難以想象的困難，踏訪了全國15個省，200多個縣，實地考察測繪了200多處古建築物，由梁思成親自主持並參加調查的古建築例項更是多達2000餘處。很多古建築就是透過他們的“田野調查”得到了全世界的認識，從此得到保護。
1932年4月梁思成與梁思達對薊縣獨樂寺進行田野調查，並撰寫了報告《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報告寫道，“翻閱方誌，常見遼宋金元建造之記載；適又傳聞閣（指觀音閣）之存在，且偶得見其照片，一望而知其為宋元以前物。平薊間長途汽車每日通行，交通尚稱便利。二十年秋，遂有赴薊計劃。行裝甫竣，津變爆發，遂作罷。至二十一年四月，始克成行。實地研究，登簷攀頂，逐部測量，速寫攝影，以紀各部特徵”。
獨樂寺的建築保留著盛唐時期的藝術特色。它的山門是現存最早的高規格廡殿頂山門，也就是與故宮太和殿一樣的屋頂。因為採用了廡殿頂，從屋脊到房簷就出現了四條漂亮的弧線，四角飛展。
1937年梁林考察發現了山西五臺山佛光寺等四座唐代木構建築，碾碎了日本人關於中國無存唐代建築的狂言，也使這些深閨之中的千年古寺重現了光輝。
艱苦的田野調查損壞了林徽因的健康，緊接著戰爭爆發，考察終止，夫妻兩人撤退到四川李莊常住。在這裡，林徽因藉著菜油燈微弱的燈光，帶病承擔了《中國建築史》的全部書稿的校對補充工作，並執筆寫了書中部分章節。
梁思成主編的《中國建築史》第一次把中國建築納入了科學研究的領域，以歷史文獻與田野調查相結合的方法，揭示了中國古代建築的設計規律、技術應用、時代特徵和科學成就，使中國建築史從矇昧走向科學，形成為一門獨立學科。中國建築是地球上唯一以木結構為主的建築體系，因此不易儲存，千年以上建築可謂鳳毛麟角。如果沒有田野調查和古代文獻，梁先生很難完成這本《中國建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