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考古學
是一門僅有幾十年歷史的新興學科，但它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已經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門學科。1977年，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舉辦的國際音樂學會會議上，伯克利的亞述專家契爾莫（Anne D。 Kilmer）因對一首用胡裡安語演唱的青銅時代晚期的讚美詩進行了音樂解讀，並轉譯成西方通用的註釋系統而受到關注。在伯克利音樂學家克羅克（Richard L。 Crocker）和樂器製作家布朗（Robert Brown）複製出蘇美爾人七絃豎琴的同時，契爾莫提出的胡裡安語讚美詩的演唱版本也被記錄下來。受此啟發，那次會議的圓桌會議提出了“
音樂與考古
”的議題，邀請各國專家討論古代文化中的音樂遺存問題。這一事件，被看作
國際音樂考古學會
（International Study Group on Music Archaeology，ISGMA）建立的緣起。1981年，在漢城（今韓國首爾）舉辦的國際傳統音樂學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Traditional Music，ICTM）的會議期間，ISGMA正式成立。
從嚴格意義上講，契爾莫對古代詩歌的音樂解讀，並非歐亞傳統意義上的“音樂考古學”研究。由於歷史的緣故，
現代學科意義上的“考古學”
，可分為歐亞系統與美國系統。前者可以如下四位較有國際影響的考古學家為代表：英國學者D。 G。 赫果斯（D。 G。 Hogarth）、法國學者S。 列納克（S。 Reinach）、蘇聯學者A。 B。 阿爾茨霍夫斯基（A。 B。 Ap xobck ）及日本學者濱田耕作。他們在考古學“
研究人類過去的物質遺存
”這一點上，有著明顯的一致性；其從屬於歷史科學的含義也明白無誤。而契爾莫對古代詩歌的音樂解讀，帶有
濃重的“美國式考古學”
的理解：其並非屬於人類物質遺存的研究。在美洲，成文的歷史只能從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算起，實難望具有悠久歷史的中國和歐洲之項背。其“考古學”可以著名的人類學家摩爾根（Lewis H。 Morgan，1818～1881年）對印第安人的研究為標誌，屬
“人類學”（實即“民族學”）
範疇。我們迄今還沒有見到屬於“文化人類學”的音樂考古學相關論著。
▲ 重慶奉節石哨（右）的發掘者黃萬波先生吹奉節石哨
中國的考古學科
源自歐亞的歷史學傳統，其雖不悖於作為人類學分支的“美國式考古學”的並存；但作為歷史科學的一個部門，《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卷》對考古學下了這樣的定義：“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透過各種活動遺留下來的實物以研究人類古代社會歷史的一門科學。”《辭海》的定義更為明確：“（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活動遺留下來的實物史料研究人類古代情況的一門科學。歷史科學的一個部門。”筆者由此推演
中國音樂考古學
的定義，應為“
根據與古代音樂藝術有關的實物史料研究音樂歷史的科學。音樂史學的一個部門
”。
在中國，真正意義上的音樂考古學研究的出現，比ISGMA的成立早得多。
它的前身，更可上溯到北宋以來的“金石學”，如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和王厚之的《鐘鼎款識》，都注意到了當時出土於湖北安陸的兩件曾侯之鐘（又作楚王酓章鍾）。其中薛氏不僅著錄最早，還正確地指出兩件編鐘上的銘文是用來標示“所中之聲律”的。而1930～1931年，學者劉復（半農）發起並主持了對北京故宮和天壇所藏500餘件清宮古樂器的測音研究；並著成《天壇所藏編鐘編磬音律之鑑定》，成為中國音樂考古學史上的標誌性事件。這應是中國音樂考古學脫胎於舊學而逐步成形的起端和界碑。
▲ 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所載兩件“曾侯鍾”銘文摹本
中國的音樂考古學在世界上引起廣泛關注，源於中國音樂考古史上的兩個劃時代重大發現，即曾侯乙墓的發掘及賈湖七音孔骨笛的出土。
1978年湖北隨縣曾侯乙墓的發掘，是中國音樂考古史上的一次空前大發現。墓中所出樂器達9種125件。氣勢宏偉的曾侯乙編鐘（圖0-1），是人類創造的最偉大的青銅藝術作品之一，被國際學者譽為“世界第八大奇
跡”。人們難以想象，先秦曾經出現過如曾侯乙編鐘這樣奇偉的青銅樂器。僅從其冶鑄、工藝、結構設計等方面看，其已不失為一項空前巨大的科學成果。全套編鐘由65件單體青銅樂鍾組成；加上鍾架和掛鐘構件，總用銅量達4421。48千克。在地下歷時2400年之久而佇立如故，其結構設計的合理性和科學性，令人歎為觀止。
▲ 曾侯乙編鐘
這套編鐘以其銘文的確切記載及其自身的音響，毫無懸念地證實了中國青銅“雙音鍾”的鑄造和調律技術的存在！這是中國古代音樂科技的一項偉大發明：由於鐘體採用了合瓦形的結構，一件鐘上能夠同時存在兩種不同的“基頻”，兩種振動模式相互交叉疊置，當激發任意一個振動模式時，另一個振動模式恰好被抑制；反之亦然。因此，分別敲擊鐘的正鼓部和側鼓部，就可以發出兩個不同的樂音。曾侯乙編鐘的銘文，記載了“一鍾二音”各自的律名與調名，印證了這一技術的理論與實踐的真實性。
1984年，中國考古工作者在河南舞陽賈湖新石器時代遺址首次發現了多支開有7個音孔的骨笛。至今，陸續出土的骨笛已近50支，其中大多數均為七音孔笛。這表明，早在距今約9000～8000年，中華民族的先祖已經發明並廣泛使用著可以吹奏七聲音階的樂器。這是人類文明史上一個驚人的大發現，它顛覆了人們對華夏民族乃至整個人類音樂文明起源的傳統認識！
▲ 河南舞陽賈湖骨笛
中國兩大音樂考古發現及其研究熱潮，直接帶動了中國音樂考古學學科的飛躍發展。
在賈湖骨笛出土的次年，作為中國音樂考古學的第一項浩大的基礎工程，由先師黃翔鵬先生與筆者先後擔任總主編的《
中國音樂文物大系
》，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重點專案立項。經歷了32年的艱辛與曲折，該書已完成18個省份的19卷，收錄了文字及資料資料350餘萬言，圖片1萬餘幅。《中國音樂文物大系》不僅是中國音樂考古學方面的第一部重典，也是該學科有史以來規格最高、規模最大的一套專業音樂考古學書籍，為世界各大博物館、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收藏。
同在中國兩大音樂考古發現的強力推動下，筆者所供職的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首先建立了
音樂考古學專業
。多年來，筆者分別在這裡及中央音樂學院、鄭州大學、中國音樂學院，培養了中國音樂考古學專業的博士、碩士等高階理論人才數十人，初步形成了該學科的
專業團隊
。2008年，在筆者和韓國著名音樂學家權五聖先生的倡導下，“東亞音樂考古學會”成立了。學會本部先後設在中國人民大學蘇州校區和鄭州大學，學會由中、韓輪流主持，已連續舉辦了十餘屆年會，大大促進了學科的發展。2016年，由筆者主持，在鄭州大學建立了“鄭州大學音樂考古研究院”，這是該學科目前唯一的專門學術機構。筆者計劃透過鄭州大學音樂考古研究院，逐步形成一個該學科的國際研究中心和教學基地，並已籌建了中國音樂考古陳列館，以大力推動學科的建設和發展。在鄭州大學的“雙一流”建設中，作為學校新建的“優勢”“特色”學術機構，音樂考古研究院將起到有益的推動作用。
▲ 2020年12月，鄭州大學音樂考古研究院
與河南博物院華夏古樂團開展學術交流
自2010年起，中國音樂考古學者連續主持召開了第七屆、第八屆ISGMA年會，標誌著
中國音樂考古界開始大規模地參與該學科的國際事務
。中國音樂考古學學科已在國際上確立了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國的音樂考古學家在這個學科領域內所取得的輝煌成就，獲得了國際同行的認可。
近年，中國音樂考古學上的大事層出不窮，西漢海昏侯墓、江都王劉非墓、陝西韓城芮國墓地、山西侯馬晉侯墓地等所含的重大音樂考古發現接踵而來。有鑑於此，鄭州大學音樂考古研究院原定於2020年秋，即中國音樂考古陳列館的開館之際，召開“第二屆世界音樂考古大會暨第十一、十二屆東亞音樂考古學會年會”，把音樂考古學學科的發展和建設，推向一個新的高度。
中國古代音樂的深刻歷史淵源、豐碩的學術成就和對世界的貢獻，有力地促使了中國音樂考古學成為一門生機勃勃、前景廣闊的學科！
中國重大音樂考古發現接踵而至，相關研究成果層出不窮，學科的專家團隊不斷壯大，已構建了撰寫
《中國音樂考古論綱》
——中國音樂考古學學科的研究大綱的堅實基礎。本書的寫作，基於筆者多年來潛心編撰《中國音樂文物大系》所積累的豐富資料；也是筆者在中國音樂考古學研究和教學工作方面多年心得的集中體現，可定位為該學科的一部基礎理論專著。
中國音樂考古論綱
《論綱》主要內容包括：
1。 對中國音樂考古學學科基本理論問題的深入探討；對構建該學科領域的基礎理論體系提出系統認識。
2。 對中國古代重要音樂考古發現和發掘的研究。
3。 以音樂考古學研究為主要手段，認識中國各個歷史時期社會音樂生活的真實面貌，並由此總結得失，探索中國音樂藝術發展的基本規律。可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特別是中國歷史科學的研究和發展，提供其他學科所不能替代的獨特的方法和視角，並可為今日社會音樂藝術實踐提供有益的指導和借鑑。
4。 透過音樂考古史料的分析，構建中國各個歷史時期社會音樂的主流表現形態譜系。
5。 以音樂考古學研究方法與成果為史料基礎，在系統構建以考古學史料為支撐的中國音樂斷代史基礎上，為重建中國古代音樂史乃至音樂通史做好史料及研究方法論的準備；待條件成熟時撰寫新的“中國古代音樂史”。
6。 以出土的古代音樂文物為實證，研究中國各個歷史時期與社會音樂生活的諸多相關問題。
7。 以出土的古代樂器為實證，系統構建中國古代樂器學和樂器發展史。
8。 以出土的古代音樂遺物和遺蹟為研究物件，逐步構建中國歷史上音樂的區域史、民族史、地方史，認識和解決傳統的“中原史”（中國傳統排斥除中原之外的各地區、各民族貢獻的歷史）和“文獻史”（中國傳統以文獻為史料基礎、以引經據典為治史的基本方法的歷史）問題。
9。 本書在介紹相關中國音樂考古學基本知識的同時，透過音樂考古學方法，展開中國古代具有重要歷史影響的各種專題研究；對已有的傳統史料和相關認識進行解讀、甄別和探討。
一門
成熟的學科
應該具備如下條件：
明確的研究目的和特有的研究方法、系統的基礎理論、一定數量和質量的專家隊伍、較為豐富的研究成果積累等。
顯然，以這些標準來衡量，中國音樂考古學這門學科還有待於進一步的建設和提高。
本書“總論”部分闡述了中國音樂考古學學科形成的短暫歷程，正說明了它仍處在自身不斷完善的過程之中。如作為考古學在音樂藝術領域內的一個專門分支，音樂考古學進入考古學的發掘領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根據目前國家對考古事業的管理制度，中國的音樂考古學家在身份和職業上，似乎均未被真正納入“考古界”的行列，更難以進入考古學的發掘領域。所以，
在當前中國音樂考古學的研究中，音樂文物的研究有著突出的實際意義
。音樂考古學家的研究，更多地還是停留在根據考古界發表的發掘報告和出土文物作案頭研究的階段。對於中國寥寥可數的專業音樂考古學工作者來說，透過研究考古界發表的出土音樂文物和相關資料來探討中國音樂史的發展規律的基本工作模式，可能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當然，一些有眼光的音樂考古工作者，已經充分認識到音樂考古發掘的重要性，他們儘可能地與擁有考古發掘權的單位加強聯絡和合作，儘可能地深入到音樂文物的考古發掘工地，參與遺址的清理工作及文物的修復和研究工作。相信他們運用自己在音樂考古學方面的方法和手段，將從出土的音樂文物上發掘出更多、更豐富的歷史內涵。
本文摘編自《中國音樂考古論綱》（上編，王子初著．北京：科學出版社，2022。3）一書“自序”，有刪減，標題為編者所加。
（本文編輯：劉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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