璞瑅學宮
王陽明的思想無所不包，他對科學技藝等學問也有所思考，並呈現兩種不同的態度：下等人所從事的枝節知識，屬於末學；真正的學問應該是聖學，即德行之學。拔本塞源論中指出：“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
道優先論下的科技為末的思想
古人喜歡從整體思考問題，所有事物在整體中的位置就比較清晰。那麼類似科技的存在處於什麼位置呢？在“
拔本塞源
”論中，陽明對知識技能有一個定位，他說：
“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
萬物一體之念
。
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
，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
聖人有憂之，是以
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
，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
復其心體之同然
。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
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為教，而學者惟以此為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啟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為務。
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
復其心體之同然
。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為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
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為輕重，勞逸為美惡。效用者亦
惟知同心一德
，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為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為賤。
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
皆相視如一家之親
。其
才質之下者
，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
才能之異若皋、夔、稷、契者
，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併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
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
，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
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
……
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趣愈下……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
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
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敖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
是以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僭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為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
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為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
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御者矣！
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者，吾誰與望乎？”
可見，在這個萬物一體中，最重要的是整體性的關係，如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等五倫。這種整體性的知識被稱為“德”，也是天道中最重要的知識。在三代時，甚至是唯一的知識，“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為教，而學者惟以此為學”。
哪怕是下等的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類，也是以此為學問。學校中教的也都是德行學問，“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為事”。具體的才能反而會隨著德行的增長而不斷精通，“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
只有先修德行，才能在各種職業中堅守崗位，做好本職工作，“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皋、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
可見，在陽明看來，農、工、商、賈等職業是下賤職業，只有精通大道大德的君子才能擔任上等管理工作，他們即士官階層。而關於技術性的知識也只在下賤職業中才出現，君子是不務此的，“
此聖人之學……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
”。聖人之學主要是關於共同心體上的德行學問，而不是知識技能。
若是遺忘了整體大端的聖學，才會有追求各種知識技能的可能。而這種片面的追求就是功利之心的表現。這種功利之心勢必導致天下大亂。失去了整體大道和五倫指導的知識技能越多，就越增加了作惡的能力，“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
人們不再安心於本職工作，其兼有的技能和職務越多越好，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來滿足其私慾的，“以為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
”。
在陽明看來，各種專業知識的泛濫和大道聖學的缺失帶來的後果是多麼嚴重，所以，為學的根本就是復整體聖學或良知之學。陽明呼籲豪傑志士為此聖學恢復做出努力，“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御者矣
！
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者，吾誰與望乎？”
由此可見知識技能在陽明學問中的位置：
其是下等人所從事的枝節知識，屬於末學；真正的學問應該是聖學，即德行之學。
在《與黃宗賢》中，陽明談到了類似的觀點，他說：“
古之所謂大臣者，更不稱他有甚知謀才略，只是一個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知謀才略，自是超然出於眾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斷斷休休體段耳。
”
他說作為大成，即高階管理人員，應該是沒有什麼具體的智謀才略的，他就是一個“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的人。但他又確實是有超乎眾人的智謀才略的。這就是他的良知，而良知的核心學問就是天理大道。只要擁有了這個看似沒有具體用處的大道知識，就可以容納和駕馭各種擁有具體知識技能的人。
在《祭元山席尚書文》中，陽明又提到了大臣的“斷斷休休”，其解釋更清楚些：“求以伸人之才，而不自知其身之為屈；求以進賢於國，而不自知其怨謗之集於其身。蓋所謂‘
斷斷休休，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者。此大臣之盛德，自古以為難，非獨近世之所未見也。
”所謂“斷斷休休”就是自己沒有什麼技能，但能駕馭和使用有技能之人，這樣，他人之技能就如自己的技能一樣。這樣的人才能成為合格的大臣。
這兩段話表明，管理階層的人是掌握大道知識的人，而掌握具體知識技能的人則是被管理和使用的人。所以，君子所要追求的是高階大道管理知識，而不是低階的具體知識技能。
即使是在修仙上，陽明也不贊同走技術路線的，“
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譎怪奇駭，是乃秘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者也。
若是謂之曰有，亦疑於欺子矣，夫有無之間，非言語可況。存久而明，養深而自得之；未至而強喻，信亦未必能及也。
蓋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
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為道。若達摩、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胸中灑灑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
在交友上，也主要看其道德學問而不是技藝文辭水平，在《答儲柴墟》中，陽明說：“夫友也者，以道也，以德也。天下莫大於道，莫貴於德……
今特以技藝文辭之工，地勢聲翼之重，而驁然欲以友乎賢者，賢者弗與也。
”
陽明還說，沒有技藝不過吃飯困難點，但沒有道德，就連人都不是了，“今之習技藝者則有師，習舉業求聲利者則有師，彼誠知技藝之可以得衣食，舉業之可以得聲利，而希美官爵也。自非誠知己之性分，有急於衣食官爵者，孰肯從而求師哉！
夫技藝之不習，不過乏衣食；舉業之不習，不過無官爵；己之性分有所蔽悖，是不得為人矣
”。可見技藝是次要的，而道德才是首要的。
在《送宗伯喬白巖序》中，陽明再次討論了道和技能的問題，“學弈則謂之學，學文則謂之學，學道則謂之學，然而其歸遠也。道，大路也。外是荊棘之蹊，鮮克達矣。是故專於道，斯謂之專；精於道，斯謂之精。專於弈而不專於道，其專溺也；精於文詞而不精於道，其精僻也。
夫道廣矣大矣，文詞技能於是乎出。
而以文詞技能為者，去道遠矣。是故非專則不能以精，非精則不能以明，非明則不能以誠。故曰‘惟精惟一。精，精也；專，一也。精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明，精之為也；誠，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況於文詞技能之末乎”？
雖然都是學，但學道才是根本大路，其餘都是荊棘小路，難通大道。通曉了大道，則文辭末技無所不通。而倒過來專門修習文辭技能，則是沉溺於枝節，則離道遠矣。所以文辭要以道為本。雖然這是在講文辭技藝，但都是屬於技藝性的知識，他這種態度也適用於科技知識。
在《自得齋說》、《書玄默卷》中，陽明則認為從技能和枝葉上不可能通達道，“夫率性之謂道，道，吾性也；性，吾生也。而何事於外求？世之學者，業辭章，習訓詁，工技藝，探賾而索隱，弊精極力，勤苦終身，非無所謂深造之者。然亦辭章而已耳，訓詁而已耳，技藝而已耳。非所以深造於道也，則亦外物而已耳，寧有所謂自得逢原者哉！
古之君子，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致其良知而不敢須臾或離者，斯所以深造乎是矣。
是以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於左右逢原乎何有”？
“玄默志於道矣，而猶有詩文之好，何耶？弈，小技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況君子之求道，而可分情於他好乎？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蓋世之為辭章者，莫不以是藉其口，亦獨不曰‘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乎？
德，猶根也；言，猶枝葉也。根之不植，而徒以枝葉為者，吾未見其能生也”。
可見，類似於技藝的學問，無論如何深造，仍然是外物，所以都不能達於道，“非所以深造於道也，則亦外物而已耳”。而語言文辭等枝葉技能，在大德確立了之後自然會有，但會各種枝節技能卻未必能有德，即“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而且大本不立，枝葉也難以生存。
綜上可見，陽明對技藝性的學問是評價比較低的，
如果說性、道、德之整體性學問為本的話，具體知識和技能則為末。
他承認從本可以開出末，但末卻不一定能通達大本。所以，君子和聖賢一般不會去專門學習具體的技能。但這並不反對小民百工去學習和鑽研技能，他們學了就相當於君子學了，因為處於管理階層的君子可以役使他們。
這樣的態度就是陽明對科技的態度。這也和孔子的態度是一樣的，“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良知心學邏輯下的科技必要思想
但是，陽明的良知心學又有一套高明的邏輯，如知行合一、未發已發合一、體用一源、本體工夫合一、本然之知與見聞之知合一論等。在這套邏輯下，科技又成了必不可少的存在。
這些邏輯表達的都是一個意思，即本體（知、未發、體、本然之知）的存在需要工夫（行、已發、用、見聞之知）來顯現。如陽明所說，“
良知不因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
”。良知雖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但它是潛在的，良知必須和萬事萬物接觸，才能開發出其潛能和潛知，也必須藉助萬事萬物來展現自己。而這個無所不知的良知中，已經蘊含了科技知識。只是陽明強調人際關係上的德行之知而忽略了科技知識的開發。
雖然他不鼓勵科技知識的開發，但也並不否定科技知識的必要性。在《
節庵方公墓表
》中，陽明提出四民異業而同道的觀點：
“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
士以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心。
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
士農以其盡心於修治具養者，而利器通貨，猶其士與農也；工商以其盡心於利器通貨者，而修治具養，猶其工與商也。故曰：
四民異業而同道。
蓋昔舜敘九官，首稷而次契。垂工、益虞，先於夔、龍。商、周之代，伊尹耕於莘野，傅板築於巖，膠鬲舉於魚鹽，呂望釣於磻渭，百里奚處於市，孔子為乘田委吏，其諸儀封、晨門、荷蕢、斫輪之徒，皆古之仁聖英賢，高潔不群之士。書傳所稱，可考而信也。
自王道熄而學術乖，人失其心，交騖於利以相驅軼，於是始有歆士而卑農，榮宦遊而恥工賈。夷考其實，射時罔利有甚焉。特異其名耳。極其所趨，駕浮辭詭辯以誣世惑眾，比之具養器貨之益，罪浮而實反不逮。
吾觀方翁“士商從事”之喻，隱然有當於古四民之義，若有激而云者。
嗚呼！斯義之亡也久矣！翁殆有所聞歟？抑其天質之美，而默有契也？吾於是而重有所感焉。吾嘗獲交於翁二子，皆穎然敦古道，敏志於學。
其居官臨民，務在濟世及物，求盡其心。
吾以是得其源流，故為之論著之雲耳。”
在陽明體用合一邏輯下，四民所從事的職業和技能獲得了某種平等，即他們都是道的體現和運轉。四民之業的差異只是職業的差異，並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只要各個業者盡心，就都屬於“生人之道”。
士之德行修治也就沒有了優越性，農、工、商之技能也不再卑賤。如此，技能學問就取得了與德行學問一樣的地位。
陽明也就承認了科技知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這正是陽明學說和思想中存在的矛盾的結果。
其良知學說具有保守性和開放性兩個向度。在保守的一面，他仍將儒家等級倫理視為良知的主要內容。於是就有了前面的對科技知識的貶低。而其良知學說又有開放革命的一面，即其知行合一、體用合一、本體工夫合一等邏輯又會將所有層面都推向平等。因此，按照良知的邏輯，四民異業同道就水到渠成了。
在《長沙答周生》中，陽明也勸周生要無所不學：“旅倦憩江觀，病齒廢談誦。之子特相求，禮殫意彌重。自言絕學餘，有志莫與共；手持一編書，披歷見肝衷；近希小范蹤，遠為賈生慟；兵符及射藝，方技靡不綜。
我方懲創後，見之色亦動。子誠仁者心，所言亦屢中；願子且求志，蘊蓄事涵泳。
”這也是良知邏輯的結果，“兵符及射藝，方技靡不綜”，本體和工夫要打成一片。
在《別王純甫序》中，陽明也提出了各種學問技藝皆平等的思想：
“天之於物也，巨微修短之殊位，而生成之，
一也
。惟技也亦然，弓冶不相為能，而其足於用，
亦一也
。匠斫也，陶垣也，圬墁也，其足以成室，
亦一也。
是故立法而考之，技也。各詣其巧矣，而同足於用。因人而施之，教也。
各成其材矣，而同歸於善。仲尼之答仁孝也，孟氏之論貨色也，可以觀教矣……
聖人不欲人人而聖之乎？然而質人人殊。故辯之嚴者，曲之致也。
是故或失則隘，或失則支，或失則流矣。
是故因人而施者，定法矣；同歸於善者，定法矣。因人而施，質異也；同歸於善，性同也。夫教，以復其性而已。自堯、舜而來未之有改，而謂無定乎？”
可見，學何種技藝，只是根據各自資質不同來進行安排而已，在各種技藝和人才的價值上，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天下之物，也只是“巨微修短之殊位”，在價值上，萬物都是一樣的。這就和先前陽明對科技的貶低性評價不一樣了。
在《書林司訓卷》中，陽明也談到了四民同道：
“昔王道之大行也，分田制祿，四民皆有定製。壯者修其孝弟忠信；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死徙無出鄉；出入相友；疾病相撫持。
烏有耄耋之年而猶走衣食於道路者乎！周衰而王跡熄，民始有無恆產者。
然其時聖學尚明，士雖貧困，猶有固窮之節；里閭族黨，猶知有相恤之義。逮其後世，功利之說日浸以盛，不復知有明德親民之實。
士皆巧文博詞以飾詐，相規以偽，相軋以利，外冠裳而內禽獸，而猶或自以為從事於聖賢之學。
如是而欲挽而復之三代，嗚呼！其難哉！
吾為此懼，揭知行合一之說
，訂致知格物之謬，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說，以求明先聖之學，庶幾君子聞大道之要，小人蒙至治之澤。而嘵嘵者皆視以為狂惑喪心，詆笑訾怒。予亦不自知其力之不足，日擠於顛危；莫之救以死而不顧也。不亦悲夫！”
在這裡，四民的地位就成了個矛盾的存在，其既可以是王道下的等級性存在，也可以是知行合一邏輯下的同等價值之存在。
對於技藝的地位，陽明就在這兩種態度中徘徊，他曾說：“雖小道必有可觀。如虛無、權謀、術數、技能之學，非不可超脫世情。若能於本體上得所悟入，俱可通入精妙。但其意有所著，欲以之治天下國家，便不能通，故君子不用。”
他開始時對技術的評價是著眼於儒家傳統，稱其為“小道”。但是又認為若從良知本體的角度來體悟和使用之，即本體和工夫合一，那麼它們就有可能達到精妙的境界，即道的境界。
不過陽明還是不放心，認為一旦執著於技藝，便很容易沉溺其中，私慾氾濫，從而不可能以此來通達大道。所以君子還是最好不使用這些技藝。當然也就談不上從事研究了。
綜上所述，
陽明對科技的態度保守的成分可能多一些。但其良知的邏輯卻使其必然會突破儒家藩籬，
從而將科技這一層面的知識開發出來。否則，就配不上良知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宇宙本體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