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 趙娟：中國“神奇小獸”對西方的吸引力為何百年不減？
中新社北京4月27日電 題：趙娟：中國“神奇小獸”對西方的吸引力為何百年不減？
作者 孫夢雨
3月26日，一批中式古典琉璃建材從武漢搭乘中歐班列抵運德國杜伊斯堡市，支援當地“中國園”的屋頂修繕。而早在百年前，中國傳統建築屋頂上的庇護“小獸”們就吸引了西方的興趣——1924年，世界第一本系統研究屋脊獸的“開山之作”就出自德國收藏家愛德華·福克斯（Eduard Fuchs）之手。
這種被稱為屋脊獸的建築裝飾有何獨特之處？這些中國“神奇小獸”又憑什麼對西方的吸引力百年不減？北京體育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趙娟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對此進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國“屋脊獸”的典型代表有哪些，有何獨特之處？西方傳統建築有沒有類似的屋頂脊飾？
趙娟：
“屋脊獸”是中國傳統建築裝飾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用於裝飾屋面和屋頂部位。不同於建築彩繪，它是一種“立體裝飾”，從中國傳統建築的營建來看，屬於“瓦石營建”範疇。傳統“屋脊”裝飾上經常會使用“神獸”形象，這些小獸也叫“小跑”，此外也有各種“仙人”形象。
這種裝飾具有很強的儀式性和文化功能，安置和擺放的數量、尺寸、形象都有具體規定。除北京故宮太和殿用10個“小跑”以外，其他地方最多用9個。順序是：龍、鳳、獅子、天馬、海馬、狻猊（披頭）、押魚（魚）、獬豸（獬）、鬥牛（牛）、行什（猴）；其中天馬與海馬，狻猊與押魚位置可以互換。數量達不到9個時，按先後順序。
首都博物館展覽。 中新社發 杜建坡 攝
西方傳統建築也有屋面和屋頂裝飾，但由於建築營建材料、構造方式和文化觀念不同，與中國傳統建築呈現出不一樣的形態。古希臘神廟的簷頭裝飾，有獸形，也有植物紋樣等，人體形象的雕塑也經常置放在神廟屋頂。
德文中有一個詞“Dachreiter”，“Dach”是屋頂，“Reiter”是“騎士”，合在一起就是騎跨在屋頂或屋脊上的建築構件，可翻譯為“屋頂炮塔”“屋脊小塔（樓）”“屋脊騎士”等，即屋面突出的建築組成部分。因其獨立的空間位置和高度，它們具有很強的視覺吸引力，尤其是在哥特式建築之中，屋頂裝飾直指天空的精神性內涵更加豐富。
在跨文化觀看和理解中存在非常有意思的現象，中西屋頂裝飾在形式上存在著差異，也正是這種差異吸引著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對異域文化產生興趣。雖然建築藝術的表現形式不同，但是不同文化的人對於在天地宇宙之間安寧居住的精神訴求、對於美的渴求是一致的。
外國攝影師展示他拍攝的北京建築。 中新社記者 賈天勇 攝
中新社記者：除了著書，德國收藏家、歷史學家愛德華·福克斯也收藏了大量屋脊獸。西方視野下的屋脊獸收藏和研究進展如何？
趙娟：
西方以“屋脊獸”為專題的收藏並不常見，但是散落的這類藏品卻很多。譬如德國建築師鮑希曼（Ernst Boerschmann）在《中國建築》一書中提到德國Marienburg陶器藏品中就有一部分是屋頂琉璃構建。在德國東亞藝術博物館、科隆東亞藝術博物館、加拿大多倫多安大略博物館等“雕塑”或“陶瓷”收藏中，也有一些“屋脊獸”的藏品。
把“屋脊獸”作為一個專門的收藏主題，愛德華·福克斯是一位特立獨行者。他1924年還出版了一本書，就是前文提到的開山之作“Dachreiter”，副標題是“與之相關的15-18世紀中國陶塑”。同年同系列出版的還有一本《唐代雕塑》。把兩本書放在一起，就能看到他對中國雕塑收藏的歷史跨度、題材和旨趣了。
德國思想家本雅明曾談及，福克斯在“唐代雕塑”的怪誕中看到了“感興想象物的最高形式”“某個充沛健康時代的表達”和一種“情趣盎然和昂揚活力”。
福克斯對“中國屋脊裝飾”的收藏，與威廉二世時期的博物館精神格格不入，它們並非當時博物館期待的大作，但福克斯恰要透過這些藏品向歐洲表明，僅透過那些“歐洲大作”，人們對歷史文化的瞭解是不完整的，除卻博物館的“節日盛裝”，還有“簡陋的平日衣衫”，而他偏愛那種擅長“在最樸素中展現美”的“宏偉之作”。
在此，我們可以看到，中國藝術和文化在參與和推動其他文化的自我反思、自我建構中發揮了特殊價值和功能。
2019年1月6日，日偏食帶食而出，從故宮屋簷一角升起。中新社記者 孫自法 攝
中新社記者：德國建築師鮑希曼3次來中國研究建築，其著作《中國建築》也有關於“屋頂裝飾”的章節，他對中國建築研究的核心關懷是什麼？
趙娟：
鮑希曼在20世紀上半葉3次來中國。
第一次是在1902-1904年作為德國駐軍建築師來到北京。在西山休假期間，他對香山碧雲寺進行了細緻的考察和測繪，後在《柏林建築師學報》上發表了《北京碧雲寺》的研究報告。他被中國建築的美觸動，對中國建築背後的精神文化世界產生濃厚興趣。回德國之後他就向政府提交了研究中國建築藝術的申請。
第二次是在1906-1909年到中國從事建築考察和研究，試圖經由中國建築更深入地理解中國文化的精神世界。他的考察範圍從北京的明十三陵、天壇、頤和園等不斷擴充套件，最後足跡遍及當時漢族聚居地18行省中的14個。在他的研究中，北京地區的建築能夠代表中國建築技術營造的最高規格和水平，但採集更多不同地域的樣本，在此基礎上進行科學測繪、記錄和學術研究更為重要。
鮑希曼的《中國建築》是1925年也就是“魏瑪共和國黃金二十年代”出版的一部兩卷本著作，“屋頂裝飾”是其中一個章節，它被作為中國建築的基本形式語言得到探討。在鮑希曼看來，曲線屋面、高高挑起的飛簷以及豐富的裝飾為嚴謹的建築注入了生機，使它們成為中國人自然哲學和精神信仰的象徵。這也是中國所有藝術形式中的共同追求，闡明此點也成為鮑希曼中國建築研究的核心關懷。
北京團城景區啟動修繕，建築屋頂旁搭建起腳手架。中新社發 遠舟 攝
中新社記者：從跨文化、跨學科視角出發，鮑希曼、福克斯等西方人對中國屋脊獸等中國建築藝術的研究帶來了什麼影響？對當代中國(傳統)建築研究有何現實意義？中西方在屋頂裝飾建築方面有著怎樣的互學互鑑？
趙娟：
西方人對“中國屋脊裝飾”傾注的特別興趣，或許隱含著歷史上歐洲對中國“異域文化想象”集體無意識的文化心理。17-18世紀歐洲盛行“中國風”，代表“中國”的視覺元素——高高挑起的飛簷、曲面屋頂和上層社會追捧的“瓷器”——依然在19世紀末20世紀上半葉來華西方人的內心深處發揮影響。不同的是，他們不再僅停留在想象的建構中，而是透過實地考察和研究中國建築藝術，來重新確立可靠的知識，建立新的文化理解。
當時，大量西方學者從不同學科展開了對中國建築的考察和研究，其中有來華傳教士、藝術史學者、漢學家、東方學家、民族誌學者，當然還有建築工程師，研究方法和旨趣呈現開放多元的局面。他們的這些研究與後來中國營造學社中國學者們開展的傳統建築考察和研究形成了一種學術互動，裡面有借鑑和批評，有對話也有對抗。
今天，我們要追溯近代中國建築研究學科範式的形成過程，對早期西方中國傳統建築研究學術史的挖掘、反思與探討就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這些海外研究最大的意義就是提醒我們，應該用文化交流互動的眼光去看待和理解歷史，也理應透過文化間的交流和互動去追尋更好的未來。（完）
受訪者簡介：
趙娟，復旦大學文藝學美學專業博士，中央美術學院藝術理論與美術史方向博士後，現為北京體育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文藝理論、美學、跨文化的美術史研究。主持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專案“1860-1949年德語世界中國藝術的收藏、展覽與研究”，完成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特別資助和麵上一等資助專案各一項。在《文藝研究》《美術研究》《美術》《藝術設計研究》《周易研究》等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譯文多篇；出版學術譯著《藝術諸定義》（2014）、《鮑希曼與承德地區的寺廟建築》（2019）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