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戰國齊系刻畫陶文及其書寫特徵 ·
文丨呂金成
陶文是指鈐印、刻畫、書寫於陶器上的文字，是文字學中的一個重要門類，是研究古文字學、歷史學、考古學的重要資料，對考證文字流變、陶器製造、量具量制，以及鄉里制度、行政區劃等古代社會和經濟、政治制度有著非常重要的學術價值。陶文不僅產生的時間早於其他文字，且延續時間長，“又往往隨書體的演變而演變，真草隸篆，一應俱全。因此，陶文可以說是一部書法篆刻藝術史。”（王恩田：《陶文圖錄·自序》）本文重點對戰國齊系刻畫陶文作一簡要論述。
·陶文的發現及其種類·
陶文的發現不晚於清道光時期，今見發現最早的陶文為同治十一年（1872）山東濰縣陳介祺所得“陳悍”陶文，至光緒六年（1880），陳氏已得陶文四千餘件，自記所藏“陶文齊魯四千種，印篆周秦一萬方”。近十年來，陶文不斷有新的發現，一些新的陶文著錄陸續出版，如《步黟堂藏戰國陶文遺珍》《夕惕藏陶》《夕惕藏陶續編》《新泰出土田齊陶文》《新出古陶文圖錄》《齊陶文整合》等，並取得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
戰國時代是陶文的鼎盛時期，至漢代仍在普遍應用。陶文按照形式的不同，可分為鈐印陶文、刻畫陶文、書寫陶文、刻畫填朱陶文四類。後兩類出現的時間稍晚，所見多為漢代。
鈐印陶文
1。鈐印陶文。鈐印陶文是以印章鈐印於陶器坯胎上，與印章的文字和陰陽相反的文字，與封泥形式相類似，但功用不同。鈐印陶文常鈐於量器外壁；缽類器物外壁、內底；罐類器物頸部、肩部、腹部；盆盂類器物口沿、腹部、底部；豆類器物豆盤內外底部、豆柄之上。鈐印陶文分為官營陶文和民營陶文兩種，多字（8字以上）官營鈐印陶文均為朱文，其他鈐印陶文朱文、白文並存，以白文為主。從篆刻藝術角度看，鈐印陶文保留下來的印跡遺存，以其多姿多彩的分朱布白和率真質樸、波詭奇絕的印式創造，對後世的篆刻創作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探尋古代印章藝術上給人以更廣泛的借鑑和啟迪。
刻畫陶文
2。刻畫陶文。刻畫陶文是以錐狀刻畫工具直接刻畫在陶器上的文字，常刻畫在量器外壁；缽類器物外壁、外底；罐類器物肩部、腹部；盆盂類器物口沿、腹部、底部；豆類器物豆盤內外底部、豆柄之上。不同地域、不同時期、不同書寫方式產生的不同風格的刻畫陶文，讓人們看到了書法藝術的另一股源頭活水，為書法創作提供了新的參照和靈感。
書寫陶文
3。書寫陶文。書寫陶文是直接書寫在陶器上的文字，以墨書寫的稱為墨書，以硃砂書寫的稱為朱書，以朱書為常見。書寫陶文是古人書寫“真跡”的直接呈現。
4。刻畫填朱陶文。刻畫填朱陶文是先刻畫，然後沿刻畫字口上再以硃砂書寫的陶文。刻畫線條較細，朱書線條較粗，視覺效果上像朱書文字沿中心線凹下的立體文字。
· 齊系刻畫陶文的分佈 ·
齊系刻畫陶文相對於鈐印陶文，存世較少。清季陶文發現以來，各類陶文著錄中極少有齊系刻畫陶文收錄。2006年王恩田《陶文圖錄》集陶文之大成，共收錄陶文12000餘件，其中齊陶文3090件，齊陶文中刻畫陶文僅30件，不足齊陶文總數的1%。這30件刻畫陶文中，書中標註章丘3件，新泰2件，廣饒1件，濰縣1件，沂源1件，其餘22件未標註，從目前掌握的材料來看，多出自臨淄。此外，偶有少量的齊國刻畫陶文，散見於各類考古發掘與調查報告中。目前所見齊系刻畫陶文主要有沂水刻畫陶文和臨淄刻畫陶文兩大部分。
沂水地名刻畫陶文
1。沂水刻畫陶文。2010年前後，齊系刻畫陶文有了一次大宗發現，即沂水戰國時期齊國官量釜上的“立事”類刻畫陶文，被稱為“沂水陶文”，目前所見實物均為量器釜的殘片。2014年“沂水陶文”研究被列為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研究重點專案，2016年《夕惕藏陶續編》（以下簡稱《續編》，本文所引刻畫陶文未註明出處者，皆引自該書）進行了專門匯考，對“沂水陶文”的國別、年代、內容、量器容量、文字釋寫、字跡特徵以及沂水陶文辨偽等問題進行了綜合研究，共收錄首次公開發表的沂水陶文846件。
沂水陶文的格式為“地名+姓名+立事歲+量器名+也”或其簡省。
沂水地名刻畫陶文
“地名”為“立事人”主管之地；
沂水姓名刻畫陶文
“姓名”為“立事人”之姓名，“立事人”是重要的手工製造業的主管人員，代表國家對度量衡器、樂器、兵器等的製造監管。
沂水立事歲刻畫陶文
“立事歲”則是當時通行的一種帶有約略紀年性質的體例，指立事人在職的某一時期，其重點在明確主管人員的責任主體。
沂水量器名刻畫陶文
“量器名”均為釜，《左傳·昭公三年》載：“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也”為句末語氣詞，多作省略。
新見戰國時期齊國“立事人”的發現，是“沂水陶文”研究的最重要的內容。《續編》所收錄陳氏“立事人”計有41人，數量上超過了以往各類史料上“立事人”的總和。以《續編》為標誌，刻劃陶文受到了學者的廣泛關注和系統研究，使人們對齊陶文的認識實現了由“主要是鈐印陶文”到“鈐印、刻劃陶文並存”的轉變——實際上《續編》中收錄的陶文還僅僅是沂水陶文的一部分。沂水刻劃陶文的大宗出現，在陶文研究史上具有重大意義。
陳介祺藏臨淄刻畫陶文“陳向立事歲召之王釜也”拓本 天齊齋藏
2。臨淄刻畫陶文。早期所見臨淄刻畫陶文最重要的為陳介祺所藏“陳向立事歲召之王釜也”，文字分兩列豎向刻畫。
近年來，刻畫陶文在臨淄陸續有一些新發現。《陶文圖錄》出版後的十餘年來，呂金成對臨淄刻畫陶文資料進行了彙輯和整理，拓錄作《齊魯古匋捃》（待刊）。臨淄刻畫陶文雖不像沂水陶文數量那樣大，但內容豐富，形式多樣，內容涉及官量署文、鄉里署識、私名吉語、標示處所、記載容量、摹印代鈐、符號圖形等方面。官量署文刻畫陶文與沂水刻畫陶文相類似；鄉里署識即製陶者標示鄉里及姓名，是齊國民營陶文最常用的“鄉名+里名+姓名”格式，最簡省者僅存單字人名。臨淄所轄鄉里多見於鈐印陶文，但也有不見於鈐印陶文而僅見於刻畫陶文的鄉里，這是研究戰國時代齊都鄉里的重要補充。
刻有“丘鄉武昌裡”陶罐殘片實物及拓片
如多見於臨淄皇城（偶亦有周邊地區）的紅陶折腹罐肩部刻畫銘文“
丘鄉武昌裡”，皆可證戰國時期臨淄存有丘鄉，丘鄉存有武昌裡。 丘鄉存有的其他裡，包括陶工，在新見臨淄刻畫陶文中也有出現。
紅陶折腹罐及肩部刻畫銘文“ 丘鄉武昌裡”拓片 廣饒北臥石東遺址出土 東營市歷史博物館藏
而廣饒北臥石東遺址也曾出土的“丘鄉武昌裡”刻畫銘文紅陶折腹罐。臨淄、廣饒毗鄰，南北相連，推測這件紅陶罐亦為臨淄所制，而被帶至廣饒使用。
沂水、臨淄同屬齊系，故其文字極為相近，文字類別為典型戰國齊系文字風格，如“陳”字均從土作“”，為齊系文字特徵寫法；“釜”字也有完全相同的寫法。
“陳”字均從土作“”
臨淄刻畫陶文“釜”字（左）與沂水刻畫陶文“釜”字（右）比較
· 齊系刻畫陶文的書寫特徵 ·
1。書寫載體的不同使“書寫風貌”產生了較大差異。刻畫陶文按載體的物理性質不同分為溼刻陶文和幹刻陶文。陶器燒製前陶坯尚在溼潤的軟狀態時進行刻畫的稱為溼刻（亦稱軟刻），溼刻時筆畫邊緣有“卷痕”，筆畫交叉處後畫“卷痕”“阻斷”前畫，使前畫在交叉處呈現斷為兩截之感，但筆斷意連，又以溼刻時胎體尚軟，一筆刻成，多表現“書寫”特性，“行筆”使轉自如，點畫富有“彈性”，曲筆較多，字顯雋逸；燒製前陶坯已經乾燥或燒製後刻畫稱為幹刻，亦稱硬刻，因刻畫時胎體堅硬，時常需要復刀或數刀、數十刀方可刻就，筆畫多為直線，筆畫邊緣有“崩痕”，因刻畫時需用力較大，時而會出現“走刀”現象。幹刻陶文不同於刻石，刻石多用雙刀鑿刻，字口明顯呈“V”字形，而幹刻陶文多為劃刻，字口較淺，偶有字口深者，亦為反覆劃刻而成，這也是由陶器鑿之易碎所決定的。
如上圖沂水刻畫陶文“陳”字，左側即為溼刻，工具圓頭且不鋒利，筆畫兩側留痕光潔，線條婀娜，行筆有提按，呈“毛筆書寫”狀態；右側為幹刻，筆畫粗細相對均勻，刻後留痕生澀，線條兩側有崩痕，行筆平直，呈“硬筆書寫”狀態。富於變化的書寫載體使得寫手既具有像刻畫甲骨一樣的硬筆風範，也具有了類似於軟筆揮灑水墨的書寫像，尤其體現在溼軟陶坯上側筆與提按的運用，使線條出現了大的起伏與開合。這既源於寫手所持的刻畫工具不統一，也在於陶器的泥質、夾砂度，尤其是乾溼度不同，導致了書寫風貌的千差萬別。
2。刻畫陶文真實展現了戰國時期齊國文字書寫狀態。鈐印陶文中的文字因為空間安排及審美的需要，文字經過“印化”後，被規整、束縛地安排在一個小框內，幾個字形成一個整體，固化成璽印，以反覆使用。而刻畫陶文沒有“書丹”，無底稿限制，在寬鬆的空間內直接刻畫，尤其是溼刻陶文，一筆劃過，不復修飾，具有唯一性，是自然狀態下的自然書寫，是古人真實的“書跡”，是客觀反映寫手書寫真貌的戰國書法資料。其中既可見同一寫手所刻畫多件陶銘文字的一致性，更可見不同寫手的筆跡所呈現出的更多層面上的顯著差異。
如上圖沂水陶文中三個立事人名“”字，即取自同一寫手所刻畫的三件釜之上；而七個立事人名“得”字，則風格各異，明顯出自不同寫手。
如上圖所示“”（陳）字，如果以圖（1）字形土旁於阜旁下為正體的話，那麼圖（2）土旁向東旁作了偏移，圖（3）土旁則完全置於東旁之下，圖（4）土旁上橫寫作“〇”，圖（5）土旁寫作“士”，圖（6）土旁上橫寫作“U”，圖（7）土旁寫作“工”，圖（8）土旁寫作“丄”等，是戰國時期文字書寫富於變化的真實反映。戰國刻畫陶文和當時日常使用文字同步並行，由寫手一次獨立完成，率真恣意，筆意彰顯，一任自然，從一個側面呈現出當時書跡的本真面目，為人們認識戰國書法，學習戰國書法提供了真實可靠、豐富多彩的一手資料。
3。率真靈動和質樸自然是齊系刻畫陶文的顯著特徵。齊系刻畫陶文雖然字跡風格千姿百態，但率真靈動，質樸自然，不拘泥於成法，不刻意於工整構成了其鮮明的書寫特徵。一方面，齊系刻畫陶文出自眾多寫手，不同寫手的文化程度不同，各具獨立的審美思想，個人自主發揮，不同的書寫習慣，用力的大小、書寫工具的傾斜角度等各不相同，使字形出現了大量的率意性、誇張性的變形。
如上圖臨淄刻畫陶文“談齎之也”，器物口沿外徑48。0釐米，不僅器物碩大，字亦舒展，大小錯落，“談”字長4。7釐米，而“齎”字長14。7釐米，是“談”字長度3倍有餘；後面“之也”二字也呈長度現近3倍的關係，形成了“小大小大”的對比關係和“收放收放”的律動形式，“也”字收筆處順勢逆時針方向螺旋式畫了三圈，以類似“九疊”的形式，破“齎”字下部與“之也”二字筆畫過簡造成的整體頭重腳輕之弊，與筆畫較多的“談”字前後呼應，實現了矛盾的對立統一，創造出了小大錯落，對比強烈，欹正相生，收放自如的藝術效果，末字後的重文符號，又似餘音不絕，令人感嘆“不計工拙”的形式下卻有著“無意於佳乃佳”的藝術效果。寫手的敬業態度也不同，抑或受工期的影響和制約，在沂水刻畫陶文中又表現出了工整與草率的明顯差異。作為古代民間書跡之一，看似草率的筆觸又給古文字的書寫帶來了全新的意趣，使人們在這種意想不到的風貌中發現了一種獨特的、天真的，而又極其古拙自然的審美情趣。另一方面，量器釜作為已發現戰國量器最大的一級實物，為寫手提供了廣闊的刻畫空間，在一個相對較大的陶面上，刻畫多大的文字，位置或上或下，字距或近或遠，全由寫手自己來確定，這為他們自己的書寫習慣的施展創造了非常有利的條件，搭建出了更大舞臺。因此文字或筆畫的舒展開放成為了齊系刻畫陶文的主流，在守成的同時，不乏臨時發揮的種種跡象，因不墨守成法，故其書風率真靈動。
如上圖的“歲”字不僅行筆率意，結體也率意，致使字的寫法出現了巨大差異，“”的寫法不置於語境中幾乎無法辨識。從書法的角度來看，把刻畫陶文納入當代書法研究與創作的視野，從中汲取高古而率真的神韻，無疑是非常有價值的珍貴參照。
監製丨楊 超 朱中原
圖文編輯丨李 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