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在全球政治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時值俄烏危機，江弱水老師在“神話的去魅與解毒”一文中論證了俄國文學是如何在俄國領土擴張的過程中合法化其侵略者的主體身份的。援引波蘭裔美國學者埃娃·湯普遜（Ewa Thompson）在2000年出版的專著《帝國意識：俄國文學與殖民主義》（Imperial Knowledge： Russian Literature and Colonialism），他指出許多聚焦對內部鎮壓反抗的俄國文學在無形中也讓俄國對外的擴張“消失”在視野。在此文中，筆者打算進一步延伸對於文學與帝國意識的討論，擴充一些方向和例證，希望能夠對於辨認和抵抗帝國意識和殖民邏輯在當下的復現有所助益。
《帝國意識：俄國文學與殖民主義》
深入“荒蠻之地”：知識生產和殖民階序的建立
許多殖民時期的書面作品都圍繞“深入‘荒蠻之地’”（“going native”） 這一主題展開。“native” （原住民的，當地的）在西方人類學的歷史脈絡中從來都不是一個脫離政治的中性詞。殖民時期，不論是前往殖民地的人類學者，進行民族誌記錄的社會學者，做生物和地質考察的“探險”家，亦或是尋找“靈感”的藝術家，作家，還有傳教士，他們的書寫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意或無意地印證了帝國秩序和殖民邏輯。在這一邏輯中，被殖民者或者原住民群體成為了和處於帝國中心的歐洲白人截然不同的、甚至完全對立的“原始”“低等”“野蠻”的“有色”人種。
但實際上，他們所印證的不過是一種能夠前往所謂的“荒蠻之地”的行動的特權和在全球範圍內生產和傳播“客觀”知識和“普世（適）”文化的話語霸權。殖民統治和話語生產兩者相輔相成，建立了一整套以否定被殖民人群的生物特徵和本土文化為基礎的種族主義殖民秩序，進而維繫了西方中心式的現代文明觀和白人至上的殖民統治。歐美白人成為了 “文明”與“進步”的代言人，“白面板”與西方價值觀和世界觀也成為了衡量“高等”和“高階”的標準，與之相對應的則是黃面板，棕色面板，黑面板及其代表的文化的劣等性。
為殖民統治正名的帝國邏輯，以及對於被殖民人群的負面建構，牽涉了知識和文化生產的方方面面，並且並沒有隨著被殖民地區的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而消失，而是以更加隱晦的形式在當今世界存續。被殖民的人群也會內化對於自身的種族主義敘事，被迫甚至主動順從殖民權力秩序和話語體系，而這些敘事也仍然在影響著前殖民地獨立後的民族想象和國家建設。
比如在去年上映的、根據弗蘭克·赫伯特1965年的同名作改編的科幻電影《沙丘》中，厄拉科斯星球的原住民弗瑞曼被廣泛認為以伊拉克的阿拉伯人為原型。其中有一幕，公爵的兒子保羅和傑西卡夫人即將進入沙蟲的領地，保羅建議他們模仿弗瑞曼人的行走姿勢。他說：“我們不能像正常人一樣走路。如果我們這樣做，我們就死定了。我們必須得像弗里曼人那樣行走。這就是所謂的沙步。”而這一幕與法國生理學家、民族誌電影導演菲利克斯·路易·雷格諾（Félix-Louis Regnault）在19世紀末對於西非人行走步態的“非正常”性的描述不謀而合：雷格諾認為西非人高度彎曲、“野人 ”、“史前人類”的走路方式，有助於法國士兵行軍。
文學曾一度被認為是一種遠離政治的藝術形式，著眼於微觀和獨特的個人而非宏大和廣義的集體，某種理想的避難所和慰藉性的存在。這種思維定式使得文學中對於被殖民和少數族群的非正義構想更難以察覺。
在非洲文學奠基者，奈及利亞作家欽努阿·阿契貝（Chinua Achebe）的筆下，波蘭裔英國作家約瑟夫·康拉德的代表作《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無疑坐實了對一些文學作品與殖民主義的合謀的擔憂。阿契貝認為，康拉德美學化了“深入‘荒蠻之地’”這一主題及其背後的權力關係以及殖民秩序。這本極具感染力的書所傳達的邏輯是，已經 “克服”了前現代黑暗的歐洲現代文明（以販賣象牙的英國人庫爾茲為代表），在接觸到非洲這片“前現代”“黑色大陸”（在書中以剛果為代表）後，面臨著被“野蠻”再度吞噬，重新回到黑暗的危險（庫爾茲的染病和死亡）。
阿契貝指出，用“作者不等於敘述者”這一點來反駁康拉德是種族主義者這一事實是孱弱的。研究《黑暗之心》的西方學者常常會說，康拉德關注的不是非洲，而是歐洲人人性的退化，故事的重點是諷刺歐洲在非洲的“文明使命”（civilising mission），剛果只是庫爾茲人性瓦解的一個背景。阿契貝則認為，“非洲作為環境和背景……作為一個形而上的戰場”正是問題所在：在書中出現的非洲人沒有任何可辨識的人性，“難道沒有人察覺到，這樣把非洲降格為一個歐洲人人性分裂的道具，是多麼荒謬，反常，以及傲慢嗎？”
承認文學和藝術對於帝國維序所扮演的共謀作用並不等同於拒絕作品和作家本身，而是看到藝術和政治的親緣性，警惕藝術作品中所默許的、正當化的甚至浪漫化的不正義的權力關係，以及最重要地，消解這種邏輯在現實世界對於處在權力被剝奪、秩序受制方的人群可能造成的傷害。正如新聞界需要交叉核查多處資訊源，後殖民思想家愛德華·薩義德提倡一種“對位閱讀”（contrapuntal reading），呼籲我們傾聽前殖民地本土作家和前宗主國少數族裔作家的聲音，進而反思我們長久接觸的知識、文化和藝術生產者所構築的世界是“誰”的世界？以“誰”為主體的世界？其主體意識的顯現是否伴隨著，甚至基於對於某些他/她者的去主體化、非人化和噤聲？
兩種流亡： “普世”的異化感與人類境況
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和阿西亞·傑巴爾（Assia Djebar）都是阿爾及利亞人，都用法語寫作，但他們的背景和觀點截然不同。加繆是法國定居者的後代，包括加繆在內的大多數法國定居者都反對阿爾及利亞的獨立戰爭。1962年阿爾及利亞獨立後，加繆離開阿爾及利亞前往法國。他筆下的人物經常覺得自己與阿爾及利亞格格不入，但他們也沒有其他的家。他們意識到自己在殖民統治下的不公平特權，但他們也對阿爾及利亞的穆斯林保持警惕，更無法想象在帝國之外還有什麼更公正的方式來組織阿爾及利亞社會。傑巴爾是一名阿爾及利亞穆斯林，有著阿拉伯和阿馬茲格背景。阿馬茲格人有時被外人稱為柏柏爾人，是北非的一個原住民群體。作為一名年輕女性，她積極參與了阿爾及利亞的獨立戰爭。她的著作涉及獨立戰爭、法國殖民主義的遺留問題以及阿爾及利亞婦女正在進行的平權運動。對位閱讀傑巴爾和加繆的兩個選集，《阿爾及爾婦女在她們的公寓裡》（1980）和《流放與王國》（1957），我們能從傑巴爾本土阿爾及利亞的視角感受到她對加繆作品中隱含的、想當然的或否認的內容做出的挑戰。
阿爾貝·加繆
加繆經常被解讀為一個關注人類的生存境況的普世性作家。他在1957年，也就是《流放與王國》出版的同一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收穫的評委題詞認為“他的重要文學創作以明察而熱切的眼光照亮了我們時代關於人類良知的問題”。可以看出，加繆所描繪的人物常常被放到人類本身這個大的範疇裡。
而薩義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中指出，加繆雖然對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殖民政策持批評態度，也並不是帝國主義的拉拉隊，但是他反對阿爾及利亞的獨立戰爭，部分原因是他認為這是一個純粹的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這排除了在阿爾及利亞的其他群體，包括阿馬茲格人和猶太人，但尤其是法國人。薩義德認為，加繆實際上是不希望阿爾及利亞由佔大多數的阿拉伯穆斯林來統治，如果阿爾及利亞選擇民主解決方案就會由阿拉伯穆斯林治理，而不是佔少數的法國人。無論我們是否同意薩義德的批評，重要的是他不是簡單地以這些理由否定加繆的作品。薩義德肯定了加繆的寫作風格和技巧，但同時提出，我們需要把創作背景和內容本身放在一起思考，即必須在思考加繆的主題的同時思考他的政治立場，這種方式將豐富我們對文字的理解。
《流放與王國》
《流放與王國》（Exile and Kingdom）中的很多故事都設定在阿爾及利亞，但敘事都是單一的法國定居者視角，阿拉伯人被無形中背景化和消聲。其中，“不貞的妻子”更是把政治性的賦能，即對於阿爾及利亞土地的復魅，編織進了法國定居者女性擺脫家庭束縛，重獲自由的女性賦能中。故事寫於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前後，女主人公Janine雖然在阿爾及利亞出生長大，但她對於陌生的阿拉伯語而感到非常沮喪。從她帶有殖民色彩的字裡行間裡我們可以讀出她對於即將“失去”的土地的悲傷，同時對真正意義上佔有土地的強烈渴望。故事的最後，Janine和土地實現了交融（即標題的“不貞”的來由），獲得了與丈夫的家庭生活中得不到的滿足，同時也與這片讓她感受到陌生的土地達成了和解。
傑巴爾的短篇“無所謂流放”（“There is no Exile”），同樣寫於獨立戰爭前後， 在標題和內容上都與加繆的故事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故事中的無名敘述者被多重不同的結構所禁錮，因為戰爭被迫從故國阿爾及利亞流亡到突尼西亞，同時女主人公則依然被限制在公寓裡，被家人逼婚。在這裡，流放並沒有帶來解脫，結構性的壓迫不會因為地理流動而消失，殖民和傳統社會的雙重壓迫意味著沒有和解可言，反抗是唯一的出路。
《阿爾及爾婦女在她們的公寓裡》（Women of Algiers in Their Apartment）這一標題來自法國著名畫家德拉克洛瓦1834年的同名畫作，集子中的另一篇《受禁的目光，戛然而止的聲音》（“Forbidden Gaze， Severed Sound”）也直接批判了德拉克洛瓦的東方主義男性凝視。穆斯林傳統住宅哈勒姆（harem）作為女性的私人空間通常不允許男性進入，德拉克洛瓦卻被允許凝視這些穆斯林女性，並將描繪她們的畫作在法國展出，使其他歐洲人也擁有了這樣凝視阿爾及爾女性的特權。傑巴爾所抨擊的正是這樣一種暴力的表徵：德拉克洛瓦從窺視當地女性以及她們的沉默中獲得了快感和靈感，並把她們作為奇觀在殖民宗主國之間展出。傑巴爾同時也批評了本是同盟和戰友的阿爾及利亞男性：雖然女性為獨立戰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比如參戰和用身體做掩護去放置炸彈，但在戰爭結束後，她們的社會地位並沒有改變。
《阿爾及爾婦女在她們的公寓裡》
我們需要能夠同時思考法國定居者女性體驗到與異化的殖民土地達成和解的時刻，以及阿爾及利亞的女性作為自殺式炸彈攜帶者用她們的身體抵抗殖民統治的時刻。回到薩義德說的對位閱讀，加繆和傑巴爾筆下的法國定居女性和阿爾及利亞當地女性截然不同的境遇需要我們將來自（前）宗主國的作家與（後）殖民地的作家相互聯絡起來閱讀，並反思加繆的普世人類境況是否真的那麼普世？
天性使然？政治性和社會化的心理失調
在“特殊情況”常態化以及公共討論空間緊縮的當下，想必“政治性抑鬱”這一概念對我們不算陌生。近年出版的書寫性侵的文學和回憶錄也提醒著我們需要在更大的社會環境和（多重）結構性壓迫中看待個人的心理創傷。但是在西方早期（甚至是今天）的心理學和精神病學學界，很多心理學家傾向於認為個人與社會是分離的，個人的問題是由個人生活中的某個特定事件或只與個人有關的特定環境造成的，對心理失調的歸因往往侷限在個人維度。
而在殖民地，殖民主義在政治經濟文化各個層面的壓迫對於個體心理失調所扮演的角色非但沒有被納入考量，被殖民個體的精神問題甚至會招致整個族群的病理化，並被進一步用來佐證殖民統治的正當性。比如帶有強烈種族主義色彩的阿爾及爾精神病學派創始人，法國精神病學家安託萬·波洛（Antoine Porot）把北非的阿拉伯人本質化為一個在生物學上與歐洲白人完全不同的獨立的人類類別。伯納德·多雷（Bernard Doray）在他2006年出版的《尊嚴：烏托邦的失敗》（La Dignité： les debouts de l‘utopie）一書中寫到，“貫穿這些所謂‘科學’著作的想法非常單一：‘當地人’臭名昭著的病態衝動是其種族生物缺陷的體現，因為他們沒有像自豪的歐洲人大腦那樣柔軟的皮質”。
法國哲學家和心理分析學家奧克塔夫·曼努尼（Octave Mannoni）專門研究了馬達加斯加的殖民心理學並在1947年出版了《普羅斯佩羅與卡立班：殖民心理學》（Prospero and Caliban：The Psychology of Colonization）。他宣稱，馬達加斯加人有依賴性人格型別（dependence complex），這種人格促使馬達加斯加人尋求可以依附和服從的上級權威或者主人，從而緩解對於獨自生存的恐懼，因為他們無法應對變化，他們的傳統文化也不強調個體的獨立。曼努尼斷言馬達加斯加人的這種人格型別使得殖民主義在馬達加斯加順理成章地發生。與波洛的生物本質論相比，曼努尼認為文化決定了人格，而馬達加斯加人“固有的”依賴性人格使得殖民主義變成了一種需要。
可以看出即使是像心理學、醫學這樣被普遍認為“客觀”或與政治脫離的學科，也深深地嵌入了殖民結構，與關於生物和文化差異的種族主義思想攜手並進，忽視了殖民統治所造成的社會失調是造成個人和心理失調的重要成因。
馬提尼克反殖思想家弗朗茨·法農（Frantz Fanon）在其1952年出版的著作《黑面板，白麵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中對這種把個人與社會和政治剝離的看法做出了強有力的抨擊。這本書最初是法農在法國里昂大學接受精神病學訓練的博士論文，從它作為論文被拒絕接收可以看出法農的想法和政治框架與當時相關學科的主流學術正規化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這本書最大的貢獻之一便是指出了殖民主義不僅是一種經濟剝削和政治統治，殖民主義也以歐洲白人作為參照系搭建出了一整套對於人性的判定標準，其中隱含的資訊便是，不符合這些標準的族群便不夠“人”甚至“非人”，比如膚色不夠淺，英語有口音，不具備讀寫能力，精神不健全，“天生”暴力，以及如曼努尼所說，“天性”依賴，所以以“文明教化”名義而實行的統治和壓迫是“正當”的。
在一個系統地貶低黑人的殖民體系中，一些黑人被逼著試圖適應和主動順應殖民者的文化，以試圖獲得接受，並透過“努力”來減少某些方面的種族主義偏見。法農相當同情戴上這些“白麵具”以尋求種族主義的殖民體制認可的被殖民者，但他也很清楚，這隱含著對這個體制以及對把被殖民群體非人化的邏輯的肯定。黑人或被殖民者應該透過顛覆制度來尋求人性，而不是在這個秩序內部努力攀升，以妥協的方式扭轉他們的人性被異化的狀態。
法農指出了曼努尼的論調根本上的邏輯顛倒，他提出即使馬達加斯加人有這種依賴型的人格，也是由殖民主義造成的。在出版於1961年的《大地上的受苦者》（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一書，透過多個具體的阿爾及利亞案例，法農再次強調阿爾及利亞人被本質化的暴力傾向是殖民主義的產物而非促成殖民統治的條件。
法農提出的關鍵性問題是，在一個病態的世界裡，個人能夠獨善其身，實現自我解放嗎？法農認為，個人的精神健全和癒合與治癒病態的社會是密不可分的。從病態的個人引伸到病態的社會，而治癒個人則必須治癒社會，在這一點上，法農和魯迅對於政治性、社會化的精神病理的探索似乎有許多共通之處，雖然前者直接解構殖民話語，而後者則更注重對於傳統文化壓迫邏輯的揭露。
齊西·達蘭加姆巴
羅德西亞（前辛巴威）作家齊西·達蘭加姆巴（Tsitsi Dangarembga）的半自傳小說《不安的狀態》（Nervous Conditions）是將法農的理論訴諸於文學的一次重要嘗試，並引入了被法農忽視的性別視角。題目取自薩特為法農《大地上的受苦者》所作序言的一句話。主人公Tambu來自一個貧窮的家庭，全家基本都用本土語言紹那語（Shona）交流，兄弟Nhamo的突然死亡使得Tambu得以接替他，前往叔叔Babamukuru經營的教會學校上學。Tambu和Babamukuru的女兒，即她的表姐妹Nyasha成為了親密的朋友，直到Tambu獲得了一所著名教會學校學習的獎學金，從此專注於學習，不再像以前那樣頻繁地與Nyasha聯絡。當Tambu回家時，發現Nyasha患上了厭食症，瘦了很多，身體很虛弱。在最後一部分，Nyasha非常清楚地將她的飲食紊亂與在辛巴威後殖民教育中的掙扎和殖民制度聯絡起來。
食物成為了與殖民主義同化的敘述性隱喻。達蘭加姆巴在書中隱射，殖民地以及後殖民國家，由於殖民遺產在意識形態和體制上的延續，女性遭受著殖民和父權結構的雙重殖民（double colonisation）。當地在殖民主義之前就存在著父權制結構，但由於殖民統治，個體遭受的不公正往往只能向內（本族）尋找洩口，於是家庭內部的暴力變得更加嚴重和突出。Babamukuru是殖民地黑人精英的代表，雖然自己因為殖民體系而痛苦，但他拼命地透過戴上“白麵具”，“兇猛地吞噬英語字母……” 而尋求認可。而作為父親的Babamukuru迫使Nyasha也戴上“白麵具”，使其完成“盎格魯/英國化”（anglicisation）的轉變 。而Nyasha對於雙重殖民的反抗則以拒絕進食的形式呈現，拒絕以放棄自己（語言和本土文化）來追尋一種永遠不可能實現的同化。
檔案的沉默
努貝斯·菲利普（M。 Nourbese Philip）的詩集《宗！》（Zong！）則關注檔案的沉默，以及如何在空白之上構築意義，又或者說，菲利普希望傳遞的是，沉默不需要創造意義，認識到語言和文字在為無端暴力辯護和構建意義中的共謀或許便是沉默的意義。
詩集標題取自千千萬萬從事大西洋奴隸貿易的船中的一艘“宗”號船。或許“三角貿易”這個名稱更為我們所熟知：貨物，特別是槍支彈藥和工廠生產的貨物，被從歐洲運到非洲，在那裡出售；滿載著受奴役的人的船被運過大西洋，把他們賣到美國、加勒比海和南美洲去當奴隸，換取糖、咖啡等；滿載美洲產品的船隨即返回歐洲。
“宗號船大屠殺”（“The Zong Massacre”）發生在1781年11月29日到12月1日的三天時間裡。通常情況下，穿越大西洋需要六到九周的時間，“宗 ”卻花了四個月的時間。在屠殺發生之前，已經有62名受奴役的人和幾名船員由於營養不良和疾病以及船上的惡劣條件而死在了船上。隨著飲用水的耗盡，船長盧克·科林伍德病重，船員們做出了一個決定：把一些受奴役的人扔到海里，這樣他們就可以要求保險方賠償他們的經濟損失，因為按照法律規定，他們的行為是為了“保護”一些被保險的 “貨物”，即剩下的受奴役者的安全。
奴隸船（1840），J。 M。 W。 Turner，靈感來自宗號船大屠殺。
當“宗”號船最終抵達牙買加，隨後返回利物浦後，船的主人向保險公司索賠“損失”，即他們謀殺的受奴役的人，而保險公司則在拒絕賠償後被告上法庭。陪審團判決保險方應該賠償，後者則要求上訴並進行重新審判。結果是，只要是基於挽救經濟損失的考量，即支援其他“貨物-受奴役的人”的存活，商人即使是故意殺害受奴役的人也是合法的，保險公司必須賠償。而這個屠殺事件唯一的記錄就只有這一紙支援奴隸制的法律檔案（Gregson v Gilbert 1783），裡面充滿了對受奴役者非人化的描述和對於某些情況下謀殺受奴役的人的合法性的辯護。
《宗！》正文部分的文字全部取自於這份法律檔案，但透過拆解詞語，填入空白，阻斷意義的發生，菲利普揭示了該法律檔案的荒謬性和其中駭人聽聞的暴力邏輯。透過讓讀者努力拼湊碎片，傾聽沉默的律動，對繁複的語言進行破譯的嘗試，菲利普希望能夠引領讀者去體認——哪怕只有一瞬，哪怕程度非常微小——受奴役者在船上與說著同樣語言的群體區隔開，被聽不懂的語言吼叫著跳海的恐懼感。
在詩集的結尾有一篇創作談，菲利普分享了她在創作中所面臨的一個非常尷尬的悖論，即像“宗號船大屠殺”這樣缺少檔案（更別說從受奴役者視角出發的）記錄的事件是無法被講述的，但暴力又正因為檔案的沉默而得以不被挑戰地存續，因此它無從“（從受奴役者視角）講述”，必須“被講述”（“There is no telling the story： It must be told ”）。
在 “維納斯雙幕劇”（“Venus in Two Acts”）中，賽蒂亞·哈特曼（Saidiya Hartman）表達了相似的憂慮，“有可能從‘話語的不可能之處‘構建故事，從廢墟中復活生命嗎？……我們能如何重訪‘服從的場景’而不去複製其暴力的語法？” 哈特曼提出了一種“批判性虛構”（critical fabulation）的寫作方法：“透過擺弄和重新排布故事的基本元素，重新呈現不同故事和對立視角下的事件順序，我試圖影響事件的地位、撼動已被接受的或權威性的說法，從而想象曾經可能發生、可能說過、可能做過的一切。透過動搖 ‘什麼時候發生了什麼’的客觀性，及充分利用‘史料透明度’ 如何支撐歷史的虛構性，我希望展示廉價而可棄的生命是如何（在大西洋奴隸貿易和歷史學科中）被生產出來的，並透過想象或者傾聽商品的低語、誓言和呼喊，來描寫‘物的反抗’”。
透過菲利普和哈特曼的作品，雖然我們不能讓受奴役者復活發出聲音，但我們可以選擇不去停止想象他/她們的聲音，即使這些想象本身的開展即宣告了潛在的失敗。正如哈特曼所說，對一個更自由的未來的設想需要我們瞭解檔案的沉默和暴力，需要我們 “去想象不能被證實的事情”，“逼近不可說與不可知的邊界”，“正視那些在消亡的瞬間才勉強可見的易逝生命”。
對文學作品中的殖民和反殖思想進行反思有助於我們及時警惕當代文化中湧現出的殖民思潮。我們可以思考，在時下在國內流行的祝福和喊話影片中付費徵用（通常是半赤身裸體的）非洲黑人，並要求其演繹奇觀式的定製祝福的做法，是否重複了把黑人化約為他/她們一部分生理特徵的種族主義和商品化邏輯？這些祝福影片的廣泛傳播是否使得我們對於非洲人的想象停留在他/她的深膚色以及高度性化的身體？而他/她們的情感和思想維度則被扁平化甚至完全抹去了？這是不是也是一種對非洲人或黑人人性的充分性的否認呢？
對於文化和思想解殖的號召雖有其侷限性，因為其核心任務，即培養批判意識，能否轉化為具有物質或實質意義的去殖民化行動尚且存疑。伊芙·塔克（Eve Tuck）和韋恩·楊（K。 Wayne Yang）在其文章《去殖民化不是隱喻》中聯絡北美原住民的土地問題對這一點做了強有力的闡述。筆者同意，我們不應滿足於對於話語和文化的去殖民化，並且需要警惕學院空談和體制化收編，但毋庸置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開端。
註釋
本文部分文字的選擇和論述參考了倫敦國王學院比較文學系在2021至2022第一學期由Justine McConnell，Anna Bernard， Sara Marzagora教授的“文學與帝國主義”（Literature of Empire）課程。
其他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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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蒂亞·哈特曼（Saidiya Hartman； 2008） & 黃琨（譯者；2020）。“維納斯雙幕劇”，廣東時代美術館，2020年6月，https：//www。trueart。com/news/373732。html。
普里亞姆瓦達·戈帕爾（Priyamvada Gopal） & Aseem （譯者）。“去殖民化與大學：全盤否定‘西方’是殖民心智的惡果”， 澎湃思想市場，2021年7月，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430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