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考古出土的“郫”字青銅戈，是成都郫縣（今郫都區）2000多年前設定郡縣的最早實物資料，其考古意義不亞於此前在蒲江等地出土的“成都”矛
●西漢時期的“龍紋鉛餅”竟然出現一圈外國字母，這可能是張騫“鑿空”西域後，漢王朝在貨幣鑄造上受到西域貨幣鑄造風格的影響
●晉代“印度-太平洋珠”可能是進口到成都的一種昂貴飾物，證明四川幾千年前就依託南方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與海外進行著密切的文化交流
川報觀察記者 吳曉鈴
5月14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公佈新川創新科技園專案5年來的考古成果——出土了數以萬計的文物，發現了從戰國至明代的6000餘座墓葬，時間跨度2000多年，其間沒有大的時代斷層，串起半部埋於地下的“四川通史”。
據介紹，此次考古出土的“郫”字青銅戈，是成都郫縣（今郫都區）2000多年前設定郡縣的最早實物資料，其考古意義不亞於此前在蒲江等地出土的“成都”矛；漢晉時期的帶外文字母貨幣和“進口”項鍊，則為研究古代四川依託絲綢之路展開對外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考古工地一角。本文圖片均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篆刻“郫”字青銅戈
郫縣得名最早實物資料
2015年3月至今，為配合新川創新科技園專案建設，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在10多平方公里的區域內開展了連續多年的考古發掘。
▲刻有“郫”字銘文的戰國晚期青銅戈。
在新川紅花溝，珍貴的“郫”字青銅戈在編號358的一處戰國晚期巖坑墓中被發現。青銅戈鏽蝕嚴重，但儲存完整。戈的一端，篆刻了一個清晰的“郫”字，由此成為目前考古發現的郫縣得名最早實物資料。
公元前316年，秦滅巴蜀。兩年後，秦在巴蜀地區推行郡縣制，在成都設立蜀郡，郫縣是蜀郡的屬縣之一，這一年也是郫縣歷史上有確切紀年的開端。新川科技園專案考古領隊左志強介紹，最近幾年，在雅安、蒲江等地，陸續考古出土過刻有“成都”字樣的戰國青銅矛，證明“成都”之名在兩千多年前就已存在。此次“郫”字青銅戈的發現，同樣證明郫縣在兩千多年以前就已被納入中央王朝的統治範疇，是成都平原納入秦朝國家統治的珍貴材料，其考古價值不亞於“成都”矛。
在考古專案負責人、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劉雨茂看來，工藝精湛的“郫”字戈也是成都手工業發達的證據之一。“秦滅巴蜀以後，將很多工匠遷到四川。‘郫’字戈、刻有‘成市草’字樣的成都漆器等文物的發現，可以推測出當時有很多技藝高超的匠人就在成都。”
帶外文字母“龍紋鉛餅”
見證漢武帝面臨財政困窘
在6000多座墓葬中，西漢到六朝時期的崖墓出土了豐富文物，不僅有酷似現代“鑰匙”的新莽時期錯金“一刀平五千”錢幣，也有東漢時期的畫像石棺、說唱俑、搖錢樹等。其中，“龍紋鉛餅”非常引人注目，因為這件西漢時期的文物上竟出現了一圈外文字母。
▲“龍紋鉛餅”正面。
這件“龍紋鉛餅”發現於一座西漢時期的巖坑墓。鉛餅背面隱約可見一條騰雲駕霧的飛龍，正面在鉛餅周延刻上了一圈外文字母，中間的方形戳記可見“少”字銘文。中國人民銀行博物館相關專家識讀後認為，這可能是古希臘文或者貴霜帝國（公元1世紀至5世紀，疆域位於今塔吉克綿延至裡海、阿富汗及印度河流域的一個古國）文字。“少”字銘文，則正好印證史書記載西漢武帝時“少府”鑄造“白金三品”貨幣的記載。因此，考古人員推測這件“鉛餅”應是“白金三品”之一的龍幣。
▲東漢陶俑。
漢代鑄造的貨幣為何會出現外文字母？左志強認為，這可能是張騫“鑿空”西域後，漢王朝依託絲綢之路與西域各國加強了聯絡，在貨幣鑄造上受到西域貨幣鑄造風格的影響。然而，歷史上漢武帝發行“白金三品”，其實是在連年征戰、開疆拓土、國家財政面臨困窘時的選擇。這種“白金三品”更像一種鉅額虛幣，也因此引起民間大規模的盜鑄。左志強說，文獻記載漢武帝發行的“白金三品”是一種銀錫合金，但新川創新科技園發現的實物含鉛量較高，因此命名為“龍紋鉛餅”。相關專家表示，這可能是民間盜鑄時加了鉛所致，也正因為逆客觀經濟規律而行，這種鉅額虛幣最終只流通了5年就淡出歷史舞臺。
疑似南亞的“進口項鍊”
證明蜀道未阻隔文化交流
在新川創新科技園眾多出土文物中，一堆“印度-太平洋珠”也引起了考古人員注意。這堆玻璃材質的珠子堆放在一座晉代墓葬的墓主胸頸處，考古人員推測這是一種項鍊類掛飾。不過，考古人員發現這種玻璃採用的是拉絲工藝，與成都本土製造的工藝差距很大。相反，它們與斯里蘭卡近年出土的玻璃製品工藝相似。劉雨茂推測，它們可能是進口到成都的一種昂貴飾物。
▲“印度-太平洋珠”。
古代四川，被李白慨嘆“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然而近年出土的眾多文物，卻證明四川在幾千年前就依託南方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與海外進行著密切的經濟文化交流。無論是三星堆祭祀坑大量出土的來自印度洋的海貝，還是幾年前蒲江出土的起源自古埃及的裝飾品“蜻蜓眼”，都說明地處中國西南的四川並不封閉。而此次發現的“印度-太平洋珠”，可能是透過南方絲綢之路進入成都，也可能是透過海上絲綢之路由廣西合浦登陸後進入。
>>追問
古蜀叢帝故治“廣都”能找到嗎？
成都地鐵一號線在華陽有一站名為“廣都”。根據《蜀王本紀》記載，公元前7世紀左右，古蜀開明王朝時期的鱉靈自立蜀國，號叢帝，廣都曾是其故治。到漢武帝時期，廣都設縣。然而，廣都城城址究竟在哪裡呢？
考古人員近年曾對位於華陽的廣都城遺址進行過考古發掘，發現其年代最早是唐代，完全不見更早時期的文化地層。沒想到在對新川創新科技園進行發掘時，考古人員在園區北邊發現了一批戰國到西漢初的墓葬。左志強表示，“漢武帝設立廣都縣，一定會有相當的人口基數。目前只在中和街道一帶的區域發現有早於漢武帝時期的生活痕跡和大量墓葬，我們推測附近應該有城，這處墓葬群正是其墓址。”
左志強推測，以新川創新科技園北部區域為圓點，以1小時行走5公里範圍劃一個圈，可能漢晉時的廣都城就在這直徑十公里範圍內。而唐代廣都城遺址位於現在的華陽，可能是古代城市中心變化所致。隨著持續的考古發掘，和古蜀王有關的“廣都”城址，有望重見天日。
從崖墓再認識蜀漢能做到嗎？
對考古人員而言，位於新川創新科技園南部的五根松墓群中，儲存完整的漢末三國崖墓，同樣極具學術意義。
這處編號M94的墓葬，結構完整，是四川乃至西南地區一座罕見且儲存完整的漢末三國時期中小型單室崖墓，出土了鎏金環首銅刀、造型滑稽的說唱俑、搖錢樹和仙山底座、彩繪持盾俑、彩繪陶樓等精美文物，具有較高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漢代墓葬厚葬成風，常遭盜墓賊光顧且不易儲存，故有“漢墓十室九空”的說法。而這座倖存的完整漢末三國墓，提供了寶貴的考古材料。
左志強說，長期以來，學術界對四川地區漢末三國文化面貌、特徵的認識模糊不清，研究遲遲無法深入，遠遠落後於近年曹魏、孫吳墓葬發現與研究深度。以這處墓葬為代表的漢末三國墓葬的發現，將逐步廓清四川地區三國文化面貌和文化內涵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