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提要：從來就不存在真正的“私人的考古學”。從考古調查發掘所涉經費、土地和考古出土文物、資料資訊，到考古知識、理論、技術方法的社會共享，再到考古之後文物和古蹟遺址的保護、利用、管理，無一不是社會性問題。科學考古學滿足考古學家和人類面向古代的求知慾望，而公共考古學則是面向人類基於歷史的未來可持續發展中的資源、資訊、知識管理和價值觀建構等考古後問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對考古資源的保護利用和共享管理提出了新的時代要求，也為中國公共考古學的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性機遇。
關鍵詞：公眾考古 公共考古 考古資源管理 應用考古學
（三星堆遺址考古現場。圖片採自網路）
民族復興程序中的“中國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專案，使得近年來中國考古事業發展很快，而我認為其中發展最快的領域之一是應用考古學，按照學界更常用的一個稱呼是“公眾考古學”或者“公共考古學”。一些考古學家行有餘力，開始自覺地加入科普大軍，透過報刊、圖書、影視和自媒體等各種向公眾普及考古發現與考古知識；一些考古學家深度參與博物館展覽策劃、宣教導覽以及古蹟遺址遊覽講解和考古研學活動；還有一些考古學家加盟或者轉行古蹟遺址保護、展示乃至文旅融合的規劃設計運營等，為遺產保護傳承和轉化利用提供智力支援……國家對考古事業也更加重視，除了以重大課題重大投入予以支援和引領考古學發掘、研究之外，還大幅度增加人員編制和考古基地建設，加強基本建設中考古學搶救發掘力度和保障。如此內求外推、裡應外合，考古調查、發掘、研究除了固有的學術屬性之外，已經越來越深刻地融入了社會，學術考古之外，公共考古方興未艾。
但是，就考古事業的主流——考古界來說，對這些現象一直是有不同認識的。比如考古科普，儘管現在形勢喜人，也具有了一定的社會影響，但在若干年前仍被權威人士認為是不務正業；對於基建考古與搶救性發掘，不僅常常受到相關方面刁難掣肘，考古人自己也往往是應付了事；而考古發掘研究資料的後續利用，包括資料整理出版、與文物歸藏單位如博物館入藏及展示銜接等，仍然存在著嚴重的體制性障礙，造成絕大多數考古資料包括出土文物、標本，在發掘結束或報告完成之後便重新雪藏，除了少數明星文物和遺址，大多將難以重見天日，有效發揮作用。總之，發掘之後考古資訊、資料利用率低下，損毀嚴重，已經成為亟需關注的重大社會問題，更需要圍繞考古資源的合理利用保護構建科學系統的公共考古學理念、理論、方法乃至實踐體系和法規保障體系等。
說到公共考古學，首先應該明白從來就不存在真正的“私人的考古學”。一些人加入考古可能純屬個人興趣，甚至也有難以杜絕的私自發掘、盜掘，但一出土文物就會是公共性的社會事件。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認識考古學的公共性，以及如何將具有高度公共性的考古工作各個環節最最佳化，將考古成果、資料包括出土文物和古蹟遺址的社會效益最大化。即便是在純學術方面，這也是作為考古學分支學科的公共考古學的題中要義。
當然，考古學首先是一門科學，應該不斷提升其科學性，這是考古學安身立命的根本。考古學的誕生被認為是對具有千年傳統的舊史學的變革。歷史本身就是事關人類的公共記憶的，不過最初的歷史學可能只是家族或部落的演生神話或成王敗寇的贏家敘事，並往往被認為是說教大於事實，所以才有數千年不斷的考辨與探究。而考古學對傳統史學無論在材料、時空範圍、手段、方法、理論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讓復原歷史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不僅對文獻記載的數千年人類社會生活提供了巨量的物證材料，更是將人類的歷史追溯對最初起源的熱帶東非。對於人類認識自身，有人斷言考古學至於傳統的歷史學猶如哥白尼的日心說至於托勒密的地心說，在時空範圍和結構內涵等方面都有革命性變化。
考古的發現是可以面對面觀察的，分析和推究的結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驗證的，這正是一切科學的特點。考古學讓帝王將相與黎民百姓的生計、生死等都成為可以被觀察分析和描述的物件。但考古所復原的人類歷史無法進行實驗檢驗。因此，考古學一直具有濃厚的人文性，更重要的是——日益開放的公共性——因為人人都希望瞭解歷史，進行屬於自己的尋古溯源和尋根問祖。但是以人類遺存遺產為物件的考古學的這種開放性要有科學性作為基礎，這種公共性也需要適當的倫理道德乃至法律法規來規範和協調。
考古學的公共性體現在學問與資料兩個維度。
考古從一啟動田野的實踐就具有強烈了的公共性。除開作為現代科學考古學基礎的田野調查與發掘，新學問超越舊傳統，新規範超越舊道德，都是隨著考古資料共享及其範圍的擴充套件而逐步展開的。從古物私藏獨賞，到同好切磋，到必須規範地處置和予以公佈，再到儲存詮釋傳播並使之傳承久遠，參與共同客觀歷史認知構建、促進社會文化建設、助推可持續發展，圍繞歷史根源蓄積的能量圍繞考古發現猶如同心圓一圈一圈展開。因此，現代科學考古學一誕生就被納入公共性事業，尤其是田野發掘、出土資料管理、遺留文物古蹟後續處理等，一開始就受到政府的關注與參與。
作為學科的考古學的開放性也日益增強：多學科合作、社會宣傳、公眾知情圈乃至開展全球性視野下的區域性、社群性考古等，讓科學考古不斷增添跨學科、人文性、公共性等特性，也漸漸成為重新認識歷史、認識地方，重聚社群、民族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凝聚力，以及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必經的文藝復興的必要內涵和必由之路。考古學所提供的歷史、社會與文化意識方面的公共性範疇不斷擴充套件，同根性認知不斷深化。
百年中國考古成就輝煌，這裡不打算重複，只是說說面對新時期尤其是日益強烈的公共考古需求，業界內外應有何種對策？
一是非必要不發掘。不主動發掘帝王陵已經成為業界共識。這個共識還應當進一步擴大——沒有明確的學術目的，良好周密的計劃方案，必要的前期準備和保護預案——總之，遺址沒有破壞之虞，而發掘條件又不太具備，都應留待有能力揭示更多資訊、儲存更多資訊時再發掘不遲。因為，所有的發掘某種程度上都是一種破壞，徹底的發掘必然是徹底的破壞。
二是非發掘必盡心。除了獲取學術資料，推進學術研究，現場的文物古蹟保護，資訊提取、記錄，資料的儲存與共享，研究成果的刊佈與傳播，都應該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盡力而為。即便對於配合性、搶救性的基本建設中考古發掘也應如此。對於非大型工程專案的普通基建、動土專案，包括一些農村宅基地建設等，凡涉及古蹟遺址的專案均應納入搶救發掘之列。
三是發掘善後工作要做好。主要是專案結束後出土文物包括檔案資料管理與長期持續利用，也包括重要發現的後續保護和相關管理，將發掘的破壞作用降低到最小，將發掘收穫的意義提升至最大。
上邊說的這些是不該，是操守和堅守。其實公共考古學還有應該，有進攻與作為。
首先就是不斷提升揭示古代遺存資訊的能力。考古學的科學性是以科學的理論方法為武裝的，科學的地層劃分、遺存型別劃分以及比較分析，是現代考古學的出生證。而幾乎一切新興科學理論和方法都可能在考古工作的某些環節發揮重要作用，讓考古學觀察分析古代遺存不僅不斷提升其具體或者抽象的顯微鏡、放大鏡、望遠鏡的效力，更是不斷由人工遺存的考古物件擴大到人體遺存和生存環境遺存等，探討的人類及其文化相關演化問題也不斷深入和發散。考古學的武備更加精良。
更重要的是，考古學家應該跨越學科界域，不斷融入現代社會，將考古學發現、考古學研究成果、揭示的文物古蹟及其資訊檔案資料乃至考古學的科學理論方法與其他學科、利益相關者以及普通大眾進行共享。考古學有責任參與考古發現與資料的後續保護利用和管理。曾經有聚落考古學、社會考古學等考古學研究人類社會執行的分支學科，旨在從考古資料探索認知人類社會組織演化等問題，今天也該有考古社會學，系統研究考古學與社會的總體進步關係等問題，這是做好公共考古學的前提之一。今天，即便是純粹的考古發掘現場，也已經不完全是考古學家的考古，也有必要成為多學科的考古、保護性的考古、展示與傳播性的考古，甚至是應該關注後續利用的考古了。至於報告公佈之後的文物、資料管理利用，發現遺址的處理、管理，不僅需要考古學研究成果的支撐，更需要科學的考古資源保護利用管理法規的配套銜接。
公共考古學當然不是上述幾條該與不該所能完全涵蓋的，而是要更加深刻的認識到，在全球化時代，經由考古我們已經認識到現代智人四海一家、同一源頭，但長期的地方性適應所造就的文化積累，也表現出空前豐富的生活方式與生存可行的多樣性，民族國家、地方、群體、個體權益等博弈、互動，更進入到全方位展開的新階段。對於歷史的認知和文化、自然遺產，成為我們建構新的更高層次的協作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重要文化資源，公共遺產的文化彌合特性愈加凸顯。歷史是全體人類共同創造的，也是不同族群、不同的人各自創造的，但所有人擁有共同的起源，也命運所繫擁有著一個共同的未來。這個共同性是個體發展、群體存在、人類命運共同體延續的自然和文化前提。因此，歷史與遺產既是共同的，具有公共性，也和不同人具有不一樣的聯絡，受到不一樣的價值關切，應該關心和研究這種差異性和多樣性。而考古學作為古蹟遺產核心價值的挖掘者和客觀的詮釋者，不僅應該是人類古代的科學追尋者，也應該是人類歷史遺產的保護者和傳承者，應該有致力於促進共同歷史價值認知建構的傳播和應用考古學。
科學考古以地層學型別學發端，只有手執小鏟的考古學家能考古；考古學家做普及，發生了公眾考古；科學的不斷髮展，考古學純潔性的不斷喪失，更為複雜、系統的科技手段包括其他學科紛紛湧進考古，處理日益多樣的發現資料，解決不同學科面對的問題，並共同探索人類的古代，打破了考古學家對考古的壟斷；公眾不僅僅是聽眾，被普及的物件，發展到現代也要求知悉或參與考古的權利，要求對於歷史及其遺產的共享權甚至是處置權——這已經不完全是興趣，也不完全是科學，而是一個價值認知傳導與價值觀建構的社會文化問題了。但隨著時代的進步，人類共同的古代，共同的遺產——人類歷史記憶及其價值，應該有最佳的處置，最好的發掘、保護、、傳承、利用。對於人類的過去應該進行全方位的考古，對於有限的考古資源應該進行專業科學合理合法的處置。這是公共考古學的責任，也是科學考古學的用武之地。
未來的考古學尤其是公共考古大有可為。在專業考古的引領下進行公眾尋根，擴大科學考古學的社會應用，把科學的考古發現和認識讓有興趣者、利益相關者精確地知曉，把考古遺存、資料保護好、利用好、管理好，讓公共資源作用最大化、最最佳化——因此，公共考古學既需要學術規範，更需要不同層面包括社群、地區、國家和國際性的倫理準則與政策法規，公共考古學也有屬於自己的獨特理論與實踐。應該說，這些多少都已經有了，或者已在探索，但面對考古資料和歷史遺產的大量破壞，考古學界和全社會應該有大力發展公共考古學緊迫感，應該在實踐探索中與時俱進不斷完善。
中國的公共考古學已經起航，而作為一個歷史悠久、考古資源豐富的遺產大國，公共考古學也將會因時代之需而成為未來中國考古學最耀眼的增長點之一，也會成為在國際遺產界最具特色和富有貢獻的領域之一。
總結
考古知識的普及、傳播最近已經成為主流媒體和社會關注熱點，考古學與公眾的關係也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使得公眾考古學、公共考古學成為考古學理論探討與方法探索的前沿之一。
本文從考古調查發掘所涉經費、土地和考古出土文物、資料資訊，到考古知識、理論、技術方法的社會共享，再到考古之後文物、古蹟、遺址的保護、利用、管理無一不是社會性問題出發，提出從來就不存在真正的“私人的考古學”，考古學和相關方面應該加強公共考古學建設與發展的觀點與相關思路。
文章認為，科學考古學滿足考古學家和人類面向古代的求知慾望，而公共考古學則是面向人類基於歷史的未來可持續發展資源、資訊、知識管理和價值觀建構的考古後問題，是考古學資源和文化遺產保護利用與管理的社會性課題與實踐。公共考古學是科學考古學的延伸或應用，科學考古學是公共考古學的學術基礎與支撐。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對考古學以及考古資源的保護利用與管理提出了新的時代要求，也為中國公共考古學的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性機遇。
（文章出處：曹兵武：《考古學的公共性及其時代價值》，《中國文化遺產》2022年2期21-24頁。註釋與引用，請參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