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藝術都是人間映象
——長篇小說《鏡中》創作談
文|艾偉
2017年春，我的一位生活在國外的朋友遭遇了無妄之災，就像好萊塢電影裡所描繪的，幾個異族人闖入他家，他的妻子和孩子死於非命。他那天剛好在另一個城市出差而倖免於難。我的朋友是一位溫和而善良的人，他並無仇人，卻偏偏遭遇瞭如此殘酷的個人災難。我聽到這個訊息試圖安慰他，卻發現任何語言在如此慘烈的事件面前都是輕佻的。
我隔著螢幕都能感受到他的悲傷和仇恨。他那兩個可愛的孩子和他的妻子瞬間從他的生命裡消失了，一個原本熱鬧和美的家庭就此毀掉了。他一定感到這世界頃刻間變得空空蕩蕩。我朋友的經歷帶給我強烈的無常感和無力感。我非常擔憂他。老天把他打入了地獄，以後他將如何面對如此殘酷的創痛？如何面對這個世界？如何面對自我？又將如何解決以及安置這些問題？
《鏡中》的靈感就來自對這些問題的思考。當然現在讀者諸君讀到的小說和我朋友的故事已沒有任何關係，小說里人物的身份、職業以及所構築的社會關係亦和我的朋友完全不同。它變成了另一個故事，變成了一個關於慈悲、愛以及寬恕的故事，一個關於如何在破碎的生活中安頓我們心靈的故事。
2017年以來，我一直在構築這個故事。這個故事在慢慢成形，當然它並不那麼清晰，即便在我動筆開始寫作時，也還是混沌的。這部小說需要眾多知識，我開始做大量的功課，也跑了許多小說寫到的地方。真正開始寫作是2020年下半年，《鏡中》這個題目幾乎一開始就高懸於文件上方，下面尚是一片空白，就像鏡子本身。它會照亮未來漫長的寫作旅程嗎？開始我不確定這個名字是否好，我只知道這個名字和我所寫的內容是高度契合的。有幾位朋友知道我在寫長篇，問我名字，他們竟然都覺得不錯。有一位朋友問我為何起這樣一個看上去如此哲學的名字，我開玩笑說，任何藝術都是人間的映象啊，小說當然也是。小說就是透過虛構一個自洽的世界照見你我，照見人世。《鏡中》這個題目伴隨我整個寫作過程，一直沒有變過，這在我的寫作生涯中非常少見。
小說作為人類經驗的容器，它表面上模擬的是人類生活，但這一古老的文體有著自己的智慧。中國作家在人間煙火的描摹上好極了，關於活色生香雞飛狗跳的生活書寫，中國作家恐怕是世界文學中最為出色的群體。以我個人的淺見，我們寫下我們的經驗，同時還需要對經驗進行辨析和思考。我在《中國經驗及其精神性》一文中談到過這個問題：作為今天的中國作家，面對豐潤而蕪雜的經驗世界，他有責任去找尋屬於中國人的內心語言，有責任去探尋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即身為今天的中國人，我們生命的支柱究竟是什麼，中國人的心靈世界究竟有著怎樣的密碼，我們如何有效地、有信服力地開啟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並找到中國人的“靈魂”。
當然，當我這麼說時只是在說我想努力這麼做，並不是說我做到了。
這部小說的故事雖然發生在全球多個城市，但主要還是在杭州，至少故事的根脈在杭州。這是我第一次寫杭州。我覺得杭州值得書寫，想象這座城市時，她帶給我源源不斷的靈感。在小說裡我寫下了諸多杭州的風物，我願意把這部小說當作我寫給杭州的一首讚美詩。
微信專稿
長篇小說《鏡中》發表於《當代》2022年第2期
《愛人同志》
《當代》2002年4期
艾偉長篇小說《愛人同志》發表於《當代》2002年第4期，獲《當代》文學拉力賽分站冠軍，收入《當代》書叢，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8月版
《南方》
《當代長篇小說選刊》
2015年5期
艾偉長篇小說《南方》發表於《人民文學》2015年第1期，《當代長篇小說選刊》2015年第5期選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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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寫了一個世俗的世界，一個沒有神的世界，一個慾望支配一切的世界。這個世界和今天非常相似，無論官場、商場、情場，甚至宗教場所，在經驗的層面幾乎依舊概括著今天中國人的生活。也就是說，這部小說記錄的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在今天看來依舊是有效的，鮮活的。這是非常了不起的，至少《金瓶梅》這類小說，在記錄中國人的日常經驗上是有力量的。
可是，在《金瓶梅》裡，我們很難找到西方小說中人的“兩難選擇”“靈魂的掙扎”等等這樣對人的精神性想象。在《金瓶梅》中，人的選擇是非常輕易的。西門慶幾乎是慾望動物，眼中除了色慾，什麼都不懼怕。西門慶娶回家的女人都有命案在身，潘金蓮殺了武大，李瓶兒也參與到對其夫花子虛的謀害中，把這樣的女人娶回家，需要多麼大無畏的堅強的神經。《金瓶梅》中對“愛”的選擇也是如此。“愛”是一個西方概念，對中國人來說這個詞是一個所謂的現代性詞彙，因為“愛”這個概念裡面有精神性元素。在現代以前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愛”是不出現的，至少是不出口的。在《金瓶梅》中，李瓶兒對西門慶的情感勉強可以用“愛”之名，至少她是西門慶女人中對西門慶最具獻身精神的一位。但就是李瓶兒，她的選擇同樣是輕易的。西門慶因有事，一個月沒去看她，她迅速嫁給了醫生蔣竹山，在文字中我們看到的僅僅是李瓶兒種種實際的考量。這符合中國現實——一個女人在選擇婚姻時沒有什麼浪漫可言。
“現代小說”這個概念和“愛”一樣本質上來自西方。西方古典小說強調人選擇的艱難困境，西方現代小說則在各種人文學科新成果的基礎上加強了對人的精神性想象，把敘述的觸角深入到人的黑暗的無可名狀的潛意識領域。我不否認自己對小說的理解受西方的影響，甚至關於人的想象也帶有西方人文學說的影子。至少我作為一個小說家相信，人不是我們習見的那個平庸的人，人比表面更復雜，人是有著偉大夢想和奇蹟的。我因此在小說中更願意探討人的精神層面的問題。但在以《金瓶梅》為代表的中國世俗小說傳統中，雖然有效容納了中國人的人生經驗，但至少對人的想象是單一而平面的，很少出現“靈魂”這樣的概念。
中國作家面前至少有兩個傳統：一個是西方傳統，一個是中國傳統。對中國作家來說，他所面對的這兩個傳統未必是相容的。因為這兩個傳統完全是兩種思維方式，有著相反的方向。西方的傳統中，觀察這世界的方法通常是自上而下的，有一個關於世界的基本模型存在，然後考察人在行動中的艱難選擇並試圖探究人的無限可能性；中國的傳統基本上是自下而上的，注重具體而微的日常細節，並由此升騰起人生的虛無感。如何既能在文字中充分容納中國經驗，又和西方關於人的精神性想象和理解接通，在我們的寫作中可能依舊是個難題。
……
在當下，中國人的經驗世界無疑是龐雜而豐沛的，如何去處理這個無比豐盛的經驗世界，並從中找尋出屬於中國人的內心語言，是一樁極其艱難的甚至是開拓性的工作，如前所說，這依舊是一個難題。不過，我們既然從事了這個職業，我想，我們都有責任去探尋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即身為今天的中國人我們生命的支柱究竟是什麼，中國人的心靈世界究竟有著怎樣的密碼，我們如何有效地具有信服力地開啟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並找到中國人的“靈魂”，我覺得這一切還是值得作家們去探險的。
——摘自艾偉
《中國經驗及其精神性》，
《揚子江文學評論》2020年4期
作者簡介：
艾偉，著有長篇《風和日麗》《愛人同志》《愛人有罪》《越野賽跑》《盛夏》《南方》，小說集《鄉村電影》《婦女簡史》《整個宇宙在和我說話》《過往》等，另有《艾偉作品集》五卷。多部作品譯成英、意、德、日、俄等文字出版。現為浙江省作家協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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