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人文教育的路徑：志道據德，依仁遊藝
我們再來看一個人何以成長為人、成為君子的具體路徑。《論語·述而》有云，“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在這裡，“志據依遊是孔子教人求學之方法。道德仁藝是孔子教人所求之實學”。這提示我們人文教育展開的基本路徑：
“志於道”就是要立意高遠。人文教育實踐的根本出發點就在於立志，也即打開個體的心智世界，帶出個體高遠的志向，志存高遠。“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所謂立志就是志於學道，學習“大學之道”，也即學做大人、君子。“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士志於道，目的乃是導正個體人生，引導人生的方向，同時保持個體之於現實世界的獨立性。“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人生在世，當然不能免於利益，但一個人不能只汲汲於一己私利，而應有道義之心。人文教育就是要激發個體內心對道義的追求，激勵個體對美善事物的更高欲求，喚起個體精神的超越性。顯然，個體立志絕非簡單地在想象之中樹立一個觀念性目標，而是在自我生命中湧現出一種自我精神成人的渴望。這意味著立志並不僅僅是一種知識性的事件，而更是一種文化性的事件，一種自我生命文化化的實踐，立志的背後是個體生命以何種方式文化化。
“據於德”是指為人處世的行為以德為基本依據。“志於道”乃是要引導個體人生立意高遠，但個體發展必須植根於現實性，“據於德”就是尋求個體人生髮展的現實依據。人文教育的具體內涵就是要喚起個體充分的現實感，讓個體深切地理解人與人、人與事物、人與世界的內在聯絡，由此而明瞭現實的德性要求，並以之作為自我人生的客觀依據。《禮記·樂記》有云，“德者得也”，德就是將高遠的天道經由現實事物的啟迪而轉化成個體自我的領會，也即得道於心。個體的思想要“志於道”，個體的行為則要“據於德”。所謂厚德載物，也即惟有當個體充分地意識到自我與他人他物以及整個世界的根本性聯絡，一個人才能更多地包容、接納他人他物，接納世界，承擔自我對他人他物以至整個世界的責任。人文教育就其內涵而言，就是要敞開個體與周遭他人他物的聯絡，讓個體更充分地理解自我、他人、國家與世界。
“依於仁”是依傍於仁，即個體如何切實地弘道與行德，還有賴於個體自身生命本體，有賴於個體自身的生命情感態度，也即個體對人對物的仁愛之心。如果說“據於德”更多地是從現實性考量，即從個體對現實人倫物理之領會來作為個體行為的客觀依據，那麼“依於仁”就是要從主觀意願出發，即如何切實地培育個體的仁愛之心，培育個體向著周遭他人、天地萬物的親近感，引導個體在向著他人他物的愛與親近的過程中真實地開啟自我生命，在自我生命中活出他人他物，活出自我與他人他物的本體性的聯絡。由此，“民胞物與”就不再是一種外在的規定，而是自我生命在世的切身性經驗，是自我生命的真實內涵。在這個意義上，人文教育就是要啟用仁愛之心，拉近個體與周遭人物的聯絡，讓個體真實地活在民胞物與的生命關懷之中。
“遊於藝”的“遊”是游泳的遊，也即暢遊、悠遊、同遊，“藝”包括禮、樂、射、御、書、數等六藝。這裡涉及到的是人文教育的基礎實踐樣式。“遊於藝”乃是在遊於六藝的過程中讓自我身體浸潤其中，由此而讓個人身體整體性地開啟，即在多樣性的教育情境中讓個人身心得到整體性的涵蘊與歷練，讓個體天賦能力得到多方面的磨礪與激勵，進而獲得自我生命的多樣性趣味，增進自我生命的充實與飽滿。孔子深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遊於藝”就是要讓個體在修道過程中從容地舒展個體生命，惟有當個體生命能從中切實地找到快樂，才能長久地求道、行道。《史記·孔子世家》記錄孔子在陳之厄，“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絃歌不衰。”孔子之所以身處困厄，依然絃歌不衰，不僅僅關聯於其“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的人生格局，同樣直接地關聯於其“遊於藝”的生命涵養。“遊於藝”的實質正是讓人的情感在現實諸種際遇之中有所安頓，讓人的多種天賦能力得到合宜的釋放，進而讓個體言行內在地合於正道成為可能。
“志於道”是引導個體立志高遠，避免自我生命的狹隘與自我封閉；“據於德”是讓個體獲得自我人生的現實依據，避免個體人生的任性與淺陋；“依於仁”是敞開個體的仁愛之心來親近世界，增進個體人生的意義感，避免個體生命的虛空與冷漠；“遊於藝”是讓個體人生悠遊六藝，激發個體生命趣味，形塑個體從容遊於六藝的生命形態，避免個體生命的枯燥與乏味。孔子曾談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一個人處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狀態，意味著這個人的自我封閉；而孔子勸其博弈下棋，也比無所事事好，其實是想透過必要的技藝活動來敞開個體生命，讓一個人有所執著，由此而增進個體生命在世的經驗，避免個體存在的虛空。這意味著“遊於藝”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遊於藝”又是需要超越的。“人慾為君子，行於世，不能無技能，亦當超然於此，而‘志於道’。”孔子的可貴就在於以“多能鄙事”為基礎，而又能“志於道”，他不反對各種技藝，只是主張一個人不應止於技藝，要超越各種技藝而“志於道”。
我們再進一步分析道、德、仁、藝四者：道指涉的是天地世界，德指涉的是社會世界，仁指涉的是心靈世界，藝指涉的是生命世界。志於道是放眼於天地世界，由此而在天地視域中敞開個體成人的本體依據，讓人志趣高遠，提升個體成人的格局；據於德是立足於社會世界，尋求自我與社會的有機聯絡，歷練個體德性；依於仁是紮根於心靈世界，從個體心靈出發，培育個體向著他人與世界的開放性，形成個體與他人和世界之間的通達；遊於藝是成全於生命世界，是讓個體最終以自信而從容、豐富而優雅的生命形態活在世界之中。從內在邏輯秩序而言，個體人文教育的展開乃是以“志於道”為先導、以“據於德”為依據、以“依於仁”為基礎、以“遊於藝”為落實。從個體發生序列而言，個體人文教育乃是以“遊於藝”為起點，讓個體從容地活在現實世界之中，激勵個體生命的開放性；逐漸喚起個體的仁心自覺，也即“依於仁”；進而讓個體理解、融入社會的倫理規範，切實地“據於德”；再提升個體對更高的道的領悟與踐行，也即“志於道”。“遊於藝”正是個體反過來“依於仁”、“據於德”，並“志於道”得以可能的生命基礎。
不難發現，在孔子這裡，人文教育實踐乃是在道、德、仁、藝之間的不斷往返，一點點打磨個體生命，逐步臻於完善之境。這裡的路徑實際上與孔子所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教育路徑幾近一致。所謂“興於詩”，就是以《詩》之教來啟用個體生命，同時以《詩》之“無邪”來導正個體生命；“立於禮”是為《詩》所興起的個體生命導向現實的禮儀秩序，讓個體在有分別的現實生活中找到個人的合理位置與行動依據；“成於樂”則意味著個體向著天地萬物開啟自我，找到自我融入天地萬物內在秩序，也即融入“道”的路徑，走向生命的和諧之境，正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