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乘旦：中國文科為什麼要交叉，且必須交叉？
作者：錢乘旦，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
微信平臺編輯：周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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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身處動盪、變化和不安的2020年，太多現實迫使我們正視人類社會存在的問題，並重新展開深入的思考。但人們也發現，如今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似乎並不能很好地發揮解析變化、指導行動的功能，特別在高度分科化的今天，傳統的研究方法和學科思維正在喪失解釋力。北京大學教授錢乘旦指出，當今世界理工科交叉已經司空見慣，而文科發展也到了必須要交叉的時候。他指出，人類知識發展歷程經歷了從源頭培養“通才”、知識一體化的時代，到為了適應高速發展而進入分科體系時代的重大轉變。分科的優點在於專業化，缺點則在於它導致知識分割——知識被切成小塊，彼此間的聯絡丟失了。結果是研究雖然越做越深，但也越做越小。他認為，今天已到了一個臨界點：若再不打通學科界限，那麼不僅知識的增加日益不可能，而且連更深入的研究都難以做到。要使文科獲得實質發展，以適應時代需要，學科交叉勢在必行。而學科交叉主要是三個方面：一是知識，二是思想，三是方法。對於當前的知識生產者，沒有廣度，則難以更深；沒有深度，則雖廣猶泛。因此，要認清並追尋知識發展的一般規律，從“博”到“深”，由“深”做“大”，最後達到知識“精”的理想狀態。
文章原載《文化縱橫》2020年10月刊，
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文科為什麼要交叉
—— 兼論知識發展的一般規律
當今世界，理工科的學科交叉已司空見慣，不交叉幾乎已無法推進。但關於文科是不是也要交叉，人們仍有不少爭論，而我的回答是：
文科也要交叉，並且必須交叉。
我們可以從知識發展的角度做出具體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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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源頭
我們先回到知識的源頭來討論“知識”——不僅是“文科知識”，而且是整個“知識”。
先看西方知識的源頭。在西方知識源頭上的三位哲人亞里士多德、柏拉圖與蘇格拉底，都是具有廣博知識的大學問家。
亞里士多德研究涉及的領域很多，包括邏輯學、哲學、政治學、倫理、道德、生物學、自然科學；還包括關於人體的研究，如運動、靈魂、記憶、睡眠、夢，等等。他一生寫過諸多著述，幾乎涵蓋我們今天所說的各個學科。亞里士多德的老師柏拉圖，也是古希臘博學多才的大學者，他最著名的著作《理想國》同樣涉及我們今天所說的許多學科，如政治學、經濟學、哲學、教育學、心理學、法學，以及關於宇宙和自然的學說，等等。柏拉圖還開啟了古代希臘的教育體系，他建立了第一所“學院”，是知識分子的培養地，後來西方的“研究院”（Academy）就源於此。柏拉圖的老師蘇格拉底雖然沒有留下著作，但透過柏拉圖的記敘可以認識到：按我們今天的學科分類，蘇格拉底是教育家，也是倫理學家，還是哲學家、法學家、修辭學家，等等。
再看中國的知識源頭。中國古代知識的集大成者首推孔子，他的著作大家耳熟能詳：按今天的學科分類標準，《詩》屬於文學；《書》是古代文獻，是孔子之前古代君王、聖人們釋出的文告，包括典章制度、言論文稿等，屬於行政管理；《禮》記載的是當時的行為規範、章法禮儀；《樂》是音樂、吟唱，屬於藝術類；《易》討論的是關於自然和人類社會變化的規律；《春秋》則是中國史學的起源。孔子的學問門類很全，按照今天的學科分類，孔子可以被稱為思想家、倫理家、政治學家、歷史學家、教育學家、美學家、經濟學家等。
孔子和亞里士多德作為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對知識的理解有很多相似之處——人們能想到的東西、能見到的東西、能觸控到的東西都是知識。知識是一個整體，不可分割。
中國古代文明的另一位哲人老子，他的《道德經》雖然只有5000字，但內容涉及哲學、政治學、倫理學、人學、自然學、軍事學、養生學、辯證法等。另一位中國古代思想家墨子，從今天的角度來看，他是最接近自然科學的學者。通觀墨子的著作，會發現他所涉及的領域除了哲學外，還包括邏輯學、政治學、軍事學，以及與自然科學相關的物理學、光學、機械、工程等。
無論在古代西方還是在古代中國，知識都被視為一個整體。在知識的源頭上，學科分類並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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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教育
傳統教育的情況又如何？在歐洲，柏拉圖建立的雅典學院的基本學習內容是“四科”，即算術、幾何、天文、音樂。按照柏拉圖的設想，進入學院學習的人都是已經接受過初等教育，並能夠繼續深造的可塑之材。初等教育的主要內容是讀、寫、算、騎馬、投槍、射箭、音樂等，也是一種全科教育。
到了中世紀，大約在11、12世紀，西歐出現了“大學”。大學的英文單詞“university”，其詞根是“universe”，本意為包羅永珍。大學裡所有人都要學習和了解神學、醫學、法學、數學等課程。另一方面，當時所謂的學院“college”含義也與今天“外國語言文學學院”那樣的“college”不同。歐洲中古時期的“college”，是有錢的貴族地主或富商捐一塊地，建一所房子，供養有志於專心做學問的人。直到今天，在英國的劍橋和牛津，這種形式的學院仍舊存在。中世紀晚期出現的英國公學，是專門培養貴族子弟的學校，這種公學裡的課程，也涵蓋了宗教、文法、古典、修辭、數學、騎馬、射箭、體育運動等豐富的知識。
古代中國，周代的官學學的是“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六藝”與柏拉圖的公民教育幾乎一樣，相隔萬里的兩地人民對知識的理解竟如此相同。後來孔子創辦私學，教授的主要內容是儒家學問，這些知識也不存在所謂的分科分類。關於中國的傳統教育，民間有這樣一種說法，叫“琴棋書畫，無所不通”，“才”“藝”“學”三者是不分開的。
無論是在西方的傳統教育中，還是在中國的傳統教育中，知識是一個整體，不能分門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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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典範
在那個漫長的時期裡，
對於希望學習和掌握知識的人來說，最大的要求就是什麼都懂，樣樣都會，要博學多才。
以這樣的標準培養出的文化人是什麼狀況？
首先看歐洲。在羅馬帝國後期，基督教成為官方意識形態，出現了一批宗教學問非常深厚的學者，奠定了基督教的一些基本的理論和觀念。這些人後來被尊稱為教父。教父中最著名的是奧古斯丁，他的著作《上帝之城》是一部關於人類社會、政治制度、國家形態的著述。這部書除了涉及神學、哲學之外，還包括政治學、美學、戲劇、文學、歷史哲學等。奧古斯丁是一個全方位的學問家。
進入中世紀，人們的思想受基督教束縛，整個社會上有“文化”的人很少，連國王和貴族大多都不識字。文化人集中在修道院內，最著名的人物是托馬斯·阿奎那，他的《神學大全》內容涉及面很廣，包含神學、哲學、倫理學、經濟學、政治學、邏輯學。
文藝復興時期的大師大多多才多藝，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達·芬奇。達·芬奇絕不僅僅是個畫家，他還會畫地圖，而且懂解剖，畫過人體解剖圖；另外，他懂雕塑、建築、音樂、數學、工程、文學、地質學、天文學、植物學、古生物學等。他曾有過許多發明，製造過各種精緻的小儀器和小機械，如今天流傳甚廣的“達·芬奇密碼”，就源於他發明的“達·芬奇密碼筒”。
提到啟蒙時代，就不得不提康德。關於康德，我們會稱其為大哲學家，但他還是個科學家和天文學家，他是第一個提出太陽系是由很久以前的星雲逐漸匯聚而最終形成的天文學家，他寫過《自然通史和天體理論》《論月球對氣候的影響》等與自然科學相關的作品。他還涉獵歷史學、國際關係學、邏輯學、地理學等知識，分別著有《世界通史的想法》《永久和平論》《道德形而上學》《邏輯》《自然地理》等。如果僅把康德看作是哲學家，恐怕就委屈他了。
中國古代的學問家也是如此。漢代司馬遷的歷史著作《史記》涉及的內容非常豐富，包括經濟、立法、政體、官職、律令、典章、財政、治水等，涵蓋了在今天看來屬於不同學科領域的廣泛知識。三國人物諸葛亮通常被視為傑出的戰略家，他熟諳軍事，能夠指揮千軍萬馬。但他還是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書法家，懂得星象、氣象、地理、卜卦、機械、水利等，真可謂琴棋書畫，無所不可。
宋代朱熹是宋明理學的開創者之一。但與康德一樣，朱熹不能僅僅被看作是哲學家，他對經學、史學、文學、書畫、樂律，乃至自然科學都有研究。明朝晚期的徐光啟作為西學東漸最早的代表學者，通曉數學、天文、曆法、水利、農學、軍事等知識，還翻譯了許多西方作品，如《幾何原本》《測量法義》。有意思的是，徐光啟既是一位有深厚的儒學修養計程車大夫，同時又是天主教徒。
可見，在古代，無論在中國還是在西方，有成就者，一定是能將各種知識融會貫通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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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科及其優缺點
近代以後，“知識”發生了重大變化：知識被分割，“學科”的概念出現。
這是關於知識體系的一次重大轉變，造成轉變的原因有兩個：
第一，16世紀開始，西方科學快速發展。
16世紀的天文學和解剖學，17世紀的物理學和醫學，18世紀的化學和生物學……19世紀至今，都是科學的全面發展時期。這種情況使古代那種全科型、全才型的“文人”邊緣化了。儘管“文人”的知識面非常廣，但
若要在某一領域無限鑽研、不斷向深度發掘，以滿足科學發展的需要，就力所不及了。
於是，一批專業人才，如天文學家、化學家、生物學家等就出現了。科學發展要求知識的分科，按學科分類的知識體系就形成了。
第二，研究和學習的場所也發生了變化，出現了現代大學
。威廉·洪堡首創現代大學的雛形，此後全世界的大學都按照這一模式組建。中世紀的學院制慢慢被打破，在現代大學中，出現了一個個專科和專業院系，如神學系、文學系、哲學系、生物學系、物理學系等。洪堡關於大學的一個基本理念是教學與研究相結合，以前學校主要是學習的地方，洪堡則提倡
將其變成做研究的場所，並且研究得越深越好。這樣，一批專業研究人員出現了，專注於對某一領域的某些問題進行挖掘，
院系分割的形式隨之出現，現代大學在此基礎上組建而成。
現代大學的發展促使學科制形成。首先，學科制將理科和文科分開；在理工科又分出物理、化學、機械，工程，計算機、人工智慧等學科。文科也跟著分割，分出了文學、史學、哲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等學科。與之相適應，專家群體相繼湧現，諸如物理學家、化學家、生物學家、歷史學家、文學家、政治學家等，以前那種通才型學問家逐漸不存在了。
學科的分類和專家的興起當然有其好處。
分科的優點在於專業化。人們在某一領域、某一問題上的研究越做越深，人類積累的知識也就越來越深厚，學術含量也不斷提高。
在理科研究中，我們對世界的認識從看得見、摸得著的物體深入到分子、原子、基本粒子層面，後來基本粒子也被打破了。同樣，在文科研究中，例如對一個歷史問題的研究以前是大而化之，只知道基本輪廓，現在研究的內容則越來越詳細。
但分科的缺點也很明顯，它導致知識分割。知識被切成小塊，彼此間的聯絡丟失了。學術雖越做越深，但同時也越做越小，
學者們的領域不斷縮小，最終變成一兩個專題。“領域”不見了，留下的是“課題”。專家們對自己的課題有深度瞭解，相互之間卻不通氣，而且很難通氣——因為“隔行如隔山”。這樣，一方面學術的深度不斷突破，對問題的瞭解越來越深；另一方面知識的廣闊性日益受阻，新領域和新知識不易出現，而且越來越困難。
當分科的優越性體現得愈加充分的時候，分科的缺陷也就暴露得更加清楚。
今天似乎到了這麼一個臨界點：若再不打通學科之間的界限，那麼不僅知識的增加日益不可能，而且連更深入的研究都難以做到了，學科界限成了障礙。
到這時，突破學科分割，實行學科之間的交叉，用不同學科的方法和角度以及不同學科之間的知識積累，對某些問題做共同的探討，就成為新的需要。這個趨勢首先在理工科形成。在20世紀下半葉，交叉之風盛行於理工科，由此造成科學技術的爆炸式突破。文科的交叉相對緩慢；但我們靜觀過去半個多世紀文科的發展，重大的學術成就也離不開學科交叉，甚至是大跨度的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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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交叉的必要性
文科交叉已經是大勢所需。雖說死守原有的學科邊界，在研究課題上繼續深究，仍然可以做出成績；然而，要使文科獲得質的發展、更符合時代的需要，交叉就是舍其不可的。
首先，對有些文科來說，不交叉是沒有辦法做學問的，
例如心理學和人類學。這兩門學科的知識基礎就是不同學科，例如生物學、動物學、遺傳學、體質學、生理學等，若沒有這些知識，這兩個學科本身也就不存在了。像這一類學科，其本身就具有交叉學科的性質。
其次，有些學科本身有研究基礎，但隨著研究的深入，需要做學科交叉才能有新的突破。
比如研究族群起源，這個問題屬於民族學或人類學。以前的學者依據文獻做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文獻記載往往不全，而且不確定性很強。如果採用學科交叉的方式，就能解決很多問題，比如利用比較語言學和語音學的方法可以大體瞭解一個族群的分佈範圍和遷徙路徑，有可能畫出一個相對清晰的變化過程。如果更進一步，利用分子生物學基因測定的方式，那麼族群的起源與變遷會變得更加清晰、更加可靠。
第三，學科交叉促進產生新的知識，這些知識在單一學科的框架下是得不到的。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現代考古學。考古學的傳統做法是野外挖掘，靠一把鏟子、幾本書，有很多問題弄不明白。而如果引進新的手段進行研究，比如和理科交叉，利用航拍、碳14同位素測定、花粉測定甚至更先進的科學方法，或和其他文科交叉，例如和歷史學、宗教學、美術學、星相學等交叉，就可能得出更豐富、更深入的考古成果。所以像這一類學科，透過交叉獲得新知識，推動了學科向縱深發展。
第四，學科交叉還能催生新的學術領域，產生新的學科。
例如歷史學是一個古老的學科，其傳統課題是政治史、軍事史、外交史。直到20世紀“新史學”的出現，史學與其他學科結合，才變成了記載人類一切活動的歷史：與社會學結合形成社會史，與心理學結合形成心態史，與經濟學結合形成經濟史，與醫學結合形成醫療疾病史，醫療疾病史再和社會學結合又形成了醫療社會史，等等。
有兩個新領域特別值得注意，一個是現代化研究，另一個是區域與國別研究。
現代化研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形成的新研究領域。“二戰”後，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對一批新興國家的發展模式及其現代化過程有著強烈的研究衝動和意願，現代化研究由此應運而生。介入現代化研究的學科很多，如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歷史學，產生了很多著名的研究成果。諸如依附論、世界體系論、後工業社會論、生態現代化、可持續發展等理論，都是該領域重要的派生物。
區域與國別研究同樣出現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與世界格局的整體變動密切相關。區域與國別研究最初集中在歐美地區發達國家，尤其在美國，這也和美國的霸權地位有關。如果說現代化研究更加關注新興國家的發展道路和轉型模式，那麼區域與國別研究關注的就是各國各地區的整體狀況，從人文到地理，從歷史到現狀，涉及範圍非常廣。這樣的關注角度，要求幾乎所有學科（不分文理）儘可能介入，而事實也確實如此。例如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一共有200多位學者，所分佈的學科包括政治學、軍事學、歷史學、經濟學、管理學、文學、語言學、新聞學、法學、社會學、人類學、哲學、宗教學、教育學、考古學、公共衛生學、生物學、環境研究、科學史、建築學等20個領域，可見該機構的學科交叉已經到了何種程度。
談了學科交叉的必要性後，我們需要弄清楚一個基本問題，即 “交叉”是什麼意思？
交叉有三層意思。首先是知識交叉
，它意味著學者們要有多學科的基礎知識。一個人不可能對所有領域都很精通，樣樣是專家，但他要對多個領域有了解，可以進行多學科的思考。
其次是思想交叉，
即我們要確信在當今這個時代，交叉是方向，理工醫農是這樣，文科也是這樣，各科學者都抱著交叉的理念，才能樹立交叉的思想。
第三是方法交叉，
即借用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事實上，現在有很多的文科研究，如果不採納理工科的研究手段、思維方式和儀器裝置，已經不容易深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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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知識發展的一般規律
最後，我們對知識發展的一般規律做一個總結。借用人們常說的一個關於知識理想狀態的成語，即“博大精深”，我們可以把這四個字拆開：
“博”：人類知識長年積累，經過千百年，形成一個知識的整體，由此出現一批博學多才的人，他們掌握著豐富的知識，如前面提到的亞里士多德、孔子、阿奎那、諸葛亮等，這些大學問家代表著早期知識的“博”，成為文人典範。
“深”：知識向前推進，人們對每一個知識點進行深究，於是就出現一次從“博”到“深”的轉換。轉換髮生在近代以後，學科開始分門別類，知識的分科就出現了，研究機構專門化，學者也專門化，出現了“專家”。由博到深是知識體系的一大變化，“專家”和“專業”是其特徵。
“大”：知識在“深”的階段上越做越細、越做越小，就出現“隔行如隔山”的情況，不僅在學科之間“隔行隔山”，在同一個學科、不同研究方向也相互隔絕，從而對學術的拓展造成障礙。到這個時候，就要求打破學科障礙，實行多學科合作，進行跨學科研究。學科交叉的趨勢就此產生，知識發展進入到橫向連線的階段。
“精”：由“大”帶來新局面，交叉如同滾雪球，原先“老死不相往來”的各個學科互相滾動，越滾越大，最終出現新的轉折。學科的邊界被打破了，專家們互通有無，知識形成了流動的狀態，可以為任何領域的專家們在任何學科的研究中所運用。知識進入理想狀態，也就是“精”。
如此分解後，就概括出
知識發展的一般規律，即從“博”到“深”，從“深”到“大”，最終達到“精”。
對所有學者來說，包括文科學者，交叉就非常重要，它幫助我們從“深”做到“大”，再從“大”做到“精”。每個學者都會有自己的學科屬性，學科就是“深”；但同時也要有跨學科的知識，跨學科意味著廣和“大”。深和廣是相輔相成的，彼此是辯證關係。
在當今這個知識大發展的時代，對任何一位學者來說，沒有廣度，則難以更深；沒有深度，則雖廣猶泛。
文章原載《文化縱橫》2020年10月刊，
原題為“
文科為什麼要交叉
——兼論知識發展的一般規律
”，篇幅所限，內容有所編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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