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卻部分“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的人物，大部分士人還是選擇出仕的，在士與諸侯的君臣關係這個問題上吳起的一生可以作為戰國早期士的典型進行討論，吳起最初也是受“好學之風”影響的人：
“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遊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史記·孫子吳起列傳》）
吳起如同許多士人一樣，選擇遊仕的方式入仕，然而運勢不濟，緊接著便轉向了“學”，雖然與曾子產生了一定的矛盾，但最終還是“學兵法以事魯君”完成了出仕的願望。這段故事的具體真實性雖然一直為人懷疑，但大體上勾勒吳起出仕前的歷史輪廓卻是不錯的，吳起雖然仕途不順，但也依舊還是像其他士人一樣有著選擇主君的權利與原則：
“魯季孫新弒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衄，已衄而灰，已灰而土。及其土也，無可為者矣。今季孫乃始血，其毋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韓非子·說林上》）
吳起在“學兵法以事魯君”的過程中既不像傳統的君臣守供養之恩也不像一些士人報“知遇之恩”一樣，而是在發現魯國政局有變後直接選擇了離去，這也是比較典型計程車人方面處理只是“相互需要”的君臣關係的原則，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季孫作為魯國大夫，弒君並把持著政治也是如第一章孔子所說的“無道之國”的典型，公族與大夫便是在早期李克這樣的賢士一旦涉入了君臣關係下，也不敢輕易討論的“尊”與“親”，早期身處“疏”與“卑”之勢計程車人完全無力與之抗衡。
吳起第二次入仕的物件是魏國，以禮賢聞名的魏文侯也予吳起以西河守：
“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史記·孫子吳起列傳》）
但當禮賢下士的魏文侯死後，魏國的廟堂也發生了變化，而主動勸諫魏武侯的也是吳起：
“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亦嘗有以楚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乎？”武侯曰：“楚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曰：“楚莊王謀事而當，君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之言也。曰：諸侯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群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吾是以有憂色也。’楚莊王以憂，而君以憙。”武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新序·雜事》）
這則材料非常有趣，在魏文侯身故之後，魏武侯不僅沒有繼續魏文侯尚賢時對“師”與“臣”的區別態度，反而“謀事而當”並十分得意，吳起則及時地指出了魏武侯態度上的過失並說服了魏武侯改正這一過失。
要特殊指出的是，在吳起勸諫魏武侯以楚莊王事時所舉的“諸侯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己若者亡。”的理論雖不能證實其在歷史上的真實性，恐怕也難以作為事實說服魏武侯，但卻可以看出，在這則故事中，吳起此時雖熱已經是官至西河守，但仍舊保持著“士”渴望在君主前取得“師”者的禮遇、其次也是“友”的話語權，最差也可以作為“疑者”勸諫，這再一次的強調了士人在戰國時期出仕時的意願和自尊，也表現出了被君主“特殊禮遇”的渴望。
要解釋的是，作者並不是認為這則距離吳起活躍的時代數百年之久的材料描述的故事一定是歷史事實，甚至上述觀點所圍繞的“楚莊王故事”都很有可能是後世士人為了強調其階層的自尊而進行的發揮，但吳起勸諫魏武侯的故事無論戰國時還是後世都多有流傳，且最終確實也因為矛盾吳起再次離開了魏國，這些故事可以流傳下來至少可以說明吳起作為士人確有對不重視禮賢的君主有著抗爭。
吳起勸諫魏武侯也不僅一事，在吳起為政的西河也曾直言勸諫魏武侯：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豈不亦信固哉！”王鍾侍王，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修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是伯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廬、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釜，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也，人民非不眾也，然而可得並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 （《戰國策·魏策一》）
可以說吳起對於魏文侯、魏武侯予以西河之政的重任還是十分盡責的，只是吳起與魏武侯的關係還是距離“師”、“友”有一定的差距，他的政見還是沒有得到重視，尤其是關於西河：
“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休，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志，視舍天下若舍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而應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也不久矣，魏國從此削矣。”吳起果去魏入荊，而西河畢入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以先見而泣也。”（《呂氏春秋·觀表》）
據《竹書紀年》的記載可知，王錯是“魏大夫”，也即前文所提到的王鍾，按照魏武侯身死後的記載，他的地位與影響應該更在做西河守的吳起之上，與魏武侯的關係也更為親近，吳起在這一次政見不能實現後更是表達了“泣西河之為秦”的感嘆，因為君主的“不知”，吳起選擇了離開魏國入楚，但較之在魯國的所作所為，吳起對委自己以西河之政的魏文侯、魏武侯也算是滿足了孔子對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的要求，只是我們可以明確的窺見吳起想將自己與君主的關係不止停留在“卑不謀尊、疏不謀親”的關係卻不可得的無奈。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史記》中吳起出奔的原因有著另外的一個版本：
“田文既死，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柰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柰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史記·魏世家》）
關於這兩則記載孰是孰非的討論近代不乏有名家涉足，這也不是本文的重點，在此便不多做論述。
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史記》所收錄的故事，大體輪廓依舊是吳起因為與君主關係更加親近的公族有了分歧，並且因為與國君之間的“信任危機”最終離開了魏國，這兩則故事之所以可以在戰國到秦漢時期被流傳開來，除卻有敘述故事本身的功能外幾乎全都指向了公族對士階層的排擠，顯然這已經是士人想要傳達的一個資訊了。這裡我們再回顧最早魏文侯請李克評價翟璜與魏成子時李克的惶恐就不難發現，士在早期雖然會被君主作為“賢”尊重，當一旦入仕成為了君臣關係便很難可以在地位上比肩與君主更親近的公族，哪怕只是“謀”的領域。知識階層志於“以道事君”時，難免會涉入有關“勢”與“道”的矛盾，這就會讓士人遭遇多重的困難，孔門後學在孔子為他們留下“修己以安百姓”的理想和“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的原則後，在不選擇隱逸的前提下紛紛選擇以“師”道與諸侯交往也便不難理解了。
回到吳起的個例則更可以將其前兩次的出仕經歷總結為：因為公族勢力的龐大與君、臣、師、友關係的明顯區分不得施展自己的主張。不過吳起的第三次出仕也終於為他尋找到了用武之地：
“吳起為苑守，行縣適息，問屈宜臼曰：“王不知起不肖，以為苑守，先生將何以教 之？”屈公不對。居一年，王以為令尹，行縣適息。……”（《說苑·指武》）
“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史記·孫子吳起列傳》）
雖然《史記》與《說苑》對吳起這次出仕的過程描寫是有些出入的，但這兩則記載都顯示出吳起取得了楚悼王的信任並且取得了令尹（相）這種高位，《呂覽》還記載了吳起與楚王的討論：
吳起謂荊王曰：“荊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為也。”於是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荊王死，貴人皆來。屍在堂上，貴人相與射吳起。吳起號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屍插矢而疾言曰：“群臣亂王！”吳起死矣，且荊國之法，麗兵於王屍者盡加重罪，逮三族。吳起之智可謂捷矣。（《呂氏春秋·開春論 貴卒》）
昔者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慾曰：“大臣太重，封君太眾，若此則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絕滅百吏之祿秩；損不急之枝官，以奉選練之士。”（《韓非子·和氏》）
雖然受限於記載使我們無論是對吳起取得楚悼王信任的具體過程還是其變法的具體細節都不能瞭解清楚了，但吳起毫無疑問在第三次出仕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話語權和地位，甚至遍翻史書我們所能瞭解到的首先就是他對公族的整治。
要知道，在春秋末期形成“政由大夫出”的局面以後，公族往往是國家最具權勢與力量的存在，如吳起第一次出仕時“季孫弒君”，公族的權力有時甚至可以與君主對立，甚至弒君篡政，而平常，公族也是國君最為依仗的勢力，從“大臣太重，封君太眾”的理論來看，吳起的改革可以說便是一次士人執政後對公族多方面的挑戰，從君臣關係講，國君首次從傾向依賴公族轉向為更加依賴士階層，並且與士階層構建的這種關係已凌駕於屬於親屬的公族。只要獲得了君主的信任，李克答魏文侯時提到的“尊”、“卑”、“親”、“疏”這些困擾士人的“鴻溝”也在事實上被打破了，楚悼王對吳起的信任已經是後來君主對士人“以國聽之”的雛形。然而，公族勢力的過分強大，而且吳起的改革也觸動了公族勢力的核心利益——權力，最終吳起還是在楚悼王死後被殺。雖然吳起的結局是慘遭肢解且變法也以失敗告終，但遊仕之風非但沒有衰退反而愈演愈烈，並且隨著君主-士-公族可以平等甚至士可以凌駕於公族的事實的發生，這種君臣觀念也被更多的接受，吳起也逐漸在戰國時代被許多遊士作為遊說諸侯時的例子。
主要參考資料：《史記》《韓非子》《新序·雜事》《呂氏春秋》《說苑》《竹書紀年》《呂覽》《戰國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