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宏剛
國學大師辜鴻銘（1857年——1928年）有一句口頭禪：
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教在北大。
這句話實際上是辜鴻銘向別人介紹自己的身世和經歷的，他的祖籍在福建泉州市惠安縣，祖上移居到馬來西亞，後來出生在南洋馬來西亞的檳榔嶼。
10歲時，他有幸來到歐洲，經過13年的學習，掌握了英語、德語、法語、拉丁語、希臘語等9種西方語言，並獲得了愛丁堡大學、萊比錫大學等歐洲著名大學的13個博士文憑。跟西方人交談時，他沒有任何障礙，9種外語被他說得字正腔圓，並且，他還能用好幾種外語進行寫作，成為當時精通西方文化的中國人，連西方人都對他肅然起敬。
辜鴻銘的原配夫人名叫淑姑，是一名溫柔賢惠的江南女子，她不會干涉辜鴻銘做任何事，在家裡以相夫教子為本職。面對這個妻子，辜鴻銘非常滿意，稱她是理想型的妻子。
每當在寫作中出現卡殼的情況時，辜鴻銘總喜歡欣賞淑姑的小腳，很快就能獲得靈感，因此，他說她是
“自己白天的興奮劑”
。
後來，辜鴻銘遇到一名叫吉田貞子的日本女人，得知她的身世後，辜鴻銘非常同情，就為她贖身後納為偏房。跟原配淑姑比起來，吉田貞子懂文學、茶道和插花藝術，跟辜鴻銘之間經常有許多共同話題，漸漸地，辜鴻銘依賴上了她，甚至把她稱作
“自己的安眠藥”
，身邊如果沒有她的陪伴，他就會孤枕難眠。
吉田貞子給辜鴻銘留下一兒一女，跟他走過18年後因病去世。面對愛妻的去世，辜鴻銘悲痛萬分，取下吉田貞子的一縷頭髮放在枕頭下每夜枕著入睡。還為她寫了一首悼念詩：
此恨人人有，百年能有幾？痛哉長江水，同渡不同歸。
可見，辜鴻銘對這位偏房十分疼愛，她在他心裡比原配還要重要，因此，便有了“婚在東洋”的說法。
1917年，蔡元培先生執掌北京大學時，對大名鼎鼎的辜鴻銘仰慕已久，就力邀他來北大任教，主講英國文學。辜鴻銘在北大雖然只任教了6年，但對他來說，這是他人生中最得意的時光，在這裡他實現了人生抱負，所以他會說“教在北大”。
在北大任教之前，辜鴻銘曾在張之洞幕府中任職20年，這就是“仕在北洋”的由來。
在做幕僚的20年裡，辜鴻銘一手幫助張之洞統籌洋務，一手鑽研國學，時刻謹記父親的告誡：
“不論你走到哪裡，不論你身邊是英國人，德國人還是法國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國人。”
作為中國人，如果不懂國學怎麼面對列祖列宗？
當辜鴻銘記起父親的告誡，認識到國學和中國文化的重要性後，作為中國人的自豪感在他身上油然而生，就開始廢寢忘食地學習中國文化，似乎要把自己從小沒有經受中國傳統文化的薰染給加倍地補償回來。從此，他肩負起
“向世界宣揚中國文化”
的使命，最終成為學貫中西的大學者。
在“新文化人”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錢玄同等人的眼裡，辜鴻銘是一個“怪人”，只因他梳著晚清長辮，一身長袍馬褂，戴著瓜皮帽，吸著水煙，滿口之乎者也，看起來是十足的封建文化的衛道士。
然而，新文化人從來不敢小瞧辜鴻銘的學問，哪怕同樣是學貫中西的胡適先生，在辜鴻銘面前，都會畢恭畢敬地稱呼一聲老師。
辜鴻銘的《中國人的牛津運動》、《中國人的精神》等著作，在當時的影響很大，中外皆知，這些著作如同一條紐帶溝通了東西方文化，讓中國人和西方人之間的瞭解提升了好幾個層次。
辜鴻銘還是一位傑出的翻譯家。翻譯《論語》時，他有一句獨特的見解：
“讓普通英語讀者能看懂這本給了中國人智力和道德風貌的中文小冊子”。
在具體的翻譯工作中，他提出了
“動態對等”
的翻譯方法，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
“意譯法”
，拒絕翻譯家按照原文與譯文之間逐字逐句地機械性轉換，而要促使譯文在表達思想情感方面起到與原文相同的作用。
依靠這種翻譯方法，再加上他學貫中西的優勢，他把《論語》、《中庸》、《大學》等傳統典籍，以準確而優美的譯文介紹給西方人，讓西方人瞭解到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時，他又把莎士比亞、歌德、席勒、卡萊爾等西方文豪的名著翻譯給中國人，讓中國人看到了不同的世界。
同時，辜鴻銘還是一名出色的演講家，他經常在東交民巷使館區的“六國飯店”用英語講演《中國人的精神》，每一場演講的門票售價兩個大洋，每一場都座無虛席。由於他的名氣在中外都很大，所以，聽他演講的人，不同膚色的人都有。
當時，名列“四大名旦”之首的梅蘭芳人氣也很高，每場戲票為1。2大洋，但是，只要有外國人來中國，寧願花兩個大洋去給辜鴻銘捧場，也不願去看梅蘭芳的戲。在外國人心目中，他的地位非同一般。
從學問和人格上來看，辜鴻銘都很卓越，幾乎沒有任何瑕疵，所有人對他都很欽佩。
然而，還是有人會詬病他。人們詬病他的唯一原因，就是他作為博古通今的大學者，有很多觀念頗為陳舊甚至迂腐，尤其在婚姻關係上的觀念，讓人有些不可理喻。
對於納妾，辜鴻銘十分贊成，甚至還說：
如果你是個女人，控制丈夫的最好辦法就是和另一女人合力，把他壓在石榴裙下，咱們中國的納妾制度，乃社會祥和、家庭幸福之壓底絕技。
此時正值“新文化運動”熱火朝天地進行，倡導人們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推行新文學，反對文言文。在知識分子界，得到了大部分人的熱烈響應。
作為大學者，辜鴻銘不但反對“新文化運動”，還以身作則，娶了原配又娶了偏房，所以，這是知識分子界抨擊他的主要原因。
面對別人的詬病，辜鴻銘甚至得意洋洋地說：
我這一生能有如此成就，原因十分簡單，就是我有“興奮劑”和“安眠藥”始終陪伴著我。
他嘴裡所說的“興奮劑”與“安眠藥”，正是他的原配淑姑和偏房吉田貞子。
“新文化運動”推行之後，人們的思想意識和文化水平得到了顯著提高，“男女平等”的觀念深入人心，越來越多的人認同了
“
一夫一妻制
”
的積極作用，認為只有這樣才是正確的婚姻觀。
但辜鴻銘不以為然，在他眼裡，男人是天，是家庭的頂樑柱，女人是男人的附屬品，一個女人不容易照顧好丈夫和家庭，所以，“一夫多妻”才符合社會的需要。
為了證明自己說得有理，在某次演講中，辜鴻銘就此話題跟許多人展開過激烈的辯論。
有一次，他打了一個比喻，說道：
丈夫如果是
茶壺，妻子
就是
茶杯，一個茶壺
通常會
配
上好
幾個茶杯。
一位女士聽完很不服氣，反駁道：
既然一夫多妻合理，那麼一妻多夫也應當合理
。
辜鴻銘聽後不緊不慢地說：
一個茶壺配幾個茶杯是應當的，但是誰又見過一個茶杯配幾個茶壺的
？
在場的人聽後啞口無言，沒有人敢接辜鴻銘的話。
又有一位女士站起來憤憤不平地質問辜鴻銘：
為什麼我們女
人
不能作茶壺呢
？
如果我們是茶壺，那是不是也能配幾個茶杯了？
辜鴻銘循聲望去，清了清嗓子問道：
請問這位
女士，你坐車
時
是坐汽車還是馬車？
這位女士脫口而出：
有時
坐
汽車，有時
坐
馬車。
話音剛落，辜鴻銘說道：
這就對了，
不管是汽車還是馬車，都是四個輪子的車，但是不管你坐幾輛車，你們家有幾個打氣筒呢？
辜鴻銘充分發揮他的才能，悄無聲息地用另一個比喻推行了自己奉行的“一夫多妻制”，女士再次想反駁，苦於有口難辯，只能悻悻而去。
現場的人無不暗暗讚歎辜鴻銘確實是一名超級“怪才”，想說又說不過他，由他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