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葬蒼梧所在小議
古籍文獻關於舜葬的說法有很多，就《山海經》一書即有不同的說法。
其中蒼梧之野九嶷山在湘南這個說法影響最大。事實上這個說法出現時代最晚，與之前的說法並不一致。以下將《山海經》全書關於舜葬東內容都羅列出來，旁及其他先秦文獻及《史記》等史書，並試予以分析。《山海經》各部分反映的時代詳見拙文“《山海經》一書的創作編寫及流傳過程”，大致為“海外四經”反映了龍山時代中國北方沿海地區的歷史地理社會文化，內容最早，可信度最高；“海內四經”則為戰國時期的認識和觀念；“大荒四經”為戰國楚人根據傳說材料對前兩個部分尤其是“海外四經”部分的補充說明，“山經”的情況大致相同；“海內經”出現最晚，完全是附會傳說。
“海外南經”：狄山，帝堯葬於陽，帝嚳葬於陰。爰有熊、羆、文虎，蜼、豹、離朱、視肉、籲咽、文王皆葬其所。一曰湯山，一曰爰有熊、羆、文虎、蜼、豹、離朱、鴟久、視肉、虖交。其範林方三百里。
【按，此節“狄山”及下一節“嶽山”，皆指今錦屏山。狄與嶽二字古文字形近。
下文所言之堯、嚳葬，在嗟丘西。
籲咽，袁珂注以為可能是舜。舜在“海外南經”出現過，不可能在同一部分用不同稱謂。不同稱謂出現在不同部分才是合理的。筆者認為應即“大荒南經”之“因（乎）”，南方之神。
文王，筆者認為應非前人所說的西周文王，而應該是統治過此地比如徐、越、楚等國的某個“文王”。
嗟丘即今雲臺山含花果山，詳見“海外東經”開頭關於連雲港的部分。錦屏山當時為半島，故而是《海外南經》的東尾，是當時大陸伸向“東海”的一個小半島，被視為大陸的東南角，是“南經”的東尾；而下文所指雲臺山在當時則為海灣中的幾個島嶼，所以被視為當時天下的最東南角，是“東經”的南端。而兩個東南角之間不到十公里的距離，正是今天的連雲港市主城區。
“一曰湯山，……其範林三百里”。湯山或許指錦屏山近旁的其它山，比如雲台山的某一段。氾林三百里應為山南綿延的古海灣紅樹林。與在山東日照青島甚至青島濰坊之間，即湯谷一帶的氾林三百里名稱相同，位置不同。】
《禮記 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
【按，武王封上古帝王之後，應是考慮了其先發跡之地，封堯後於祝其即今連雲港東海西一帶，與堯葬在此地一帶大有關係。將舜的後代分封在陳即淮陽一帶，或與舜在此地的動
有關。】
對此也有不同的說法，如《史記 周本紀》：“武王追思先哲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
【按，司馬遷沒有說明具體依據了哪些材料。相比司馬遷這裡的陳述，筆者更傾向於上面《禮記》的說法，並且認為司馬遷將黃帝和帝堯之後封地恰好混淆，應為“黃帝之後於薊，帝堯之後於祝”，這樣就與《禮記》的說法一致了。周武王這樣分封，如前文所言，肯定有理由有根據。】
《海內南經》：兕在舜葬東，湘水南。其狀如牛，蒼黑，一角。蒼梧之山，帝舜葬於陽，帝丹朱葬於陰。氾林方三百里，在狌狌東。狌狌知人名，其為獸如豕而人面，在舜葬西。
【按，後世多因為此湘水判斷舜葬在湖南。殊不知湘水未必只有一條，此湘水未必指湖南之湘水。而且湖南之湘水基本流向為從南往北，方位參照一般敘述為湘水東西，不可能說南北。這裡說南，可見該湘水是東西流向。再者，遲至戰國末期屈原的遭遇，使我們知道，統治中心在江漢平原的楚國尚把一江之隔的湖南北部洞庭湖平原一帶都當做流放人的蠻荒之地。舜的時代竟然可以深入湘水之南？這似乎解釋不通。
而且《海外四經》裡明確說了，當時海外的西南角在今洛陽市一帶，東南角在今連雲港市一帶，最南的三苗在丹水之上也不過江。而且在海濱紅樹林“氾林三百里”附近，不可能在內陸深處的湘南，故而筆者仍然傾向於舜葬及此湘水在今江蘇連雲港到淮陽一帶的古海灣北岸。此氾林三百里，應為當時雲臺山以南直到今豫東一帶的古海灣中的紅樹林，在古膠州灣一帶也有這種海濱紅樹林“氾林三百里”。這裡說的地點還不是後來的“蒼梧之野”，而是“蒼梧之山”，而且舜與堯的兒子丹朱分別葬於該山的南北。】
《海內東經》：西胡白玉山在大夏東，蒼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崑崙虛東南。崑崙山在西胡西，皆在西北。
【按，正如袁珂等人說的，此蒼梧顯然在西北地區，與舜葬無關。】
《大荒南經》：帝堯、帝嚳、帝舜葬於嶽山。爰有文貝、離俞、【丘鳥】久、鷹、廷維、視肉、熊、羆、虎、豹；朱木、青華，玄實。
【按，堯為嚳之子，同葬一山之南北容易理解。“嶽山”即上文“狄山”，今連雲港市錦屏山，當時為大陸伸向東海（今黃海）的半島。舜作為堯大繼承者、女婿以及背叛者（據《竹書紀年》），也與堯一起葬於嶽山。】
《大荒南經》：南海之中，有泛天之山，赤水窮焉。赤水之東，有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爰有文貝、離俞、【丘鳥】久、鷹、賈、委維、熊、羆、象、虎、豹、狼、視肉。郭璞雲：今在東海朐縣界，世傳此山自蒼梧從南徙來，上皆有南方物也。
【按，從嶽山、蒼梧之山到此就變成裡“蒼梧之野”，近旁葬者也從帝嚳、堯、堯的兒子丹朱，最終變為舜的兒子叔均。可見以訛傳訛程度之烈。郭璞注言因為世傳蒼梧在湘南，故認為此山從南方的蒼梧徙而來。山如何能徙？殊不知《山海經》所言夏朝是高溫多雨的時期，其時氣候與物產正與後代之南方同。嶺南的蒼梧，在《逸周書王會解》等文獻中作“倉吾”，特產貢獻為“翡翠”就是翠鳥。潘振解釋說此倉吾在廣西梧州、玉林一帶。蒼梧一詞，顯然是源自漢語的詞彙，即“青蒼蒼的梧桐林”。如果是“倉吾”，則恐非來自古漢語的詞彙，可能是音譯自古越語，其義不明。今本《山海經》作於戰國中期，也許晚於《逸周書》，則最早可能即為“倉吾”。再者，即便都叫蒼梧，也不一定是同一個地方。異地同名的情況不要說古代，就是現代也很常見。不能因為只是叫“蒼梧”，就認為絕對是同一個地方。而“倉吾”與“蒼梧”所指也未必相同。錦屏山南北兩側的堯與帝嚳之葬，估計已在歷代城市發展過程之中遭到人為破壞。】
《海內經》：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淵，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按，這個說法出現最晚，可信度最低。據文獻說法，長沙零陵一帶的楊越之地，是楚國在吳起時代即戰國前期才併入其版圖的。直到屈原時代江南的洞庭湖一帶仍然是流放犯人的蠻荒之地。舜的時代不可能深入九嶷山一帶。就“海外四經”的內容看，當時認為天下的東南角在連雲港一帶，根本就沒有提到長江，而把淮河與海灣一起統稱為“南海”。可見，當時中原人的認識範圍或者說活動範圍還是很小的，不可能到達湖南九嶷山一帶。】
所以總體上看，舜葬蒼梧在連雲港到淮陽一帶的可能性更大，而不可能在今湖南南部。另有之中原的說法，都是秦漢之後的新說，不可信。
——下文為每期都有更新修改的‘通論’部分，請讀者注意分辨。——
《山海經》一書的創作編寫及流傳過程 （2019 07 14）
今本《山海經》按照順序為“五臧山經”五卷，“海外四經”四卷，“海內四經”四卷，“大荒四經”四卷，“海內經”一卷，共五個部分，18卷。因為有相互連貫的方位描述，因而顯得內容最為準確、最為可信是《海外四經》的最大特徵。其反映的時代為羿殺鑿齒即龍山文化吞滅大汶口文化的公元前2500年，甚或更早至公元前2900年龍山文化的興起，下至亦即其初創時間為夏代後期帝洩時期的殷族上甲微崛起，約為公元前1800年。
“海外南經”末尾“狄山”一節有一句“籲咽、文王皆葬其所”的可疑之語，歷來註釋家認為此“文王”即指周文王進而認為荒誕不經。筆者認為籲咽當為“大荒南經”南方神名“因（乎）”；文王當為曾經統治過該地的商代人方、周代郯、徐、越、楚等古國某一國君，或為後來漢代校書時混入此一句。似不應因為僅此一句含混可疑之語，懷疑整個體例較為嚴整的“海外四經”。
因而可以認為，夏代帝洩時期，以帶有地名甚至大事標註的“山海圖”形式出現。鑑於考古發現大汶口、龍山文化時期即有陶文、骨刻文字大量出現，所以龍山文化時期以及夏朝有文字甚至不止一種文字，是可以肯定的。看來劉歆《上山海經表》說其書為大禹治水之後益等所著，也不是沒有道理。“海外四經”之根據“海外經圖”在公元前1800年前後出現。在此之前有沒有益等人著作最原始的“山海圖”尚不能斷然否定。至於今本《海外四經》的大部分正文，就詞彙語法特點看，仍然屬於戰國時代，應是戰國作者在原圖及標註即原有國名、地名、人名的基礎上，看圖說話、想象演繹的結果，我們不能照單全收。
《大荒四經》的內容基本上是對《海外四經》的補充和交待，但是沒有相互關聯的方位描述，與《海外四經》常出現“同地異名”的衝突。正如袁珂總結歷代研究的結論說，《大荒四經》與全書前文的《山經》、《海外四經》、《海內四經》所採用的“南西北東”的編排順序不同，而採用與後代習慣一致的“東南西北”這個順序。而且篇末也不像《海外四經》、《海內四經》末尾有“建平四年”的校書款識，充分說明《大荒四經》確實屬於未經劉向劉歆父子校理而被郭璞稱為“進在外”的一部分，因而時空順序錯亂。筆者認為其實今本《海外四經》“南西北東”的順序也是劉歆編排錯誤的結果，根據原文只能是“東北西南”這個順序，詳見本書《海外南經》開頭部分的論述。即便如此，筆者認為以《海外四經》為主幹，《大荒四經》仍為必不可少的補充與參照。
《大荒西經》稱夏啟為“夏後開”歷來注家包括袁珂先生皆認為是避漢景帝劉啟之諱，看似合理，實則錯誤。因為他們都忽視了一點，即其根據都是《竹書》稱“夏後開”。我們知道，《竹書紀年》公元前295年隨葬魏襄王，至公元281年出土，中間歷時576年，恰好避開秦漢三國時代，晉人如郭璞即看到其書“夏後開”之語，可見是春秋晉人或戰國魏人避“啟”之諱，與漢人無關。而經過漢朝官方校理的“海外四經”、“海內四經”均直呼“夏後啟”，並未避諱，充分說明“荒經”不在校理範圍內。
而《大荒四經》也有不同於《海外四經》之處，其反映的時代又分別向前向後都有所擴充套件。向前最早到了炎黃時代即公元前2900年左右，倒與現代考古學上的仰韶文化結束之後龍山文化開始興起的年份相合。如果不算上述可疑的“籲咽、文王皆葬其所”一句，最晚則到了《大荒西經》的“成湯伐夏桀”的夏商之際，即公元前1600年前後。
從大的概念上講，仰韶文化（公元前4933—2923年）時代在先範圍偏西，而龍山文化（公元前2900-1900年）時代在後範圍偏東。單純從考古測年時間看，似乎仰韶文化與龍山文化之間還有23年的缺環。實際上考古測年資料都有數十年的誤差，所以在歷史事實當中，這個缺環是不存在的。必然有一代人及其所用之物先在仰韶時期，後在龍山時期。不是說仰韶文化的人與物全都消失殆盡，龍山文化的人與物從天而降。中間必然經歷了政治、經濟、文化等等方面重大變革與繼承的過渡期。廟底溝二期就是仰韶文化發展轉變為龍山文化的一個說明。因而仰韶文化與龍山文化之間前後相承又各具特色的事實是可以理解的，結合考古發現與文獻傳說綜合分析，可以認為炎帝是仰韶文化式微的末任部落聯盟領導人，黃帝是龍山文化興起的首任部落聯盟領導人。所以可以理解為，傳說中的炎黃時代，當在公元前2900年之際，就是考古學上的仰韶文化過渡到龍山文化這個歷史關鍵時期。因而可以建立這樣一個觀念——炎帝代表了仰韶文化的結束，黃帝代表了龍山文化的興起，中華民族稱為“炎黃子孫”在考古學上就是仰韶文化發展為龍山文化這個事實。
文獻方面的證據也是有的。比如《禮記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周武王將上古諸帝王之後分封於這些地方一定事出有因，很可能說明這些地方是這些帝王的故鄉、葬地或者發跡之地，總之與其關係最大。比如堯後被封於祝其即今連雲港一帶，正與《山海經》記錄堯葬地在這一帶相合。當然記載與之有出入的情況也是有的，比如《史記 周本紀》：“武王追思先哲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
司馬遷沒有說明具體依據了哪些材料，歷代注家也沒有說明其出處。相比司馬遷這裡的陳述，筆者更傾向於上面《禮記》的說法，並且認為司馬遷將黃帝和帝堯之後封地恰好混淆，應是——黃帝之後於薊，帝堯之後於祝。這樣就與《禮記》的說法一致了。神農之後封地在焦，應即《漢書 地理志》說的弘農焦城。這裡考古發現了廟底溝遺址，而廟底溝二期文化恰好是仰韶文化發展過渡為龍山文化的證明。
可見，該遺址就是傳說中的炎帝神農氏與黃帝實現權力交接之地，考古學上就是兩個文化的過渡時代、三疊層的地層分佈。而黃帝的故鄉之華北平原北端的永定河、潮白河沖積平原，也與涿鹿之阿的傳說，“海外西經”的“窮山”以及周武王分封的薊國，屬於同一個區域，用現代地理概念描述就是都在永定河、潮白河流域一帶。
此前學者多認為《山經》既有方向又有里程應該最為可信，事實上，其方向和里程與實際情況出入頗大，無法與現實進行全面嚴格的對照。而《海經》裡其它部分的那些神話色彩濃厚的內容，大多是戰國人看圖說話造成的誤解誤傳，價值有限，讀者不深究易受誤導。
尤為重要的一點是，“海內四經”的範圍竟然比“海外四經”大很多，比如“海外四經”東南角在今江蘇連雲港市，而“海內四經”的東南角則在“甌”即今浙江溫州及“閩”即今福建福州一帶。這顯然符合早小晚大的認知過程。就是時代越早，認知範圍越小；時代越晚，認知範圍就越大，這完全符合人們認識世界的客觀規律。
而且“海內四經”的甌、閩、鉅燕、大楚等名稱，顯然是戰國之時代特色的反映。尤其是《海內東經》“會稽山在大楚南”一句，並非前人認為“楚”為“越”之誤，筆者認為這恰好暴露了其創作時間。整本《山海經》並無作為國家以及地名的“越”，甚至連“越”這個字都沒有，在有甌、閩甚至番禺、桂林等“百越”地名的反襯之下，說明“海內四經”作於公元前306年楚滅越之後。既然稱“大楚”、“鉅燕”，可見又在秦滅楚、燕之前。根據當時楚國高官也是大詩人的屈原“天問”長詩的內容推測，屈原生前熟悉《山海經》的內容，故而又可以將其書寫作時代推至公元前278年即屈原去世當年，該年秦白起拔楚郢都，楚國被迫亡遷至陳。此後楚國元氣大傷、江河日下，人心惶惶已成驚弓之鳥，何能以“大楚”自詡？所以最終可以得到這樣一個結論，今本《山海經》絕大部分內容，應作於公元前306年至前278年這28年之間。
《海內經》開篇即言及朝鮮、天毒，加之提及貝加爾湖一帶的“釘靈”，地理範圍空前之大。除了解釋“海內四經”相關內容之外，也與“大荒四經”、“山經”多有關聯，偶爾也與“海外四經”相涉。對於遠方異族的世系皆歸於中原古代帝王顯得荒誕不經，因而可知其創作時代最晚。
《五藏山經》言及範圍亦極大，南到嶺南，北至貝加爾湖一帶，西到中亞的西天山西端，加之“銀、鐵、槖駞”等後起概念普遍出現，因而判斷其創作時代也與《海內四經》相近。
“古山海圖”及《山海經》的流傳過程大致如下，
據《呂氏春秋先識》言“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出奔於商；殷內史向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這些所謂夏、商之“圖法”，當包括“山海圖”，均經由當時官學以個人之力轉移至新興勢力得以儲存流傳。商代繼承流傳，已經被近現代知名學者證實的殷墟卜辭中的四方風名及一些神祇，即來自“山海圖”。又傳至周，當在所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乃至“周典”之列。據《國語 魯語》及《史記 孔子世家》，孔子能辨防風氏之骨、肅慎之矢，可能與其適周問禮學習抄錄“周典”中的“山海圖”有關。孔子自周歸魯後不久，就發生了“王子朝攜典奔楚”之大事，而子朝旋被周人弒於楚，在“周典”之列的《山海圖》散落楚地。
戰國時楚人根據其圖及標註看圖說話，編寫出大量文字描述內容，也摻入一些傳說神話甚至臆想成分。秦統一六國，楚國典籍盡入秦宮。秦始皇焚書不燒地圖地理類書籍，秦末項羽入關中焚秦宮及其典藏，所幸劉邦軍隊先入咸陽秦宮，《山海圖》及《山海經》當如《史記》所言在蕭何從秦咸陽宮搶救出的“秦圖書”之列，因而得以保留至漢。
根據《史記》及劉歆《上表》的說法，漢代第一個熟悉《山海經》的人是漢景帝、武帝時期的齊人東方朔，其圖其書當為民間流傳者。司馬遷有機會接觸漢室所有典藏文獻，然而對《山海經》並不重視。西漢末年的劉向熟讀《山海經》並引發士大夫研究其書的風氣。劉向、劉歆父子相承奉命整理簡冊散亂的古本竹書《山海經》，其校註文字在後代刊本中逐漸與原書內容相混，因而多見秦代郡縣名稱以及突兀內容等等秦漢痕跡。晉代郭璞曾作注，至東晉陶淵明仍然“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後經歷代輾轉流傳，其圖遺失，僅存其書，內容亦有亡佚亦有新增。今本配圖多為後人又根據文字來想象繪製，純粹是畫蛇添足。
將來或許可以在戰國、秦漢魏晉時期的古墓裡發掘出完整的《山海圖》乃至當時版本的《山海經》，相信那個時候很多情況都會大白於天下，然而這種事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今本以蜀中袁珂先生所作之《山海經校注》為善。歷來研究者不乏其人，真正有突破、有價值的發現並不多見。此前學界仍然多以神話看待其書，希望本文能夠引起相關地區政府以及先秦歷史考古學界的重視與關注，將以《山海經》為代表的中華傳統文化深入研究下去併發揚光大。